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后，母亲十分悲痛，终日怀念父亲，口中喃啁自语：“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她这样称呼记忆中的父亲。父亲去世后，她固执地不离开与父母共同生活十余年(可能二十余年)的房子。每餐给摆一份碗筷，仿佛父亲仍旧活着一样。人们劝她出去活动活动，散散心，她也不愿。母亲患相当严重的高血压病，连人力车都不能坐，人力车一走，她就头晕难受，天旋地转，恶心呕吐，更不用说坐汽车，电车，火车和飞机。

    父亲去世后，母亲孤独一人，就和四妹同住，以后四妹结婚，生了两个儿子，连同妹夫，一家都和母亲住在一起。这样安排之后，母亲总算身边有人照顾她了。她安居了三五年(或六七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老人独自一人在楼上，听见楼下孩子打架了。小的越哭越响，好像被哥哥打伤了。老人听了，心中着急，因为白天四妹夫妇上班去了，家中只有楼上的老人，楼下的阿姨和两个淘气孩子。老人深怕阿姨管不住孩子，闹出事来。，顾不得自己年老腿脚不便，慌忙走下楼梯想去看看孩子。不料刚刚走出几级楼梯，失足摔了一跤，一直滚下楼梯，倒在地板上，起不来了。她半天没有动静。阿姨跑过来一看，见老人闭着眼，一动不动，昏过去了。

    阿姨赶紧设法通知四妹。四妹三妹到来，发现母亲倒在地上，还没有苏醒过来。没有别的办法，只雇了汽车，把老人赶快送到医院。医生经过检查，说老年病人脑血管震裂，已经瘫痪了。老年人瘫痪，这是不治之症。回家好好养着她。从此我母亲几乎成了“植物人”。她饮食人厕不能自理。眼睛张开，眼珠不能转动。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嘴也歪了，舌头僵硬，不能说话，即使说几个字，别人也听不清。

    经过我大姐和两位老妹妹商量之后，把我母亲雇人抬到在上海虹口居住的三妹家中安居，雇一位特别护理病人的护士照顾她的生活。三妹夫妇的住宅格局和父母住过的小宅完全一样。楼下楼上各一大间，其它就是厨房和亭子间，楼梯间。我母亲住楼下的大间，睡一张较大的床，靠里边的墙边，有一张行军床式的小床，是日夜伺候病人的特护睡的。我母亲那时像植物人，不会自己站立，不会举步行走，说话不清楚，身边的人也认不清，饮食入厕也不能自理。她在那里平平静静地又住了几年，没有出大毛病。可是有一天又发生了不幸的祸患。

    那天，特护给她喂了早点以后，让病人在床上静息一小时，然后扶她起来，搀她出厨房的后门，到另一条很清静的小弄堂里，让病人坐在一把事先放好的藤椅上，呼吸新鲜空气，解解闷。与此同时，特护自己也去解闷了。她到附近邻居家串门，聊天，大约一小时之后让病人独自坐在椅上，无人照看。等特护玩够了回来时，发现病人不再坐在藤椅上，已倒在藤椅子前面的地上，身体蜷成一团，整个身体压在左臂和左腿上。特护赶快扶起病人，病人毫无反应，身体不动，眼不张开。特护知道出了毛病，赶快去请了一位邻居的熟人来，两人一同连病人带藤椅，抬到病人房中，把病人放在床上躺下。这时，特护发现病人裤子上湿了一片，心中明白了：病人需要小便，叫特护，特护在远处，没有听见病人的呼唤，没有回来。病人小解憋不住了，在椅子上挣扎，所以从椅上滑下，倒在地上。她倒下时，想用一一只手去拉住椅子。椅子轻，随人～起倒在地上。特护想问题不大，于是去拿了半盆热水和毛巾，替病人擦净身体，换了裤了，以为一切正常，太平无事了。殊不知已经闯下了大祸。过了一天，病人开始用手抚摸左膝盖，说左膝痛，以至夜里不能睡眠。第三天，特护发现病人在膝关节上有一个小创口，渗出血和脓水。三妹一看情况不简单，赶快把病人抬到附近医院中去求诊。医生进行初步检查之后，认为病人左膝关节在病人摔跤时扭伤碰伤，软组织破裂，说不定细骨头重伤或折断。医生警告，别以为这是碰伤小事，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为病人是年老体弱的长期病人，身体抵抗力弱，万一血毒扩散到心脏，腐蚀了心血管，可以造成心肌梗塞，那就无可救药了。防止脓血扩散最彻底的办法是截肢。如果是年轻病人，身体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干脆就建议截肢了。现在病人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又长期患病，体力衰弱到最低程度，所以医院必须与病人家属商量，决定采用什么治疗方法。反正即使决定截肢，动手术前也必须家属签字，表示同意。

    那时我在天津教书，我大姐和两位老妹子打电报给我：“母病危，速归”。第二天，我就坐飞机赶回上海。姐妹们在上海龙华机场接我。飞机着陆已经是黄昏时刻。我和姐妹们坐出租汽车直接到虹口医院看母亲。我母亲住一间四个病床的大病室。我一到就扑向母亲的病床，我搂着老人的头颈，在她身边问：“娘！你听得见吗？”母亲点点头。我又问：娘，你认得我是谁！”没有想到，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永之他爹！”永之是我儿子罗永的号。没想到，卧病多年的老人头脑这样清楚，我又惊又喜。恨不得亲我的老母。

    当天晚上，虹口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在医院会客室召集病人家属谈话，我们五个人，大姐、三妹、四妹，弟弟和我都出席了。医生说，由于老人病势危急，不能耽误时间，所以晚上请你们来商议。医生接着说，他们正在用手术工具吸取伤口内的脓血，但是吸得很慢，而且关节骨缝中的脓吸不干净，因此上药到不了关节深处，效果不理想，腐烂在继续发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人口吸脓血。但是有谁肯用嘴吸腐烂的脓血，气味难闻。护士们不肯吸，多给钱也不吸。医生不应当承担这种工作。只好请病人亲生子女吸脓……凭了孝心，子女可能肯试试。但是治病不是演剧，不能倚靠孝顺的感情，表现一下。用人口吸脓，可能也吸不快，吸不净，照样要耽误治疗。治病不能凭感情，治病要凭科学。截肢的建议不是(医生)个人的意见。我们外科几位医生也对于治疗这位病人的问题讨论过几次，大家的意见都倾向于截肢，所以这可以算医院的意见。我们请教医生，老年病人做截肢这种大手术，究竟危险多大，是否一定会导致死亡？医生说这很难预料，反正主刀的大夫尽量小心谨慎，比如上麻药不能太多，以免病人昏迷之后醒不过来，导致死亡。又由于病人年迈体弱，大夫尽可能使她出血少一些等等。但是要担保不出意外，谁也没有这种本领。医生说实话，对于这位老年病人，手术不出意外没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医生的话说完，我们五个人小声商量了一会儿，赞成截肢的人比较多。我个人心头难受，思乱如麻，没有发表决定性的意见。赞成截肢的人想法很简单：不截肢，病人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死亡，而且伤口糜烂的痛苦时间可能很长。病人被腐烂的痛苦折磨很长时间，然后体力不支而死亡。至于截肢虽然危险很大，但是还有存活的一线希望，所以不得已，只好赞成截肢。接着就是谁在医生已经准备好给病人截肢举行手术的诊断书上，家属代表签名。表示同意的问题。我建议大姐签名，因为她在我们五人中年龄最大。大姐主张由我签名，因为我是“长男”，是“一家之主”。我犹豫了一分钟，只好掏出笔来签了名。我想母亲的前途，觉得我自己是刽子手，不觉落下眼泪，我们五人中，擦眼泪的不止我一个。

    医院早有准备，给我母亲截肢的手术第二天下午就进行了。我们姐妹兄弟五人，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候着消息。半个多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打天，医生出来对我们说：“手术成功。病人醒过来了，情况良好！”我们五人高兴极了，恨不得跳起来。

    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手术后我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不思饮食，医生让护士从病人鼻孔是灌流质食品。到第三天，不幸的母亲，终于体力不支，停止呼吸，心脏停止跳动。可怜的母亲终于结束了她悲剧式的残生。我心中像被尖刀扎的一样。我觉得我应当对母亲之死负责，我不孝，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