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原为湖北黄冈县人，而家居江西之德安。l919年在北京订交后他即回德安。l920年我介绍他人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大师洽佛家唯识法相之学。l922年我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之外，增讲唯识之学，先后写有《唯识述义》第一、第二册出版(惜第二册今手中无存)。要进而写第三册，觉得于了解此学尚有未敢自信者，经蔡校长同意访求明师于内院。原想延请吕秋逸(潋)先生北来，而欧阳先生不许可，乃改请熊先生。此时熊先生住内院首尾有三年，我意料其当能传述欧阳之学，而欧阳则是能祖述古印度此宗之学者。一一唐代玄奘游印度那烂陀寺传来此学，窥基秉承奘师撰《成唯识论》，欧阳则近代严谨勤恳地治此学而宏扬之者。

    事情出我意料之外，而且与我所希望者大相背反。熊先生接任北大讲席，竟然撰《新唯识论》一书，悍然改造古学，于其间名词术语且多杜撰。事已至此，我亦无可奈何!(附注：南京内院曾写出((破新唯识论》，熊先生又写有《破破新唯识论))。)

    中国现行学校制度始自清季之摹仿欧美’日本，凡所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名堂皆因袭于外国，而固有之儒、释、道各家之说则均纳入哲学范畴，改变生命上的反躬修养功夫而为口耳四寸间的空谈戏论，实可哂又可哀之事。

    然而当今世界固尚处于人类第一期文化，人生态度以对物为主的时代，中国人正被笼罩在近代西洋风气下，其势固宜如是耳。必待最近未来世界转入社会主义社会，亦即是以人对人为主的时代，从而中国文化乃复兴起来，则风气自当一变也。一一中国文化一向特重讲求人们相安相处的情谊关系，而人对物(大自然界)的控制利用问题将退居次要，其时学术风尚势将不变。盖古中国文明实为人类第二期文化之早熟者，如我夙昔所指出。

    熊先生于民国十一年(1922)冬应邀北来；其时正在聚合一些北大同学如朱谦之、陈亚三、王显珠、黄艮庸等及远从四川北来投我的王维微(平叔)诸友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巷内赁屋同住共学，他抵京便一起同住。1923年他及艮庸等几人则移至崇文门缨子胡同我家同住，旋移居西郊清华园附近之永安观内(忆是年有日本东京大地震事)。1924年夏我辞退北大讲席赴山东曹州主持重华书院兼第六中学高中部事。熊先生又偕同讲学其问，收有郯城高赞非等为学生。其后《尊闻录》一书即高生所笔录者。1925年我们偕诸友退出曹州回京，在什刹海东煤厂赁屋同住一时期。1926年春初我们又一同移居西郊大有庄内一处大宅院(院内最后一层北房则西友卫西琴居住)。l927年5月我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去广州，熊先生去杭州借住西湖某寺院，于是分手者数年。然而当我南游时，路经上海，曾偕陈铭枢游西湖，仍与熊先生一度晤会作别也。

    1929年春初我离粤北上，先在辉县河南村治学院，后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致力乡村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熊先生则安居讲学著书，为各事其事之时。及至1937年日寇入侵，彼此均退处西蜀，乃又有合并机会。虽有合并机会，然我方团结两大党合力抗战，而致力于民主同盟之组织，除在璧山来凤驿西寿寺有时聚首一谈外，仍极少晤面也。

    我既以国事奔忙，或不详熊先生行止，或彼时知道，而今记不得。今可得而言者，则熊先生一度应聘于复性书院之事。先是熊先生旅居西湖时，马一浮先生曾为《新唯识论》撰序文，彼此谈学相得。其后抗战期间，马先生入川，应聘讲学，有复性书院之成立。1939年8月熊先生亦被邀到院。不意日寇飞机投弹轰炸波及熊先生寓居之处，受轻伤，复因与马先生一时感情不洽，l0月间即离去。

    此时张俶知、黄艮庸、云颂天以及其他诸友适在重庆北碚成立勉仁中学，诸友往时固尝与先生同处而聆受教诲者，熊先生亦乐就诸友谈学著书。此一讲会自不属中学之事，乃别有勉仁书院之称。在中学方面诸友之外，当时一同听讲受教者似尚有周通旦、邓子琴、曹慕樊诸君。一一其时中学和书院虽名义上均由我负责，但因我身不在北碚，以上叙述可能有些错误。

    据王星贤云一，熊先生1946年8月到五通桥黄海工业化学工业社。此社由孙颖川主持，与熊先生谈学甚相得，特于社内成立哲学部，请熊先生主持其事，熊先生意欲扩大规模，而势不可能。1947年卒亦离去，日期记不清。离去后之行踪可能是到北碚与艮庸等熟友相聚。一一以上叙述不敢确定，姑供参考。

    全国解放之前，熊先生曾一度应邀居住广州新造细墟黄艮庸家。解放后，应董老必武之邀北上入京，住西城大乘巷某号。此时有熊仲光随侍。仲光原姓池，既为熊先生义女，从而易姓名熊仲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