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状元书粉墨登场外，“教育模特”也在教育市场的T型台上走来走去，极尽炫耀之能事，家长们竞相模仿。这些“教育模特”符合千百万中国家长的梦想——上哈佛、当高考状元、少年得志、做高级白领等。同时，那些模特父母也就有了推广自己“成功教育”的市场——“你希望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这样优秀吗？我告诉你我的教育方法”。

    事实上，出版社热衷于推出“教育模特”就像房地产商热衷于推出“明星楼柱”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经营手段。此间最为成功的例子，要数“哈佛女孩刘亦婷”了，其父母呕心之作《哈佛女孩刘亦婷》获得巨大成功。“按保守的估计平均每本书有3个人阅读来计算，165万册简体字版的读者人数已经高达495万”。

    刘亦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教育模特”，是因为她太符合中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一个普通的孩子，被哈佛录取，毕业以后留在美闻。

    在之后的另一本《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中，刘亦婷的父母小仅谈到他们对刘亦婷的零岁教育，还有小学篇、英语篇、作文篇、中学数学及其他，甚至还有“婷儿的性教育”，和“培育。生美感’，从每天换内裤做起”这样的章节。“刘亦婷之所以有资格做这个模特，是因为她申请留学哈佛的成功，因为这一成功诱发了中国千家万户的留学梦，但是她申请留学的成功，与所谓的素质教育根本扯不上关系。”新东方学校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先牛在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后认为，刘亦婷的父母写书，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充其砖也就是一个经验谈，但如果作为一种教育经验进行推广，则有“误导性质”。

    “按这种推理，如果贝多芬的父亲活着，他要写一本《我是如何成功培养世界级音乐大师贝多芬的》，绝对能成为第一畅销书。但从长远看，这本书越畅销，其危害性就越大。因为，总会有一些孩子受到牵连——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幸迷信于贝多芬父亲的成功教育，以为只要像贝多芬的父亲那样，每天只管喝醉酒，用拳头逼着儿子上街卖艺，儿子迟早就能写出《命运交响曲》来！”

    “一个仅仅是普通优秀的高中生，成为了中国广大家长教育子女的‘偶像’，而这名高中生的成功关键仪仅在于她会英语，而且有人帮她联系大学。她的成功是英语成绩+联系方法的标准格式。但是她的父母却把整件事情理解为——我们的教育方式多么好，并且把自己的教育当做一种成功的素质教育进行推广，这是值得怀疑的。”徐小平先生对此不以为然，“我们新东方每年把很多人送到海外留学，不仅有哈佛的，还有耶鲁、普林斯顿，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我们的留学申请做得成功。”

    “教育模特”作为成功个案、成功偶像，它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可以给家长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教育不能搞明星化表演，也许一个模式适合一个孩子，但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模式适合所有的孩子。因为一个模式对所有的人，那不叫素质教育，那叫谎言教育。

    在这个太重视教育的年代，知识界教育界的人应该负起责任来，主动维持一种教育理念的生态平衡。“教育模特”只是一个参照物，对之，只能是借鉴、学习，借鉴、学习其中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照搬、抄袭，照搬、抄袭其外在的形式和热闹。

    教育是个性化的东西，想通过“万能公式”培养人才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僵化思维。会抑制孩子的个性发展，束缚活跃思维和创造力，教育出的产品肯定是失败品。倘使刘亦婷的父母也照搬前人的经验，恐怕就没有“哈佛女孩”了。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说，高考走到今天绝对不是高考制度的初衷。

    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77年8月2日，由国务院召集的一个重要会议——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天，正是小平同志重新复出作的第5天。

    他亲自参与确定人选，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严济慈、苏步青、周培源等15名著名科学家聚会北京。刘道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一起负责会议的简报工作。

    中央调刘道玉从武汉到北京，是准备委以重任的。他很快便被正式ft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

    当时，历经劫难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异常艰巨。“两个凡是”的阴云还密布在神州上空，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会期总共三天。当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时，一位尚未来得及发言的教授私下急匆匆地找到刘道玉商量：“你看看，我想讲的，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我还说点什么好呢？”

    “有一个薰要的问题还没有人讲，”刘道玉沉吟了一下，提醒他说，“那就是招生问题。希望你明确提出否定‘十六字’招生方针(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建议恢复统一高考。”

    这是刘道玉深思熟虑过很久的问题，也是他作为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位教授啦常赞同刘的意见。在第二天的会上，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感到有些为难。

    “那就再召开一次招生工作会嘛，从今年起就恢复统一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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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乎中国青年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发展未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就在这一瞬间作出了！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将有幸能被大学录取的少数人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普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高考制度至今，走过风风雨雨20多年，一些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微辞也从未间断过。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高考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

    ——“一考定终身”，误人子弟，偶然性大，高考制度已经把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推到了极致；

    —一高考内容的设计背离素质教育的精神，这是高考公正掩盖着的另一个不公正；

    ——高考作为指挥棒，误导了义务教育，学生在过分狭窄的知识上下太多工夫；

    ——高考的招生比例有歧视性，突出表现在分数线不统一。

    回首高考制度，确有千般不是，万般无奈，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通过高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越来越多，很多农家子弟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以打破城乡藩篱，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

    设立高考制度的初衷，在于弥补人才断层，讲究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从高考内容的设计来看，考察最基本的知识内容，对全社会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些知识，只要个人想获取，都能得到，不因贫富、城乡的差别而有所限制。

    考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考察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考察能力上缺陷日渐明显。但说句实话，生存在考试国度的每一名学子大都是“久经考验”过来的。我们知道，在高考分数的冗长队列里，第一名与第二名、第十名、甚至第一百名，差别真的不是很大。高考状元有点像运动会上的金牌选手。你很难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跑快那么零点零几秒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考那么一两分也体现不了什么。这纯粹是一个标志，如此而已。但这个标志激励人们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尺度，让人对自已、对别人产生信心。这非常重要。既然对高考状元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怎么关注、关注什么的问题了。

    对于很多上过大学的人来说，高三备战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个人的磨砺是生长性的，能够以成熟、豁达作为结局。而在部分学生的记忆中，高考却是一道难言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