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9日，四川的《教师之友》刊发三篇批评文章，矛头直指语文教学大师级人物魏书生、余漪、钱梦龙。

    青年教师蔡朝阳首先向魏书生发难：“尽管魏书生主观上很努力，可终究左支右绌，无法突破他自己狭窄的技术主义的茧壳。……他缺乏超越于功利之上的人文关怀，缺乏站高望远的知识视野，缺乏对教育作为必要的乌托邦的切身理解，而只能成为一个对应试教育服服帖帖，对教学大纲亦步亦趋，惟技术论的、匠气十足的语文教师。”

    “他发明的‘六步教学法’、“学导式教学法’，基本上跟文学不相干。……而作为语文教学本体之一的、作为目的本身的审美教育，在他这里根本就变味了。在我日力所及的范围内，他从未有一篇文章谈到文学，谈到文学之美。”

    魏书生一篇文章，叫做《培养学生批改作文的能力》，给学生定了这么几条批改标准：1．格式是否正确；2．卷面是否整洁；3．错别字几个；4．有几处病句；5．标点符号有几处明显错误；6．看文章的中心是否鲜明、集中；7．看文章的选材；8．看表达方式；9．看语言是否简练、通顺、准确。

    蔡朝阳认为，“魏书生这一套写作教学技术，完全是为应试鼍身定做”。既然写作训练形成了一套规范，学生自然可以沿着这个套路照葫芦画瓢，进行“八股文”式的机械训练，正如初中课文《卖油翁》里的话：“无他，唯手熟尔！”这样的作文教学，“政治挂帅”在所难免，“主题先行”暗含其中，我们从中看不到情感的主体，看不到思想的闪光，感受不到心灵真实的脉动

    1991年，魏书生到拉萨，连作了三天半报告之后，终于有了看一看市容的机会，他写道：

    站在大昭寺面前我有一种心灵被震撼的感觉，怎么呢？大昭寺门前广场上一大片磕长头的人。……那一片人每个人都是额头着地、鼻子着地，手“哗”地全部扑在地上_『，那叫五体投地。……我觉得老佛爷真有一套，连面儿都不露，就把信徒们征服到这样的程度，你说，咱们教书的天天和学生打交道，讲的还是真理，怎么就不能让他们使劲信呢？

    上海的一位语文特级教师程红兵说语文教师需要“补钙”，魏=15生是中国语文教育界第一个需要补钙的人！

    另外两位鼎鼎大名的特级教师于漪和钱梦龙也成为置疑的对象。

    1980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一卜海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事后，就连高教界也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

    于漪极富激情的讲课，奠定了她作为语文教学界一代情感派大师的地位。但于漪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自己的语文教学从实践的层面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我们从于漪20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1981年，卜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义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样的思想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于漪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义不仪灶交际具，而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捉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1980年代中、后期，于漪则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综合培养学生的语占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

    20纪80年代，于漪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厂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语占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学科的多承属性’多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

    思想先行，可能是于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语文教师的文本认识论。道统先于语文的意识，这是于漪的缺陷，也是那一代语文教师的悲哀。

    “仔细阅读于漪关于人文的许多著述，我觉得对‘人文’的真切涵义，于漪己恐怕也并不十分了然。往深层揣摸，我恍然发现，于漪孜孜追求的所谢‘文’，仍然是几十年未根本更易的在语文教育进行的思想、道德、情感教育。在于漪那里，变的也就是一种提法而已，而内在的原核好像一占都足根深蒂固。

    我不禁想问一句，我们这样一代代地沉湎在高考的题海丛林里，学订文教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一位青年教师这样写道。

    饯梦龙倡导和践行的“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导得巧、问得妙、挖褂深、讲得透而倾倒。

    声震语文教坛的“三主式”语文导读法，是以“学乍为主体，教帅为主导，洲练为主线”作为理论基础，以“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为课常教学基本模式。这个理论的形成经过了钱梦龙漫长的探索，曾在语文教学界引起广泛强烈的争鸣。

    钱梦龙在语文教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实践、操作上将语文教学引阳，一条“最少迂回、时间上最经济的捷径”。在“五大块模式”占统治地化、文教学少慢差费严重的20世纪80年代，他这种直指文本、直指问题的务实做法，实在具有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

    钱梦龙多次说，中小学的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它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文学欣赏课。在一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虚构”是只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段，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会带来“做人”和“作文”方面的不良影响，并把学生作文中胡编乱造、假话连篇的现象归咎于虚构。

    钱梦龙这样突出语文学科与文学的差异、排斥文学性虚构是片面而且有失公允的。这恐怕基于他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因为文学不是工具，不好操作、不好“训练”，所以他也就干脆将之拒之门外。但语文这个工具毕竟不是寻章摘句、应付考试的工具，而是交流沟通、陶冶情操的工具，更是驰骋想象、激发创造的工具。一方面，我们无不痛感语文课上得没味道，老师、学文学修养差；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总把学生禁锢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里，如何指望学生有灵性、有诗情、有创造呢？

    对于考试，钱梦龙也曾发过一句著名的“天问”：为什么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问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

    这也许正是那一代名师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