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我的四妹韦君之去世了。

    当我赶到病房的时候，她已经停止呼吸。我抚着她盖着洁白棉被好像还温热的身体，没有哭泣，只是喃喃地说：“你不再受苦了。身上也不疼痛了。老四，你平安地去吧。”

    她去了。她比我年轻，却先去了。她是个高级工程师，不是死于一般营养良好的老人常得的病症一一心脑血管疾病或癌症，而是死于穷人的病一一肾盂肾炎转尿毒。直到我像送人远行似地送她进了太平间，回来坐在自家的书桌跟前，回想她的一生，我才觉得眼泪忍不住了。

    我必须为她写点什么。不是因为她有多少丰功伟绩，她只是个极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要写这个普通知识分子。

    她比我小四岁。当1937年抗战爆发我离家南下的时候，她初中还没毕业，我怕她出去不会料理自己，就没有带上她同走。后来在延安我碰上了一个刚从天津来的认识她的女同志，说她“现在在念书”。以后我也接到过她的信，是她的结婚照片。披着纱，戴着珠花，穿着软缎西式长裙，脸上显然用心化妆过。信上还说她做梦梦见了我在边区所生的小女孩，穿着蓝天鹅绒小衣裳，多么漂亮……唉！那时我只觉得我的家庭和弟妹，离我已经有多么远了’。以为她们大概再也不可能和我走一条道路。

    没有想到，熬过了抗战，又来了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的解放大军包围了城市。我竟得到机会在1947年年底从老解放区化妆潜回北平，又见到了她和家里人。当我身穿一件旧蓝布大褂，像农村妇女那样用两个发卡别着头发，走进家门时，迎候我的妹妹们已经把佣人都打发开了。自己把着大门，招呼我赶紧溜进屋去，换上一件适合身份的橙红色驼绒旗袍，才敢出来见人。我见到了四妹和第一次见面的四妹夫黄云。这时他们俩已经都是好几年的工程技术人员。那几天，我住在这个虽然极口叫穷却依然显得陈设华贵的家庭里。听他们每天谈的除了向我打听解放区情况之外，就是大骂国民觉。黄云问：进解放区要不要都参加共产党。四妹断言，国民党已经完全众叛亲离，他们用不着怨共产党。她说：“现在连舞女都请愿。难道这些舞女还可能是受共产党煽动的吗？是国民党自己实在该完了！”她那时正在铁道科学研究所做化学研究工作。她说：上班没事干，就把很值钱的细砂状化学试验材料打开几管，磨竹针织毛衣，这年头有什么法子呢？

    后来我要回解放区了。过去参加过革命的三妹决定跟我走。四妹什么也不说，只是大哭起来。她大概知道这是不能挽留也不应该挽留的，但是姐妹之情有点合不得。那时候，我看他们夫妻俩对于共产党实在没有什么认识，一本书也没看过。但是对国民党却很有认识。当然这不是依靠她十五岁时候接受的那一点点革命宣传，而是依靠她对于当时现实生活的深切体会。

    后来，三妹没有走，却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到我回解放区大半年之后，四八年初秋，四妹和四妹夫黄云忽然一起到解放区找我来了。我不知道他俩是怎样下这个决心的。他们一下子来到了平山县夹峪村，出现在我那没有桌子只有砖炕的卧室中间。我一看她，身穿花布裤褂，服装像个乡下女人，头发却还是像城市妇女那样毛茸茸地向后梳着，脑门上更没有农村已婚妇女通行的“开脸”痕迹。我马上笑起来，说：“看你这样儿，要是我，一眼就能查出你是个知识分子来！”她也笑着，说：“反正是混过来了呗。他们的检查光会出洋相。捏着棉被问我，‘这里面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也没有。’其实棉被里当然有棉花，什么也没有不成了夹被了吗？”她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耽心他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刚进解放区，能不能习惯。但是他们很高兴地告诉我：一到石家庄招待所就碰见了廖承志同志(那时正管新华社和广播台)。廖公知道了他们是来解放区找我的，又知道黄云是搞无线电技术的，马上就在招待所把他们截留下来，叫他们上广播电台去。所以，他们还没走到我这夹峪村，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了。四妹简直是全身充满新鲜之感，向我详细报告她怎样坐牛车来村和代赶牛车的经过。她摇头笑着：“这地方呀，抬头一看，就是再叫我出去，我怎么也找不着出去的路了。”意思准备终老此乡。

    解放区的一切对她都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廖公布置下来了，广播台就尽可能优待他们。四妹对于人家给他们打那么多开水，简直受宠若惊。说：“喝也喝不完哪！真正抱歉，只好洗了脚了。”后来黄云很快就在广播电台管上了机务。她则在广播电台给我们那些从未受过正规科学教育的机务人员们教理化课程。教了几课之后，她有一次来夹峪，很认真地表示感动：“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用功的学生！这样努力，这种学生北平找不着。”她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这些青年机务员的经历。这些放牛娃、高小生，大概是生平第一次碰到系统地给他们讲授科学的老师。当然拼命也得把这些珍贵的知识吃下去。四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现在见到，她对他们的印象非常之好。一点不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有什么隔阂。

    她到解放区不过半年，就准备解放北平了。我们分别跟着自己的单位，进入北平城。我进城稍晚，来到之后，弟弟妹妹们已经都工作上了。那时正在忙接管旧机构，收录留用人员。四妹也做了进城接管干部。她是学化学的，组织上派她去接管一个工业研究所。我抽了一个星期日由机关回到自己家。记得是个冬天的下午。只见四妹穿着一身又肥又厚的灰棉军装，躺在母亲的大床上，嘟着嘴睡得正香，样子像个孩子。屋里好些人，那么吵，真亏她能睡。我说：“怎么这么困呀？”三妹代答道：“她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累过。代表共产党新政权去接管，亲自一个一个去查点那些瓶子罐子，不是玩的。”我笑道：“对，现在她是接收大员了。”

    后来，她就留在那个研究所当了技术员，以后升了工程师，一直搞她的炼焦研究。也可能她太不像一个“接收大员”，或者后来的领导也忘了她原是一个代表共产党前来接管这个机构的干部，总之，她可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接收大员”，后来她也没有做政治工作，还是照过去的原样，当她的技术员和工程师。

    不过她干得可是与解放前大不相同了，一趟解放区没有白去。到三十岁又从头学俄语，学日语，还告诉我：本来懂英语的人可以如何利用英语去掌握其它外语的经验。她的业务原是好的，念大学时得过华北区统考第一名。这一阵，她全部身心投到实验室里。所有的衣服不分衣料如何，上面几乎都有化学试剂烧破的洞，就那么穿着出去作客。那几年大家都忙得要命，只有在“回娘家”的时候姐妹们见见面。谈话材料就是政治。我的爱人杨述老是充当临时政治讲师的角色，给我父亲和弟妹们讲各种中央精神，讲政策。有时我也讲点“内参”里见到的违法乱纪的消息，四妹一听总是十分愤怒，大骂那些不爱祖国的可恶的人。她本来完全可以入党，也并不是支部不要她，是她自己认为凡党员都是最圣洁崇高的人，衡量了衡量，总觉得自己还差，还得提高，她当时没有提出申请。

    黄云还在广播电台。他是开国大典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负责转播工作的工程师。也是一心一意扑在他的工作上。有一次，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去用冷水冲脸，却忘了脸上还戴着眼镜。叭的一下，把眼镜砸在盆里。他们一心一意，以为共产党做的一切全是对的。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黄云来了个挺身而出，批驳别人说的党外人士常常有职无权，他说：“我不是党员，我体会自己就是有职有权！”后来，他由此被称为反右的积极分子，入了党，当了总工程师。他们夫妻俩是那么天真，实在不知道党内还有什么阴暗面。

    1958，年大炼钢铁，这下子四妹可忙坏了。炼钢铁要用焦炭，当时在全国搞开了“大炼土焦”的运动，她就到全国各地农村去跑，近至河北，远到广西。她是研究炼焦技术的，出过国，懂得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时却天天忙着帮助农民搞那一个一个大坟堆似的土包，中间堆上煤，下面留条出风道。她未尝不知道用这样的方法炼出来的东西不大可能适用于现代化的高炉平炉，但是她说：“这是党号召的，我得尽量扩展我的知识范围，也可能找出一条可行的新路。”为此她努力钻研，碰壁无数。还真的搞出一本《全国简易焦炉配煤方案》的书。我那时也在农村“大炼钢铁”，有一次因公回北京见到了她，说起这些炼焦土炉，倒觉忽然找到了业务上的共同语言。本来她的业务和我的业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这时这种把文学家向科学“提高”，又把科学家向文学幻想“降低”的办法，使我们奇怪地变成了同行。为了“农业大放卫星”，我还曾写信向四妹求援，她也曾认真地帮我找了几本农业科学的参考书寄来，告诉我应当看哪几节。但是，最后当然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们放的那种“卫星”，任何书上也不会有。她自己跑了一阵之后，在“大跃进”的运动中又叫她参加编写什么《中国炼焦史》，也算“卫星”。她于是忽然又投入了古书，把自己原来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全放弃了。到这时，机关支部又曾要发展她入党。人家是好意，觉得她积极，她这时却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党的步伐”，不敢进入党的行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