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l8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BoI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完没了的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焦急，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1923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l924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我记得她是1925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两闾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姑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长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围。“十字布”上绣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鸟。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1925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开个欢迎会，我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已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准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l927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擦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簪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饶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一一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问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一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