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

    父亲16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一一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帐韵先生念着帐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帐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廿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合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去卖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1947年5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3父亲

    冯亦代

    坐在逆行的车座上，在我的感觉里，即使列车在向前行进，也似乎并不是南下而是正在北上。火车过了长江大桥，过了南京，进了山洞。车里突然暗了下来，尽管有微弱的灯光，但一霎时又是满车阳光了。

    就在这从亮到暗，从灯光到阳光的变换里，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头触动了一下，不知怎的，在上海读书时每逢寒假到南京去看父亲的情形，又重新浮了上来。

    父亲故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关了，但他那坐在书桌前默默抽烟的神态却经常跟着我在各处跑。1949年5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在上海一处八层的高楼上看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我高兴得流了眼泪；但我那时想的则是“如果父亲还活着……”，须知那时他死了还不到半载！

    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一年，到淮海战役捷报传来时，他已经每天便血喊肩胛痛，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了。不过每天我到医院去看他时，他总要问我新华社广播了什么好消息。那天我把淮海大捷的战讯告诉他，他那张已经十分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又低沉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江，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但愿……，’于是他凄然一笑，便躺下身来，挥着手说，“你回去吧，我今天很好。”我含着泪离开了病室。

    他每天都对我说，“我今天很好”。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在1949年1月8日凌晨，离透视发现他是肺癌，不过三天就去世的。临死前他神志还很清楚，嘴唇嚅动着，可是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说了些什么吗？还是那句“我能看到解放军过江就好了”的话吗？

    母亲生我那一年，父亲整三十岁，母亲产后一个月，便因产褥热不治故世了。父亲很伤心，不愿再在杭州老家里生活下去。他是留学日本学铁道工程的，便到北京京张铁路工作。以后又去江西修南浔铁路，到北京交通部当京官，然后又到粤汉铁路。总之，他很少回家，只有1926年他在浙江省道局工作时，才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以后患了咯血，差一点死去。病好后就到津浦铁路改行当审计人员了，因此我对他很陌生。

    他在杭州的一年暑假里，一查我的功课，什么都过得去，就是代数刚刚及格，因此在暑假里规定由他自己给我补习。父亲是工程师，靠计算吃饭；母亲在日本学师范，回国当了数学教师，也整天与数学打交道。要是根据血统论，则我一定可以成个数学家，可叹的是我有各式各样的爱好，脑细胞里唯独缺少数学的因子；宁愿热得满身大汗和表兄表姊们玩“官打捉贼”，也不愿坐下来解一个方程式。父亲气伤了心，但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病了，暑假也过完了。一直到考大学时，我就吃了数学不及格的亏，进不了我日夜想念的清华大学，然而懊悔已经太晚了。

    这一次是我一生和父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最长的日子，以后他尽可能一年回杭州一次，总说来休假，事实上则是请了假来看我这个不肖子的。等我到了上海读大学，他那时已经在南京津浦铁路做事，根本连杭州也不去了。

    我和父亲虽然见面不多，但他的爱子之心则是很强烈而且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有件事是最好的证明。我快九岁时，忽然家里人说父亲娶了位继母，马上要在暑假里回杭州来了。果然我放暑假没几天，父亲带了继母回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父亲又回九江去，而继母便在家里留了下来。我的一位表姊告诉我说父亲曾经决心不再结婚，但是现在祖母死了，没人照顾我，所以改变决心续了弦。回想那些日子我是多么高兴，父亲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位继母！我祖父母喜欢孩子，我的表兄表姊共有八个，他们都住在我家里，另外还有一个堂姊和一个堂弟，他们都有母亲，唯独我没有。听他们妈妈、妈妈叫得欢，不免心里艳羡。姑母们害怕我不好受，谁都要我叫她“干娘”(杭州人对姑烁、姨母的爱称)，那也不过是嘴上热闹而已。祖母疼我这个独根苗，但她去世得早，由两个表姊带管着我。她们也大不了我多少，恋爱、结婚够她们伤脑筋的。所以父亲在续弦时，事前就说明有个儿子，需要她抚养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