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只安居了一年，又到武昌、上海、广州。l926年，为了龙儿的病，他曾匆匆从广州赶回北京一次。l927年他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才把北京的家结束。三婶带着龙儿的弟弟妹妹回到富阳去，而那六大书架的书又只好由母亲安排，搬回我们家的西厢房来。直到达夫1933年从上海移家杭州，而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移居上海时，才又把三叔的两三万册书装箱运到杭州去。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杭卅I沦陷期间，“风雨茅庐”的书全部失散了，传说有的被日寇运走，有的被盗卖了。日本投降后，还有文艺界朋友在旧书店里买到达夫的藏书，有他的亲笔签名，有的还写着“达夫爱读之书”。

    在上海的回忆

    1926年6月，三叔为龙儿之死从广州赶回北京，10月再到广州时，郭老已随大军北伐，原来由创造社人员几乎包办了文科的广东大学也改组为中山大学，领导人员几乎都换了国民党中人，如戴季陶、顾孟余、丁惟汾、朱家骅等，文科由傅斯年主持。达夫看看无可作为了，便於11月底辞职，仍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洪水》和《创造月刊》。在1927年1月出版的《洪水》上，达夫发表了他写的暴露广州政府中黑暗面的《广州事情》，引起很大震动，跟着发表了一些对达夫的批评，成仿吾写了《读(广州事情>》在《洪水》上发表，郭沫若也对他很不满意，认为不管怎样，与北洋政府相对来说，暴露黑暗总是

    往革命政府脸上抹黑，於革命不利。后来也到了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读了《洪水》，却曾著文替达夫辩解，认为他说的是实话。

    1927年初春的政治气候正是乌云翻滚，非常险恶，影响到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一致。三叔这时一个人住北闸在创造社的编辑部，情绪消沉。恰好就在他的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里遇见了王映霞。后来他曾对孙百刚吐露过他当时的心情：“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当时的中国，哪里是绿洲呢？於是三十一岁的三叔第一次性命交关的掉在爱情的“绿洲”上了。

    单凭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以行动闯出一条革命道路来虽然不足，但对於排除爱情的障碍，战胜宗法社会的种种非议却是有余的。他和王映霞终於结婚了‘，在赫德路嘉禾里安了家。熟人、朋友、两方面的家庭自然都不赞同。听母亲说，父亲在北京知道后非常生气，不知写过多少信去告诫三叔，作为法官的父亲首先就指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然而既成事实终究是既成事实。

    在新旧交替的婚姻问题上，这样的事在当时毫不稀奇。在受害者的旧式妇女方面，已经承受惯了千百种封建压迫，与其再遭受“离婚”更受歧视的打击，勿宁接受生活的一定保障来抚儿育女更来得现实些。三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经常汇钱回富阳去给三婶。

    这一年他开始雄心勃勃的编辑出版《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出版了，接着《文学概论》、《日记九种》出版了。之后，到1933年移家杭州以前，陆续出版了全集二卷《鸡肋集》、三卷《过去集》、四卷《奇零集》、五卷《敝帚集》、六卷《薇蕨集》和不列全集卷数的《忏余集》，以及《小说论》、长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迟桂花》、翻译集《小家之伍》等等。1927年8月，退出创造社后，他支持几个青年人创办《民众旬刊》，他写《发刊词》和评论，出了五期停刊。从l928年5月到1929年8月，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被迫停刊后，1930年又与陶晶孙合编《大众文艺》月刊，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不久又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禁刊。1933年4月，达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但是他为了收稿费，买书，还是经常来上海。

    我是1933年7月到上海的，当时是十七岁，已经用假文凭考进了北京艺专学了三年西洋画。因为父亲已先於一年前调到上海租界法院里工作，这时全家都搬来上海了。我高兴极了，早已响往上海，进步文艺活动的中心。我渴望见到三叔，他会带我去看这大都市里的新鲜事物，去看有名的作家。可是他也许和七年前在北京时不一样了吧？他有了个王映霞，再到我们家来会不好意思吧？我很替三婶难过，可又很同情三叔勇敢地顶住了一切非议，获得了幸福。不久，他和王映霞到我们家来了，仍然穿着长衫，很随便、很快活的样子，爽朗的大笑，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而父亲呢，竟然也对他们很和蔼，很亲切，一点也不板面孑L。王映霞给我的印象不像我想像的那麽年轻，说一口杭州话，很会应酬，开起玩笑来也绝不会吃亏，衣着打扮在我这个女学生看来更接近於少奶奶型，穿一双绣花鞋。这最初的印象与我后来的了解还是相符的。达夫生过一场大病，她尽心护侍，病后她每天墩野鸭、甲鱼给他吃，她的确很会烧菜，也很会管家，三叔的收入全靠零星稿费，很不稳定。过去他向来是钱一到手，不是买书就是请朋’友喝酒，很快就花光了，如今全由王映霞管起来，酒也不许喝过量。也是她的主意，重新把出过的书编全集由北新书局重排出版，每月抽一定的版税，保证了固定收入。父亲到上海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而母亲和北京的家还没有搬去，父亲一个人暂时住在办公室里，下班以后经常就到嘉禾里，谈天吃饭，有时打四圈小麻将，谁输了拿出钱来买菜请客。就在那儿，父亲认识了田汉和阳翰笙同志。后来，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桂林经常见到田汉同志，他多次和我谈起三叔、父亲在嘉禾里时的情谊，也一再谈起他自己被捕时父亲帮助他脱险。他说，那真是戏剧场面啦，几天以前还坐在一起打麻将的，忽然就在法庭上见面了，他一看是父亲坐在上面，一本正经的审问他，他差不多想笑出来。我也和他谈起，父亲对三叔犯“重婚”罪曾经很生气，怎麽到了上海又跟他们和好了呢？他说：“你不知道哇，在法律上重婚罪是要有当事人告状才成立的，没人控告就不论啦！哈哈哈！何况王映霞给大伯伯烧的一手好小菜，你爸爸就爱吃她烧的甲鱼呢。”他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

    三叔第一次看见我，非常惊讶：“长得这样高！是个大姑娘啦！”记得他跟我开了许多玩笑，用富阳家乡话说我是个“木都”(就是傻瓜的意思)，说要带我去见见世面，还说要给我找个好婆家。我很生气他还把我当小孩，而不是正经把我当个大学生那样谈话。但是我也看出他很高兴我是学画的，他有了个搞文艺的后代，因为父亲叫我拿出习作来给三GIGIA看(我还是一直叫他三GIGIA)，他确实是很高兴的夸奖了一番。

    这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来带我出去玩，可惜我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除了坐电车之外，走路走得很多，而且他走得很快，在大街上我想看看橱窗都来不及，到了一处跟一些人说说笑笑，介绍我是她的侄女，又出来再到一处，就好像不是带我去见世面，而是带着我去给他的朋友们看。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去过菜市路上海美专，见过倪贻德和刘海粟；还去过霞飞路一个“按摩院”的楼上，那是漫画俱乐部，在那儿第—次认识了叶浅予、黄苗子、丁聪、梁白波、胡考、陆志庠、张乐平……等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