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确定了同舟社今后建立政权的初级阶段仍是封建王朝，且这个“今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王朝鼎革，新旧之间必然要有鲜明的对比，不然如何发动百姓，赢得民心

    同舟社不能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最高理想，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初级阶段。

    先确定大同社会封建阶段的基本轮廓，才能把众人统合到一面旗帜下，重新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空中建不起楼阁，历史也只有在传承、扬弃与创新中方能不断前进。

    在架构初级阶段的政权体系之前，必须对同舟社将接管基本盘之一的大宋，先做足够的解析。

    关于这一点，后世有无数的研究成果，可供徐泽借鉴，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甚至有很多研究成果还是相互矛盾的。

    而处在时代之中的英杰们，比起后世之人来，认识要加直观复杂，也更加贴近实际。

    但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即便让大宋定海神针蔡公相来回答，他也肯定不能回答得全。

    徐泽其实根本没想那么复杂，他只抓核心问题，提纲挈领就足够了，手下这么多人才，总要让他们发挥作用才行。

    当前要优先考虑的，是在符合众人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

    对

    前提必须是在“符合同舟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

    哪怕徐泽一直在造同舟社自己的反，那也只能暗搓搓地搞。

    不然的话，真以为别人提着脑袋跟你造反，就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有魅力

    明目张胆地造自己的反，可知道王莽是如何失败的

    回到大宋的问题上，赵氏立国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后，为了稳定统治，向文官阶层让渡了很多权力，造成了“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假象。

    柔弱好欺的赵祯在位期间，大宋文官也确实充分体会到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快乐。

    但正是这个史书上大书特书“仁宗盛治”时期，帝国的问题愈发深重，窘迫到了赵祯死后几年，赵顼即位时，不变法都不行的程度。

    也正是这个时期，西边的夏国也被玩蹦，李元昊称帝，还留下了“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的夏人笑谈。

    赵祯驾崩后，臣子们非常爽快地给了其人“仁宗”的庙号，以鼓励赵氏子孙继续学习这位窝囊了一辈子的“好皇帝”。

    可惜，其后相继即位的赵曙、赵顼、赵煦都极不好忽悠，当今官家赵佶更是玩弄权术的好手。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和政争，不知不觉间，大部分权力又集中到了天子手中。

    看看公相蔡京这些年四起四落，表面再风光，还不是得为了皇帝鞠躬尽瘁，受尽骂名，更别论天子广造宫观和园林，却无人能制的权力任性。

    受约束的君权软弱可欺，不受约束的君权肆意妄为，都不能让国家强大。

    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立国方针出了问题。

    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但没有守内虚外的大唐同样有不少问题，王朝末年的混乱还更恐怖。

    相对而言，大宋吸取前朝教训后，建立的政体反而更加成熟，也更加稳定。

    出路究竟在哪里

    徐泽的回答是“天下为公”。

    国家若只是为了稳定而稳定，就会陷入把百姓当贼来防，无法得到百姓真正拥护和支持。

    而其余的利益既得者也只会一面抱怨大宋的软弱，一面拼命地在大宋身上薅羊毛。

    徐泽明确解释“天下为公”是公共的共，而非公室的公后，赵遹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点并不被时人所排斥。

    实际上，“天下为公”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比这更激进得多的都有。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两百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辑孟子节文，便删掉了这句。

    但在大宋，这句话却是一点都不犯忌讳的。

    自秦汉以降，孟子的地位提升最快的朝代，恰是大宋。

    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

    翌年，孟子又被批准配享孔庙。

    这之后，孟子一书才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

    所以，徐泽提出以“天下为公”解决同舟社为谁而建的问题时，没人反对。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民生。

    不仅解决治下百姓吃饱的问题，还在吃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能获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会更是扎根最底层，始终统合公共力量。

    众人对这一点早已适应，差的只是捅破最后一层纸。

    至于一些儒学功底很扎实的文官，也不会纠结这个问题。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将，治理天下最终还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话语解释权，很多事情都只是个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派，已经融合了太多的东西，总能变成你需要的样子。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能被时人接受且赞扬，其实源头还在“民”的释义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义，与后世“人民”的概念是两码事。

    当初，众文官拿这个论点忽悠柔弱好欺的赵祯，简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击隐田逃税，确立梯级纳税办法，以减轻下户负担的良法方田均税法，为何会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为其法“与民争利”

    而赵遹更关心的，是同舟社的稳定和徐、赵两家的安危与富贵。

    至于“天下为公”这套理论，他并不是不相信。

    因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内都不可能将其变成现实。

    也不是担心理论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没有具体操作性的理论怎么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这套理论就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继续坚定走现在这条道路。

    赵遹冷静下来后，就明白了自己是关心则乱，要是会前徐泽跟他商量此事，绝对不至于搞出这么大的乱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显然是另有图谋。

    当年在泸南时，赵遹就已经知道论谋略玩心眼，他绝不是自己这个乘龙快婿的对手。

    其实，徐泽确实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解决同舟社理想和目标的问题。

    后世，最初提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伟大目标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才过几十年，就发现这个目标太小了

    理想必须有，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