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必须把它看做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1905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1905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

    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

    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这样的后果直到科举制度废除100年后，还有着严重的后遗症。废科举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无论在教育史上，还是文化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然而各大媒体好像约好似的报道得很是轻描淡写，只有《新京报》破例重点报道，深刻剖析。教育部、文化部，包括各中小学和大学也都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即使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刻有进5万余人姓名的孔庙、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等地也没有相应的活动。

    唯一一个关于科举的活动是9月2日一4日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及台湾地区的学者149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说出了大实话：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关于科举制度的是非得失“盖棺尚未定论”，不过争论与研究的焦点已经从政策层面的保存、改革、废止的争论转移到了理论层面的科举制度历史价值与现实影响的探讨。

    令人意外的是，与会专家均认为近20年来，内地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科举终结百年，从官方到民间已经没有了关注的目光，只有学界还在思考科举对中国1300多年的影响。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五四”一代人时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一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这一代，我们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为目的。他们中很多人都选择了教书、研究、撰稿、编书、办报刊等作为终生或相当一个时期的职业，大学、书局、报馆、银行、研究机构……这都属于他们的岗位，他们在这些位置上发光发热，一个处于朝廷之外的社会有了精神支柱和实际的有形的平台，一个与旧的农业社会大不相同的新型社会由此而生，这是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们都理解不了的新时代，一个多元的、千姿百态的新时代，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推进文明、服务社会，而不是把自己毕生的才智“货与帝王家”，做官从政仅仅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选择。

    文化学者傅国涌如是评论：尽管鲁迅、胡适等人以后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自由撰稿人也好、大学教授也好，不管从事文化批评、社会批评还是学术研究，他们扮演的主要角色都是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社会层面，这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是朱熹、王阳明、曾国藩们所难以想象的。这样的景象只有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科举制下，人们便不能摆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年大梦。

    华东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任臧克和教授坦言，一种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可以多元多样，但载体的核心则是贯穿其中的某种文化体制。废科举，倡新学，制度转换之间，实质是文化学术的转型。事实上，作为文化制度形态的考试，至今也没有被否定得了。人类只要需要选拔，就仍然需要遵守一定的考试形式。只要是考试，就是“戴了枷锁跳舞”，也就是今天所说共同遵守“游戏规则”。现实中的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特别是像语文一类科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人们的指责，似乎也不比被废除的科举受到的非议少到哪里去。

    人们阅读《儒林外史》的心理大抵是：既无情嘲讽范进之类为科举制度所异化扭曲，又同情那班跳出科举束缚之外的才子们的漂泊无依。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发出如此诘问：2005年不仅是废科举100周年，而且是科举制建立1400周年，在此千载难逢或百年一遇的时刻，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科举百年？

    他呼吁，应该对科举制这一具有上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对废科举这一重大举措进行深刻的反思。

    反思这lOO年问我们丢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找到了真正比科举制更好的培养人才的制度了吗？

    就在我们废除科举制度前后，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直接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又转过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我们在无法应对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时，怎样从科举历史中找到可资借鉴的启发？正如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所说，尽管科举已如逝去的流水，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不应被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基础。

    一个世纪以来，在没有科举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依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和挑战，仍然会遭遇严重的危机。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缺少良策时，反观历史、从我们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就是最好的选择。

    科举制度虽然消失了，但当时创设科举制度时所昭示的精神和理念是有永恒价值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