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规定将学校的杂费统筹25%,全县共统筹210万元,用于发放教师工资和弥补财政不足。
2003年春季开学前,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政府向所在地天城镇各小学在校生每人收取集资费100元和筹资费90元,共272.18万元。两项收费学校收取后进人县财政专户,统收统支,主要用于支付“普九”欠债和补发教师工资。
——这是一个“乱”字下掩盖的众多“标本案例”!
2003年初,教育乱收费与医疗、公安系统行业作风问题一起,被列为全囝三大纠风重点。自是年8月以来,这个问题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3年整顿行动始于2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治理教育乱收费被确定为全国纠风专项治理的三大重点之一;3月,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时,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首先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5月,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门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要求各地在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缴费必须全面实行“一费制”,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
进人6月,整顿行动进一步升温。6月26日,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召开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要求各地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8月份,整顿风暴达到白热化。14日,教育部就治理乱收费工作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各地打好“八、九两个月攻坚战”,确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讲话中几乎把话说到了尽头:“哪个学校出现乱收费,要撤校长的职务!”不单如此,哪个地方出现乱收费,还要追究直接主管领导的责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收费问题已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2002年全国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案件6.5万件,查处违法金额5亿元,其中教育乱收费行为近2万件,占立案查处总数的29.6%。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一份抽查结果,过去5年共查出全国中小学乱收费15亿元;而一些权威教育专家认为,“该数据过于保守了,现在有的一个城市学校乱收费都能达到上亿”。
据某知名教育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9.88万所中学和45.69万所小学,其中至少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和200万元,如此、计算,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
在以教育为本的中国,愈演愈烈的乱收费正在成为最广泛的百姓话题,甚至演变成为一些典型的社会悲剧。
读大学难,但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学杂费每年随随便便就得七八千元,高的甚至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一些家长为此惊呼:“上幼儿吲比上大学还贵!”
教育部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但足这并没有成为阻止许多学校发财的障碍。
在福州,招收择校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少数被家长们看好的小学更是借机收取高额赞助费,个别优质校甚至开出了每个择校生须缴纳近2万元。这还不算什么,在去年实行“三限”政策之前,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5万~18万元,现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收费水平已经开始像前几年的广州。这当中重点学校又尤为突出,南昌的一位家长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l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为了找关系,我又另外请客送礼,花了近3万元来疏通关系。”
教育、汽车、房子已成为10万元级消费的三大代表,教育投资牵涉家万户,教育腐败很容易牵动公众神经。
广东吴川是广东西部一个经济欠发达县级市,教育经费本已捉襟见肘,但吴川教育局及所属教办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高达600多万元,局机关日均报销餐费达到4000元。国家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对吴川教育局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时,其财务问题方暴露出来。
吴川市区有一家“百鸟巢”饭店,这是全市消费最高的饭店之一,“经费困难”的吴川市教育局却把这里作为“定点接待餐厅”,市局的所有接待、包括各种会议都要在这里用餐,直接“签单”。
教育局很多干部职工对此感到不解:局里一方面在高级消费场所“签单”,一方面正常办公开支都保证不了。每年的试卷费、试题费300多万元,学校向学生收取后交给教育局,但现在局里还欠着去年的90多万元印刷费和100多万元的试卷费,从学生那里收上来的这笔钱不知去了哪里。
吴川教育系统财务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吃饭报销的单据特别多。经查明,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义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l万元,每月平均餐费开支34万多元。
国家审计署对17个省(区、市)的50个县(市、区)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情况审计调查发现,教育乱收费现象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基础教育收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违规收费,其中45个县违规收费金额达4.13亿元。与此同时,其中43个县地方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挤占、挪用、滞留各类教育资金达4.45亿元。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字显示,这4.13亿元的违规收费中,政府部门违规制定政策收费为2.46亿元,中小学校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政府部门既然克扣了教育经费,当然要制定政策“暗示”学校乱收费,将克扣的经费缺口填起来,将政府挤占、挪用、滞留的教育资金“转嫁”到学生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