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丰子恺先生是老朋友。20年代，他在杭州教书，每年夏天，我去西湖作画，总要一起泛舟叙旧，欢聚几天；后来他搬到上海，过从更多，他和刘质平、吴梦非两先生都是弘一法师的得意弟子。上海美专开办音乐系，请刘先生来兼课，丰先生十分支持，我是很感激的。1958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彼此之间疏远了，1962年间，我俩住在北京民族饭店与沈尹默、王个移等同志一起参加政协会，食则同席，行则同车，谈得十分投机。上海画院成立，选他当院长，他皱着眉对我说：“我的手都生了，只能算半个画家，不懂中国画怎么当院长?”

    我说：“你是老艺术家，老早就写过《西洋美术史》，对古画也懂，不但能当，而且一定要当好!”

    他摇摇头莞尔一笑。不久，他所译的柯罗连科名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问世后曾经题字相赠，可惜这三大卷书和当年赠我的画，均在十年前焚毁了。

    大约是1965年秋天，我去看他，他正在翻译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紫式部写的《源氏物语》，原著九十万言，素称日本《红楼梦》。译稿费时五载，用旧式十行纸写成，若堆放在案头，可能高达两尺以上，为了逐句推敲，他几乎停止了绘事。一年后，我从街头的大幅标语上，知道他已受到冲击，估计书稿也难逃一炬，不免为他单薄的身体担忧，但除了浩叹，别无良策。想不到它还在北京，现经一吟等整理出版，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盛事，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子恺先生面容慈祥，银髯拂胸，有着教育家的仪表，学者的风度，对他的品德文章和各方面的成就，我一向是很尊敬的。((缘缘堂随笔》是一部风格突出的散文集，写得流畅冲淡，其味醇美，经得起反复咀嚼，真是了不起。在五四以来的作家林中，没有几个能和他并驾齐驱的。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出版过著作译作竞达一百五十余册。在翻译上也是一位稀见之才，精通日、德、法、英四种语言，五十岁后还学通俄语，钻研精神，十分罕见。他译屠格涅夫的《初恋》、《猎人笔记》，行文秀丽，对心理分析很深刻，景物描写尤不愧是画家手笔。他写的《音乐初阶》、《音乐十课》，译的音乐论文、音乐故事，曾拥有大量青少年读者，发挥过启蒙作用。字也写得苍润秀拙，个性突出。听说他还是戏剧批评家，可惜我对这方面不大了解。

    他的画流传极广，受到大家的喜爱，1925年，《子恺漫画》在《文学周报》刊出“漫画”一词，即是丰先生首创，并由广大读者批准的。他是我国近代漫画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效法他的人极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漫画是包括一些讽刺画的。那些人物被画成圆圆的面孔，嘴巴笑嘻嘻地张着，有时眉眼也省略了，依然很生动。即使在讽刺人，也是一片善意，心平气和。读画者会心而笑，被讽刺者也皆大欢喜。恳切的态度，取得良好的效果。

    使子凯先生享有盛名的画，大体上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富有儿童情趣，一片天真之作。比如画((瞻瞻的车》，一个孩子用两把芭蕉扇当做白行车在骑，孩子给凳子穿鞋《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从楼上用绳吊下一只竹篮购买食品，在九江看到站在简易坐车上的孩子等等都是。

    另一类是控诉世道不平的画，大都集中在《都市相》中：《最后的吻》画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只好忍痛送到教会育婴堂，而画的一角却有一只狗在给小狗喂奶，人畜对比，谁看了‘也会动情。按孟轲的理想：“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但他画的斑白者，失去了一条腿(显然是军阀混战的结果)，拄着木拐，还要替人挑着行李。画家的悲愤，跃然于楮墨之间。《油碧车轻蜀道难》画的是扔下老百姓坐在小汽车里只顾逃命的上层人物。对底层人物，在((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兼母之父》、《兼父之母》、((立等可取》等画中，更见深挚的同情心。这些人道主义的作品，反映了现实，是会传之百世的。他给鲁迅小说的插图，也是很好的世态画。

    第三类是《护生画集》。因为丰先生是佛教徒，自幼从生理上反对荤腥，此集所画内容，似乎有些宣传戒杀生，劝人修阴骘。但画的技法很熟练，也有很美的线条与构图。丰先生虽是佛教徒，但并不一味强调六根清净，宣传出世观念，更不劝朋友去当和尚。实质是提倡一种和平、仁爱的生活方式，这当然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动机是爱国爱人民的，想得可爱。假如他爱憎不分，那些谴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世态漫画就不会出于他的笔下。说他想成仙成佛是胡说八道!

    我不信佛，不信神，但是尊重别人的信仰。只要关心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前途，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互助，愿意为大多数人服务，就是尽了艺术家的责任。这一切，还要加上诲人不倦，子恺先生对于这些都是身体为行，终生不懈的。

    他的散文和绘画作品，都拥有国际读者，在文学史、美术史、音乐史与教育史上，都会有他应得的地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他在旧社会所倡导的思想，襟怀很高洁。遗憾的是他死得太早了一点，千古文章未尽才啊！

    他对业师李叔同先生终生敬佩，提到夏丐尊、叶圣陶、俞平伯诸兄，总是赞不绝口，虚怀若谷，出于天然，可称之谓是个有至情有童心的老诗人!

    我与子恺的画风相去甚远，但从不为此妨害友情。我爱他的字画，更爱他的为人。海上春风，黄山明月，都引起我对他的怀念。他的声音笑貌，只有到他独创的一片艺术天地中去寻觅了。

    最后一次来信是在1972年，他介绍～位中年朋友沈祖安来看我，中间经过不少周折，等信到我手，他已含冤而逝，我当时身患重病，“暮年兄弟少，悲君亦自悲；泪雨满床头，真梦两依稀。”那时候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处买不到鲜花。我刚巧领到一个月的伙食费，便请人跑到虹口公园费了不少唇舌，买花扎成一个花圈，托一位有正义感的学生吴侃送到龙华火葬场殡仪馆。据吴侃归来相告：“这惟一用真花扎成的花圈，放在少是纸花花圈的旁侧，色彩是最鲜艳的。丰先生亲属放声痛哭，还惦记刘老用什么钱买粮呢!”呵，子恺，他死得早了，也不应该死!他和他的艺术是有生命有气节的真花!不是没有香气的纸花!纸花烧去，灰飞烟灭；惟有真花能留下种子，馨香远播，秀色长存，沾溉后学，美化世界，永远歌颂青春!啊!知音的良友!我虽给他介绍来的朋友作画写字，然而对他来说也只能算作一种“挂剑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