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1821年，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根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子的进项，扣除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
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是极为重要的事。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括隐权力的必要成本。
而对于那种充当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人情，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点儿吝啬。比如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两千两银子，他却没有答应，只送了300两，还不大乐意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接待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都没有答应，甚至觉得老丈人一再索需，“未免不近情理”。
人情关系既然具有维持官员权力、隐权力的重要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帝国官场会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比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
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由省财政部门统筹收取陋规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陋规，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
致送陋规方面的支出，张集馨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当时他并无积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心每不安”。此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很多，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
张集馨37岁任知府，66岁请假回京，宦游30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据估算，张氏记录在案的数目，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20年来他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由于他比较克制，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过，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下属“孝敬”，也不可信，因为规礼如果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北风去，而晚年张集馨还有余钱购置田宅产业，给自己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按当时的白银购买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给领导送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行贿罪了。然而在晚清官场，陋规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贿赂行私。
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时，陕西的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根据张集馨的记录，林则徐每年都接受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从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中可以看出林则徐的田屋产业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目下无现银可分”。他还告诉三个儿子“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暂时没有相应的记录，不过，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分收入拿出来用于官场应酬、人情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付成本。
我们当然可以将当时官场上的人情应酬与送礼政治视为，但必须看到，这种“”有“合理”之处。首先，帝国无法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分配预期，官员的权力份额受到各种隐权力因素的侵蚀，为了保持权力份额不流失，官员需要通过人情网络来获得隐权力支持。这在当时叫做“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张集馨、林则徐都算得上是有良心的清官，但张氏不能不浮收，林氏也不能不收受礼金，否则，他们如何掏得出那么大数目的权力维持成本
张集馨晚年对仕途前程深感失望，回想起自己调任地方以来，每次致送的礼金“不可谓不厚矣”，但自己的官位却一直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来不得寸进，心中颇为感慨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礼，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将我的政绩奏报给皇上，应酬送礼有什么用张集馨说得有些过激，但事实上，与他“旧交相得、推心置腹”的琦善、林则徐都曾密保过他。应酬送礼究竟有没有用处，看看张集馨的一次经历就知道了
咸丰三年1853年，张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桂良参了一本，遭革职。桂良为什么要弹劾张集馨写在奏折上的理由是张“不听调度，滥用帑金”，按张集馨自己的说法，则是因为桂良“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总督向下属支借经费，张集馨竟没有爽快答应，这等于破坏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被参革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三年后，张集馨起复，署任甘肃布政使，因担心桂良从中作梗，便委托与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说，张集馨以前犯了差错，现在已非常后悔，希望能拜在总督大人门下，执弟子礼。桂良听后大悦，给张集馨来了封信，张集馨也赶紧复信，然后毕恭毕敬赶去拜见，并送上“土宜八色”厚礼，总算修复了他与桂良之间的人情关系。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一个政治功能接通隐权力管道，稳定官员的权力预期。
其次，中央财政也没有给官员制度化的公共预算，虽然朝廷也给部分京官和地方官发放一笔“公费”，但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办公费用，通常来自种种名目的陋规，这些陋规收上来到底算地方财政还是个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务就算公款，用于个人开销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究竟算用于公务还是私务也很难说得清。此外，清代官员用于聘请幕友佐政的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不接收陋规，恐怕连办公都无法维持。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二个政治功能弥补公共财政之不足。
张集馨曾以“政由贿成”来评价他身处的官场，这四个字正好透露了“权力成本学”的秘密权力的行使谓之“政”“贿”说好听点是各种“敬”，说难听点就是陋规，总之就是权力的成本，不支付这个成本，“政”即“不成”，权力即运转不灵。恰如其分的“贿”是维持权力正常运转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贿”才被帝国的官员们当成。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贿”之有无，而在于“贿”之程度。“敬”也好，“贿”也罢，从表面上看，是由处于权力下游的官员支付的，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成本都得由纳皇粮的老百姓来买单。
康熙皇帝曾宣布永不加赋，朝廷给一个州县配备的领薪官员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给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道理说，维持帝国这部权力机器运转，成本应该不至于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领薪官员，晚清官场上还寄生着一帮数目非常庞大的隐权力集团，他们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赋，帝国还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附加税，再加上其他苛捐杂税，小民作为权力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正如张集馨所说“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何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而当权力成本膨胀到小民不堪重负，决心“一较”时，距帝国的整部权力机器完全瘫痪，估计也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