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向达先生

    金克木

    1939年夏天我到昆明，在吕叔湘先生住处初次认识向觉明(达)先生，但这次还谈不上缔交。向、吕都是吴雨僧(宓)先生的学生，那时我和吴先生见面不多却相知不浅，所以大家一见都很容易熟悉。

    真正开始熟识是在1941年夏天。我去印度，又经过昆明。汤锡予(用彤)先生去乡间，无缘得见，我便去访汤先生的学生向先生。他住金鸡巷5号，是一个小院子。他听说我要去印度，很高兴，对我热情接待。

    在中间屋里挂着一幅模披，是裱好了的拓片，上面是印度古文。有墨笔跋语说这拓片经向先生一看，立即认出是印度阿育王石柱铭刻，“即以相赠”，有宝剑赠与英雄之意。赠者的姓名现已忘了。记得当时向先生还曾取出一本英文书的插图为证。后来我在印度见到石柱原物，都已进入博物馆或用围栏保护起来，不能拓了。那张拓片大概是发现初期拓出供人研究的，相当珍贵。后来我们没有再提此事，不知这拓片到何处去了。这时我才深知向先生并不是仅仅钻研书本作文献考古。

    第二次和向先生有了学术关系又是由于石刻。他在西北发现了一个经幢刻石，上有梵文刻字，拓了下来，将照片寄给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周达夫先生。周将照片寄给浦那的郭克雷教授，因为他既研佛学，又通汉文。郭克雷教授很快就判定是《缘生经》，字体是古婆罗谜体，时代可能在11、12世纪。但是另几行汉文却读不成句。当我去浦那和他同校西藏收藏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本残卷的照片时，我们又研究那张残石照片。梵字和我们校的照片中的字体相去不远，只是字太小，又模糊，但很容易便可发现其中“缘生”字样。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题便是汉译的《大乘缘生论》，所以对这方面的经典很熟悉。奇怪的是下面的汉字。字体是楷书，容易认，但横竖左右都不成句，也不是佛经常用语，而且首尾残缺。后来我提出一个解释是左行横读，起头是“日在角一”，是记刻经幢的日期和人事的，但作为“角宿一”，解仍旧不大通，不合中国记年月日习惯，也不是印度的习惯。郭克雷教授写出文章，将我的说法列入注中作为一种假说，并附原件照片，在加尔各答的师觉月教授主编的英文《中印研究》刊物上发表。我本有此刊全部，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全部失去，现在无从查考了。这一次使我对向先生的治学谨严，注重实物和文献印证，不尚空谈，深为佩服。

    我们的第三次学术因缘又是由古物而起。1947年向先生发表一文，提到出土的“式”。我便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式”是古代占卜用具，分为天盘、地盘，以天盘在地盘之上旋转，加上日、时、干支，求得“四课”、“三传”，旧称为“大六壬”。古时有实物，但很早便以手指关节代替地盘而将天盘在心中默想，“三传”、“四课”等等全在心中。这便是所谓“袖占一课”。这种“掐指一算”的占卜法租由《周易》以来用蓍草(最后改为铜钱)排八卦的占卜法是中国的两大系统，和原始的甲骨占卜系统不同。这三大系统都和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处的“星命”是两个：不同门类。中国以星占卦的是“奇门遁甲”，但又不仅占命。至于所谓“先天太乙神数”则徒有其名，还不如“奇门遁甲”有书为证。我在信中只说了“式”的意义和“六壬”占法。写信是在1947年5月31日夜间。那时我在武汉大学教印度哲学史和梵文。不料，只过了几个小时，6月1日天明前，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学，枪杀了三名学生，逮捕了一些学生和五位教授，造成惊动全国的“六一惨案”。五名被捕教授是：缪朗山、梁园东、刘颖、朱君允(女)和我。(目前只我一人尚在人间了!)这五人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估计逮捕原因是我们应了学生邀请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和平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另一同时演说的陈家芷教授，因为警觉，在军警临门时跳后窗逃避，没有被捕。这次惨案遭到全校以至全国人激烈反抗。当局不得不把逮捕的人都释放。我回家后才得将致向先生的信发出。向先生将信摘出在上海《大公报》的((文史》周刊上发表，、加上标题《说式》，并作了按语，说明原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待学者和青年学生横加迫害凌辱。这一次我们两人不仅是学术交往也是道义上的朋友了。

    向先生治学根底深厚。他校((蛮书》，我曾见到书眉上的蝇头小楷批注。他读书细心，一方面采用新式的卡片等方法，另一方面仍继承传统方法。古人大概从刘向、刘歆、扬雄在天禄阁校勘古籍以来就是用这种方法。记得幼年曾见到家中许多古书都是用朱和墨圈点批注过的。这是从前人的一种训练。先读《四书》、《五经》等基本读物。这些多是有圈点断句的。老师有时还代加圈点，在读音不同的字的右上角加一个小圈，重要句子在旁边加圈或点。读了这些以后，便要进读朱熹的《纲目》、司马光的《通鉴》和《史记》、《汉书》、杜(甫)诗、韩(愈)文，以及唐宋明清的笔记。这些都是没有点断句的，必须自己在上面加圈点、校注和表示自己意见的批语。老师检查学生的书本便知道学生的程度。书本都是用廉价的流行本，书中常有错字，需要自己发现改正。有的书要至少读两遍以上，第一次用朱笔点，第二次再加上墨笔点，并改正第二次读错的地方。古时的儿童和少年便是这样受严格的读书训练的。大约不用十年便可打好这个底子。这不是只在科举盛行以后的评阅法。也许上自孔子读《易》、删《诗》、作《春秋》的传说起便从刀削竹简开始了。后来用在小说上便是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评点”了。向先生是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毕业的，是新式学校出身，又通晓外文，从事译述，可是同时继承了读书的古老传统。我一见到他批注的旧书便立刻记起了自己的童年，想到自己从幼失学以致对中国书和外国书全无扎实根底，没有学通，于是更对向先生的学兼新旧十分佩服了。

    向先生还经历过难得的社会和自我训练。他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商务传统要求很严，审阅和编译稿件是比一般读书作文难得多的。以后他又到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在的北京图书馆)工作。30年代的这所图书馆远不如目前这样庞大，但已拥有一些难见的书籍和文献。当时的馆长袁守和(同礼)先生招揽了一些有为青年进去，名为职员，实是从事整理文献的研究，又出版《北平图书馆馆刊》为他们发表成果。不几年便涌现了一批青年学者到大学讲课，随后当了教授。其中著名的除向先生以外，有王重民、贺昌群、赵万里、孙楷第、谢国桢、于道泉等先生，后来继起还有万斯年先生等。在编辑部和在图书馆都是极好的学术训练机会，但有条件：一是领导者懂行并给鼓励，而不阻拦和斥责。二是本人肯钻研。第二点尤其重要。若不然，历来受这两处锻炼的人何止千百，何以有人成材，有人就不行?若自己肯留心，善于利用条件，即使领导人不予理会也可有进步。机会随时都有，只看会不会用。向先生在这方面又是我所倾倒的一位。他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时，便有职员郭松年先生自学成为学者。至今这传统还未全断。

    1948年我到北京大学来，和向先生住同一宿舍，因此有机会常见面，更了解一些他的为人。向先生为人鲠直，说话不多而中肯要。我曾在湘西住过约一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略有所知。我觉得向先生和沈从文先生都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他们自己的民族性。他们使我对中华民族构成的特性的理解开了一个窍。我以为若仅仅以所谓“炎黄子孙”的黄河流域中段上古时期的汉族来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春秋战国时就已开始了民族的扩大和形成，即使“中原”也不是例外。。若不改变古老的“蛮、夷”或“夷、狄”的陈旧观念，恐怕很难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人情。我从没有和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研究民族性问题，但从接触中自己体会到，不论中国或则外国，都不能那么单一概括以致无意或有意接受成见和偏见。这一点也是我从向先生学习到的，而他自己并不知道我所学习到的就包括他本人在内。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时，向先生是惟一前来送葬的朋友。这使我不胜感念。这也表现了他的为人。因为无论照当时的情势或则他和我的私交，他都毫无必要这样做。但是他一闻讯便来了。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公谊，也不是出于私情，而是出于他的个性，只是要为他所认识的一位邻人老母送葬。总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正直的中国学者。我现在提笔写出这些话，也同样不是由于为公或为私而是由于为了纪念我所认识的这样一位不应被人忘却的中国式学者。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