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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梁巨川
    梁濑溟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人学得摆架子是什么一回事的。好常常同农人和憔夫们极开心地谈话。这也是我父亲的习惯。他两口子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或吃中饭,我们相处都是根据极为友善的和完全平等的原则。

    在内地农村里当牧师,无异是群羊的牧人,其工作甚饶意义。我父亲不仅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民刑讼事中的律师,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务之帮闲的人。他常常不断地为人做媒,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礼拜堂中,就是远在百里外的教堂中。在礼拜堂的教友心中,他很神秘地施行佛教僧人的作用。据村民陋习,凡有失足掉下野外毛厕里的,必须请一僧人为其换套新衣服,改换一条新的红绳为其打辫子,又由僧人给他一碗汤面吃,如此可以逢凶化吉。有一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小童掉在毛厕里,因为我父亲要取僧人的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打红绳辫子,而我母亲又给他做了一碗汤面。我不相信我父亲所传给那些农民的基督教,和他们男男女女一向所信奉的佛教有甚么分别,我不知道他的神学立场究竟是怎样,但是他的一片诚心,确无问题,一一只须听听他晚上祷告的声音言辞便可信了。然而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为情势所逼,要宣传独一种的宗教而为农民所能明白的。这位基督教的上帝,犹如随便那一所寺庙中的佛爷,是可以治病、赐福,而尤为重要的乃是可以赐给人家许多男孩的。他常对教友们指出好些基督徒虽受人逼害,但结果是财运亨通而且子息繁多的。在村民之信教者看来,如果基督教没有这些效力,简直全无意义的了。又有不少的信徒是来到治外法权的藩篱影子底下而求保护的。今日我已能了解有些反基督教者对于我们的仇恨了,然而在那时却不明白。

    有一个在我生命中影响绝大决定命运的人物一一那就是一个外国教士YoungJ.Allen。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对于我全家的人有何影响。我在早年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作林乐知一一似与我们同姓本家,直至近年,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大概他是居于苏州的一个教士,主编一个基督教周刊——《通问报》,兼与华人助手蔡尔康翻译了好几种书籍。我父亲因受了范礼文牧师(ReV·w·L.warnsl2uis)的影响而得初识所谓“新学”,由是追求新知识之心至为热烈。林乐知先生的《通问报》,报费每年一元,独为吾父之财力所能定阅的。而范礼文牧师与呈父最友善,将其所能得到的“新学”书籍尽量介绍。他藉林乐知的著作而对于西方及西洋的一切东西皆极为热心,甚至深心钦羡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光荣,复因而决心要他的儿子个个读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我想他对于一切新东西和全世界之好奇之心和诧异之情,当不在我个人之下。

    一日,他在那周刊上看见一个上海女子所写的一篇论说。他放下周刊,叹一口气,说:“哦,我怎能够得着一个这样的恋爱媳妇呢!”他忘记他原来有一个一样聪明而苦心求得新教育的亲生女儿呢。只有他因经济支绌,又要几个男孩得受高等教育,也是莫可奈何,这我也不能埋怨他啊。令他自己的女儿不能受大学教育,是他一生最痛心的大憾事。这是做父亲的才能明白。我还记得当他变卖我们在漳州最后的一座小房子,以供给我哥哥入圣约翰大学之时,他泪流满面。在那时,送一个儿子到上海人大学读书,实为厦门人所罕见的事,这可显出他极热的心肠和远大的眼光了。而在一个牧师,每月受薪仅得十六至二十元(只是我如今给家中仆人或厨子的工金),更是难之又难了。然而领得一个学额,加以变卖旧产,却筹得送家兄入大学之最低额的学费了。后来家兄帮助我,而我又转而帮助我弟弟,这就是我们弟兄几人得受大学教育的机缘,然而各人尚须幸得领受学额才能过得去。

    我由基督教各传教所领受的恩惠可以不必说出来的了。我在厦门寻源书院所受的中学教育是免费的;照我所知,在那里历年的膳费也是免缴。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在厦门的)也欠我一笔债,即是不准我看中国戏剧。因为我在基督教的童年时代,站在戏台下或听盲人唱梁山伯祝英台恋爱故事,乃是一种罪孽。不过这笔债不能算是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个出身的机会,而我现在正图补救以前的损失,赶上我的信邪教的同胞,以求与他们同样识理中国的戏剧、音乐和种种民间传说。到现在,我关于北平戏剧的知识还有很大的缺憾。在拙著《吾国吾民》一书中,我已写出,当我在廿岁之前,我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是直至卅余岁才知孟姜女哭夫以至泪神长城的传说。我早就知道耶和华令太阳停住以使约书亚杀完迦南人,可是向不知后羿射日什落其九,而其妻嫦娥奔月遂为月神,与乎女娲氏炼石一一以三百六十五块石补天,其后她所余的那第三百六十六块石便成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宝玉等等故事。这些都是我后来在书籍中零零碎碎看得,而非由童年时从盲人歌唱或戏台表演而得的。这样,谁人又能理会我心中愤恨,满具被人剥夺我得识中国神话的权利之感觉昵?然而,我刚说过,传教士给我出身的机会,后为我大有时间以补足所失,因为年纪愈长,求知愈切,至今仍然保留小孩子的好奇心啊。多谢上天,我还没有失了欣赏“米老鼠”漫画或是中国神仙故事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