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

    1935年10月我从国民党监狱出来，1936年上半年我在常州女子师范教了半年书，下半年，到上海住在亭子间里过笔墨生涯。

    一天，一个穿西装的青年来访，看样子不会超过20岁，捧了两本诗集，一本《中国牧歌》，一本((中国农村的故事》，用瑞典纸精印，毛边，是当时最阔的。在书的第～页上写着“海澄哥教我”，使我很感动。

    这个青年就是田问，光华大学的学生，当时已是出名的诗人。而我虽然发表诗文已三四年了，却还没有出版过诗集呢。

    1936年11月，我从在狱中所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书之后当然送田间一本。

    不久，田间来告诉我：“有人写了一篇评论你的诗的文章，想见见你。”我既不知人家怎么评论的，就回答：“等我看了文章再说吧。”

    文章发表了，在王统照主编的《文学》上，题目是《吹芦笛的诗人》，作者胡风。我看，文章是田间叫他写的。

    从此，胡风和田问成了我的朋友。胡风1902年生，比我大八岁，田间1916年生，比我小六岁，胡风自然是长者。但他不爱发议论，从来没有告诉他的地址，我也没有问过他。

    他来，总是静静地坐着，看见我的桌子上有诗稿，就拿起自己读，读完了就带走发表。他在文坛交往比较广。通过田间和胡风，我也认识了聂绀弩，他们也从我这里认识了江丰、李又然。我既然靠写作维持生活，有困难就靠朋友接济。但是创作的确给我以慰安。

    胡风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发表了我一部分诗，这个丛刊有两期的封面是我设计的。丛刊发表了我的诗之后，一天胡风突然告诉我：“你的诗已得到了最高的评价。”我不好意思问他是谁说的，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后来我猜是冯雪峰说的，因为那时，冯雪峰担负了中央派他主持上海的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由亲戚介绍到杭州蕙兰中学教书。战事失利，我离开杭州到武汉。当时武汉已成了文化中心，许多作家云集在武汉，胡风、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后来江丰和李又然也来了。

    胡风把人们召集一起，商谈出版刊物的事，大家决定办((七月》，七月是全面抗战开始的日子。胡风和出版界有关系，他编刊物、写评论、写诗都行，作为诗人，他在1937年8月就写了一篇《为祖国而歌》，歌中唱道：

    迎着枪声炮声炸弹的呼啸声——

    祖国啊

    为了你

    为了你的勇敢的儿女们

    为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的感激

    我的悲愤

    我的眼泪

    我的也许进溅在你的土壤上的活血!

    他在1938年8月27日：写的长诗((给怯懦者们》，是为了叫大家起来去战胜强bao而不停地呼号的。

    田间从一个小旅馆搬到美专和我住在一起。他那年l2月24日写了长诗((给战斗者》，这是一首一气呵成的长诗，分很多段，像一串串珍珠似的闪耀在我的心头，’他的诗召唤着战斗，像擂鼓似的。

    在诗篇上

    战士的坟场

    会比奴隶的国家，

    要温暖，

    要明亮。

    我们两人一起送给胡风，胡风当然也喜欢，决定发表在《七月》上。

    12月28日，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我写完了，真的下起雪了。我对李又然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他听了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也听你指挥的。”我只能笑笑。

    这首诗也发表在《七月》上。l938年1月间，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李又然和我，大家一同到了山西临汾，那里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需要人，我们是为了开展工作，为了抗日战争而去的。

    当时，丁玲(我在1932年见过面)正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临汾。田间就参加了。其它的人都分散了，有的到西安，有的南下，我到西安。

    不久，我离开西安到武汉，我把这次北上所写的诗，都交给胡风，有《风陵渡》，《补衣妇》，《驴子》，((骆驼》、((乞丐》等。4月我写了长诗((向太阳))，7月写了《人皮》，都发表：在((七月》上。

    在战争年代，人们流离失所，到处漂泊，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到哪儿去。同样，这个年代倒也会从匆匆而过的人群里遇到不期而遇的人物。我从武汉南下到湖南衡山，就碰上1929年到法国的同路人孙伏园，他是衡山县的县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座的有诗人s．M．。他后来也是胡风的朋友，遭受到和胡风同样的命运。在衡山，我也遇到日本的反战的战士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他们当时很狼狈。

    我遇见了诗人番草，他是田间的同乡，他约我到广西去，说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就到了广西。桂林也形成了战时的文化中心。我在((广西日报》编副刊，取名《南方》，原定每周一期，后来被别的副刊挤到半月一期，又挤到一月一期，最后成了无期。我曾开玩笑说：“这个副刊是个公共厕所。”

    1939年秋天，我辞去《南方》编务，到湘西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学校要我去，育才受国民党敌视，我就搬到重庆市区住。这时间，又与胡风见面。((七月》已停刊，我们只在各种会上相见。他还是很活跃，在文协负责部分工作。

    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在北碚和周恩来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后来在草街子育才学校讲了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重庆只有一年的时间，直到l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了，我和胡风、田汉、宋之的都收到国民党的要员刘峙、吴国桢、陈立夫、谷正纲四人的请柬，请我们去参加“总理纪念周”。只有宋之的去了，他回来说，陈立夫在会上叫嚷了一通：“我们至大至刚，什么也不怕!”

    这之后，我的身后就不时有特务跟踪了。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对作家有了安排，分两路撤退：一路到香港，一路到延安。我决定到延安。走前曾问胡风去不去延安，胡风说：“不去。”态度很坚决。

    我到延安后，曾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志谈起胡风不愿意到延安。他说：“有什么意见，只要到家里，就一定能说清楚。”

    但胡风终于没有到延安。

    延安和重庆间的信件来往很不方便，我和田问一同署名给胡风写过一封信。以后他大概到香港去了。

    l949年1月北京解放，下半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和田间都参加了。

    第一届政协，胡风是委员。但那时他住上海。1950年，我为和平签名运动到全国各大城市，胡乔木同志要我找上海的三个作家谈谈，这三个作家就是冯雪峰、胡风和夏衍。我把谈话记录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乔木。

    田间写了不少诗，《戎冠秀》、《赶车传》……《赶车传》是巨著，曾被译成德文和捷克文，我写信鼓励过他，但是，解放以后，见面的机会却比较少了。

    1954年7月，听说胡风向党写了三十万言书，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本来可以通过自由讨论解决，却想不到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终于夸大成了政治问题给以讨伐。他被当做敌对分子处理，因他受牵连的人数不少。

    从此，我们彼此不知死活，音讯隔绝达二十多年之久，直到1980年9月，中央重新审查他的案件，给予平反，他才重见天日。

    每逢文艺界开会，他得到通知就来参加，总是坐在远远的地方，我只要看见他就走上去和他坐在一起，只是默默地相对无言，像两块化石。

    听他的家属说他还能写东西，记忆力特别强。很多事情，他口述出来，家属帮他记录下来，但是他病了，田间也病了，都住在友谊医院里，我不知道。一天，接到梅志的信说胡风病危，她说不告诉我，我将要埋怨她。我马上叫车到友谊医院，在路上作协的驾驶员说：“胡风已在昨天下午四点钟去世了。”我感到茫然。

    我们还是到友谊医院去看了田间，田间这一天精神很好，要我们多坐一会儿，我们走，他送我们出病房。我们装做不知胡风已去世，就对他说：“想看看胡风。”田间说：“胡风患重感冒，医生不让看。”可见他还不知道胡风已经离开人间。

    我们只得叫车开到胡风：家里。慰问梅志和儿女们，我说：“晚了一步，没有赶上，我很悲痛……”他家里也充满了悲哀。

    胡风是1985年6月8日逝世的，终年83岁；同年8月30日，田间也死了，终年69岁，他和胡风逝世相隔不到一百天。

    可怕的癌症又夺走了我的两个朋友。

    1986年1月13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