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她是“犯了错误”，我在思想汇报里，不得不说了些她在世界观上消极面一类的混话。当时所谓思想汇报，大家明白，多半是满纸荒唐的违心之论，“造官家”也不会相信的，但我不想以此来获取逝者的谅解。她坚强，我怯弱。这是活人对死人的糟蹋，父亲对女儿的践踏。今天我年过七十，此刻又夜深人静，星月在天，自念平生可悔恨之事很多，这也是一种最大的内疚，却是在红旗下产生的。

    后来我们从矮平房迁回原处，她的二妹从北京探亲回家，邻居听到弟妹们叫着“二姐”，便问她祖母：“有二姐总有大姐，大姐在哪里？”祖母没防到会这样问，只得支吾说：“大姐在兰州”。其它较疏远的朋友问到时，我们总是把话岔开去，仿佛这里面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理亏可耻的地方。她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躺在地下。我们时而愿死者有灵，时而又愿无灵。她在遗书中说：“我要到很远很远地方去。”我把这话和她祖母的话联系起来，一刹那间，忽有此幻想：只要她真的在兰州，哪怕一辈子不回来也甘心。

    她的那只手表，她妈妈托人带到北京给了她二妹，但却瞒着，她二妹就有些怀疑：为什么要将大姐手表给了她？当时她大姐的处境不可能添购新手表。她一个人远处北京，一直在耽心，做噩梦，但她害怕的只是抄家没想到人亡。由于一连串的刺激，使她在精神上也患了后遗症，因此，今天在我二老身前当作长女的却是我的第三个女儿。

    现在，她的三妹和四妹都由江西插队回来，三妹顶替我，在出版社工作。我们合家感激，全上海千千万万的青年和家长一齐感激。她的四妹呢，也因顶替而得到工作。顶替谁？大姐！根据是，因为她已经怀孕，胎儿却在母亲腹内时就给瘟神扼死了。

    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我们已经和灾难告别，永远告别了，学校的党组织也以沉痛而严肃的态度，宣布她是“无产阶级队伍里的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我曾经写过悼念她的文章，先后被两个期刊退回，一是因为“情调低沉”，一是她并非知名人士，稿子就此搁在抽斗里，一搁便是十几年了。这次重加修改，姑且试试看，不管能不能刊出，笔端上也有更多的舂温，“人”，终于放在大写的位子上了。

    犹忆傅东华先生逝世十年后，才开追悼会。人死了十年才开追悼会原是反常的现象，但对于浩劫中受灾受难的逝者来说，却又是很正常的现象。生活里总是有那么一些反常与正常难以分别的事例。

    二十年来，要说的话原不止这些，纸墨有限，怎么说得完尽呢？而且夜更深了，她妈妈也频频催我睡觉，“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当我将要搁笔的时候，我想起了阮籍《咏怀》中这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