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

    一位素不相识的，安徽合肥市劳动局的任昌炘同志，忽然写信给我，问蒙铁在哪里工作。他是同乡人蒙铁小学时的同学，经过四十多年之后，在怀念这幼年的伴侣。接到这封信，我好久不流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给他写了回信，我的手索索发抖。

    蒙铁是我的儿子，他在世活了十五年，而我们父子共同相处的日子，实在了了无几，当他出生的时候，我正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等候判决。我的前妻已生了三个女孩，他是第四个，是男孩，我母亲多年才盼到了一个孙子是欢喜的，但立刻决定不许把这个喜讯让我知道，怕我以为已给家里留下了后代，对得起父母和祖宗，会决心上雨花台的。直到长期看守后判了筵刑，移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执行，才知道家里有了这个孩子，并照来信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蒙铁。在这以前家里都叫他阿毛。直到阿毛蹒跚迈步，母亲带着孙子，千里奔波到南京来探监。孩子第一次出门，一切都是新鲜的，连监狱也觉得好玩，而且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亲爸爸，满心喜悦。狱中教诲所长沈炳铨给我特别优待，接见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孩子让穿着囚衣的爸爸亲了一亲，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认一认这个初见的世界。但时间只有三十分钟，看守就押着我进牢房了。

    七七事变后出狱，我得到暂时回家休息的许可，母亲要求我至少住一百天，可是上海八一三的炮声响了，在老家小书房里，我再也呆不住了，郁达夫来救了我，一封福建省府大官封的来信，我才得拜别母亲，亲亲孩子，又离开了这个十年未归的家园。那时候蒙铁四岁，一个像小牛犊似结实的野孩子。

    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我奔走各地，与家人叙散无常，忘却儿女正一个个地成长。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从北京因公南下，才匆匆地最后一次探看了老家，城中那时只有一所戴帽子的中学，蒙铁曾被那位校长骂过“小土匪”，却去考上距家八九十里地的有名的白马湖春晖中学，只在周末骑自行车来回一百多里回家一次，家里已只留下二个小男孩，我决定先带蒙铁到北上学。

    这是11月的下旬，北京已进入严冬季节，我带他去王府井，在东安市场买了一套厚实的棉制服，抽空子玩了一天。到处托人探听可以插班的中学学。自己。要上班，只能给他一点钱，让他独自带着游览地图去玩儿。那是后来知道的。这一天，他去北海公园回来，在路上被掏走了钱包，连搭公交车的钱也没有了，个人摸索步行，走错了路；直到天黑才到家，也没说什么。第二天就突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嘴边破损一块流出脓水，脸色通红，机关医务室刚进城的小辫子医务员看了一看，说：“不碍事的！”给了几片药，哪知这天晚上大吐大泻，满床粪便，急得我手足无措，要了署长的专车，决定送医院急诊。协和医院相去不远，偏偏总务科长是爱国者，说那是帝国主义的医院，应该去我们自己从解放区刚搬来的医院。于是，到了天坛的华北人民医院，据说是有名的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好医院。在好医院挂上急诊号，科长便搭原车办公去了。我一个人伴着一个已经昏迷的病儿，在候诊室里等候了好久，才来了一位姗姗来迟的急诊大夫，看了一看，没说什么，就把病人送进了一间空荡荡的别无病人的大病房，我独自伴着昏迷的孩子，四顾无人，不见大夫也不见护士，像鲁滨孙登上了荒岛，一次一次出去找大夫，找护士，那门房值班的老同志说：“今天恰巧是星期日，大家休假去了。”连值班的大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倒是厨房里有人，送来了一碗米粥，一碟咸菜，可病人已失去了饮食的要求。

    我焦灼到愤怒，冲到院部值班室去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急诊病人的吗？”好容易来了一位大夫，又听诊了一下，依然不说什么病，只说要打盘尼西林，院里恰巧没有这种药，马上派人到别处去找吧。

    从天蒙蒙亮一直到过了中午，仍由我一个人守护着病儿，病儿浑身红热，越喘越急，已进入垂危状态，病房里仍不见大夫，不见护士，清寂得像荒山的古刹，希望只寄托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杨枝水一盘尼西林了。

    以北京之大，这盘尼西林在当时也已普及，可不知潜踪到哪里去了，我与病儿一般昏迷了头脑，木然地望着病儿，不饮不食，也忘却了应该打个电话请机关的同志来帮助。整整一天不饮不食，眼看得天又黑起来了，而盘尼西林不见，大夫不见，护士也不见。病儿已经在发出最后的喘息。我再次跳出病房，大声叫吼：“这里是不是治病的医院？”吼声震动了全院的空气。

    大夫来了，护士来了，而盘尼西林依然未来。我俯身抱紧了病儿，连声叫他的名字，看着他不服一药，不打一针，就告别了他好容易生存了十五年的这个世界，再也叫唤不醒了。我抚摸他的全身，一点点地凉下去了。只有从他新买的棉制服口袋，找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北京真好”！

    病房里刹时热闹起来，连爱国的科长也夤夜赶到了，但是，蒙铁啊，除了太平间，还有你别的去处吗？

    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闷头闷脑地倦极入睡。第二天，署长胡愈之同志听到消息亲自来慰问，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遗体解剖，明确回答我，孩子害的是什么病，立一块石碑，把遗体埋葬在医院旁边的荒场里，由我自己来书写碑文。署长都同意了。

    解剖的结果没有让我过目，说按规定应留在机关的档案里，只告诉我，害的是急性白血病。我没有多少医学知识，只知道白血病就是血癌，不知道害了这样病，是否急性到非在几十小时之内立即死亡不可。直到我八十多岁了，有时怀旧说起，老伴黄炜告诉我，她见过解剖报告，记得结论是白血病和急性肺炎并发症。显然肺炎是致命的原因，即在那时西医药水平一支盘尼西林就可以抢救过来的。署长怕我去医院闹，故意不让我知道真相。当时，我心犹未甘，不仅仅是丧明之痛，而是这么大一个医院，将有多少急性病人求他们救治，就让他们这样地对待下去吗？

    我到人民日报社找林淡秋同志，他是主持四版的副总编辑，听了十分气愤，叫我写一封“读者来信”，很快地在报上发了这封长信。党报的出场，连卫生部李德全部长都惊动了，亲加过问，于是医院开了全院大会，举行了一次大整风。

    总务科买了一块三尺高的大石碑，我拟了碑文的草稿：“楼蒙铁，十五岁，为医疗所误，屈死于此。”胡署长摇摇头：“这太露骨了。”我接受他的劝告，改作：“吾儿蒙铁，急病不治天亡于此，父楼适夷。”便树立在医院边荒场一堆小小的黄土堆边。诗人沙鸥同志听到了这件事，写了一首长诗《驴大夫》。到1951年文艺整风，淡秋和沙鸥都为此受了批判，我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部队里，没有遇到这场整风的灾难。要不，说不定也将挨上棍子。

    当然，这是四十多年的往事，可是作为父亲，由于任昌忻同志的怀旧，引起了我对天儿的哀思，哀哉蒙铁。

    1986年存稿1993，8，2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