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28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将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1997年7月31日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同时废止。

    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通过和实施，中国的教育将摆脱穷国大教育的格局，该法案首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取得合理回报”，这是“对国家主义教育观的突破”，将大大推动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市场细分。

    据统计，我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7万多所，在校生总规模达1416万人。

    《民办教育促进法》首次在我国法律名称中使用“促进”二字。立法者的本意，是要以此来体现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用立法的形式来推动和规范民办教育。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的大权一直由国家牢牢掌控，社会力量办学成为绝对的禁区。在实际生活中，民办学校也有林林总总的不公平待遇，所以有人戏称民办学校是“私生子”。

    《民办教育促进法》在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据悉，当初为了“合理回报”还是“适当补偿”，立法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简单的词句之争反映了背后的法理之争。“回报”是一个市场主体正当合理的预期；而“补偿”对应的是某种“损失”。

    国家对民办教育产权以及回报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时机正在来临。

    “民办高校就像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别人看着像个怪物，但长得快。”黄河科技大学校长胡大白这句广为流传的经典成为民办教育迅速发展的写照。

    有调查表明，在家庭消费排序中，教育消费排在第一、第二位的家庭达68．8％，90％的家庭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子女的教育高居家庭储蓄榜首，居民储蓄用于教育的支出占lO％，远高于用于购房支出的比重。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约2500亿元，相当于全国教育总经费。

    据统计，我国15～18岁的同龄孩子之中，只有42％的人能够接受高中教育(包括职业高中、中专等)，18～22岁的同龄人中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15％。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来，我国大部分的孩子连高中都没有上，能够上大学的更是少数。高等教育仍属于一种精英式教育。

    国家要提高综合国力，要求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那种只有少数人享受的精英式教育已不再符合我国国家对于发展教育的要求。从数量上看，5—10年后，我国民办学校的数量应与公办学校数量相当。民办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个阶段都需要民间资本的积极投入。

    韦世祥是广西宾阳县金龙中学校长。这所民办初中创办6年来风波不断，2004年终于走到了“生”、“死”时刻。

    宾阳县金龙中学创办于1995年8月，从最初只有3个教学班，180多名师生员工，发展到现的13个初中班700余名学生，教职员工62人。每年初中毕业生300多人，曾于1999年获南宁地区中考成绩综合评估二等奖。2001年6月与另一所民办学校宾阳县杰星中学联合办学，新的办学实体拟称“宾阳县金龙·杰星中学”。

    “说起这几年来的办学经历，感觉就像走钢丝，每当半夜醒来就想学校的命运……”这个身心疲惫的30岁男人，早早就谢了顶，与照片上6年前大学毕业时英姿勃发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250万元的债务黑洞终于使金龙·杰星中学陷入生死攸关的当口。

    占地过万平方米的金龙中学位于宾阳县城的中间地带，一进校门，脚手架包围着尚未完工的两幢教学楼。这两幢分别为5层和7层的教学楼，建差不多有好几个月了，因为缺钱。

    在简朴的小平房里，几个初三的女学生满怀期待地说，等新楼盖好就不苦了，不过那时她们也要毕业了。

    这是金龙中学经历的第二次大搬迁，每一次搬迁他们就要耗掉一部分小动产。而今年6月的这次搬迁使金龙中学大伤元气，先前投人的60万元教学楼改造费用由于合同期满只能以20万元出让。忍痛割爱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缺乏200万元资金购置那片颇具规模的1．7万平方米地皮。在困境中他们选择和杰星中学合作的道路——后者拥有办学场地和一部分校舍，教学质虽却不容乐观，而金龙积累的教学品牌和办学规模对其颇具吸引力。

    但这个看似“解困”的选择却再一次将金龙“套牢”。两校合作后，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已投入不少于550万元，然而负债总额却超过250万。政策的壁垒使他们对打开教育市场的资本通道深感难言之痛。

    1999年5月20日，一份由南宁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局颁发的《通知》称，“经我局调查核实”，金龙中学在招生管理，收费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即日起停止其招生资格”。

    当地教育官员对此也是难消块垒。据称，宾阳县一所非法民办小学——“芦圩镇新城区小学”未经允许就无证招生，以其低廉的费用一下子“抢”走了800多名公立学校小学生，一些公办学校有的班级竞只剩下两个学生。“无证办学，情况恶劣；已经批准的又不听管理。”教育官员对此颇为头疼。

    从5月26日到6月3日，金龙中学先后组织20多名师生到县、地区、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了3次集体上访，一时震动南宁地区教育界。得以让学校躲过封杀的命运，但“从轻处罚”的直接后果是金龙中学只能“限量招生”。

    “社会力量办学在现阶段还很脆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命运要万分小心，这条路走得万分艰难。你会常常觉得痛，但说不出来。”韦世祥心里很苦。

    “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教委，在教育界，教委和公立学校的利益是一体的。同样是管理，政府的工商部门与国营、私营工厂问为何没有经济上的冲突呢？因为从归属上工厂不归它，虽然从感情上它倾向于国营企业，但国企的钱缴不到工商局去。教育行政部门则是公立学校事实上的拥有者。”一些民办学校如是小声抱怨。

    2000年暑期，许多民办学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危机。由于普通高校连续扩招，使得本来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处于弱势的民办高校遭遇招生寒流。抢生源、打虚假广告，这种无序激战更被认为有“杂牌军”、“游民部落”的嫌疑。在京城火车站，许多民办学校的招生队伍之间差点上演了抢人大战的闹剧。

    一些民办学校派出精兵强将四处游说，锁定这些落榜生的班主任或“对考生影响最大的人”，取得考生第一手资料，然后打电话、寄发资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希望考生们能在大学门前“刹一脚”，留下来冲刺更好的大学。由于这些学校开出的条件都颇为优越，有些考分不错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的考生甚至连生活费都可以不交，完全白吃白住还享受“津贴”。

    在忍受政策歧视、社会歧视的同时，民办教育还得在应试教育的评估体系中生存下来。先争取生存的权利，然后才能谈得上突破。

    2004年，中国(成都)民办教育峰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份民办教育宣言，它宣称，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

    宣言认为民办教育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必须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寻求新的理念、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政策工具”以及“融人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潮流”。

    教育部长周济2004年1月6日表态，教育产业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只简单地解决了费用转移负担问题，而并未真正解决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可产业化的服务”的品质管理与营销管理的落后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