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大学者，大爱也。即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只有这样才能请得来并且留得住大师。

    清华大学曾任校长梅贻琦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业也，有大师之谓也。”

    大学并非物质上的简单堆砌，并非几幢高楼所能承载的，大学更需要的是一种内涵和精神。

    这种精神是宽松自由的、开放的，是一种拥有深厚积淀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学校和老师不再只注重于成果的量化考核，而是一种能够对老师学术的充分容忍，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能够30年如一日容忍经济学家纳什一样；在这种氛围中学生和老师是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充满了人性的关怀，不再是冷漠的机械式的知识“输出”与“输入”的关系。

    今天的大学似乎已经进入了“大跃进”时代，不断攀比的大学城、几所大学的大合并、一位教授带几十名研究生的大讲堂、最后酿成高校内部的偌大黑洞……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学的特有景观，也引来了种种冷思考——

    思考1大合并：“本”不变何来“质”变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做大”已经成为中国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头等目标。在这种旗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出现了高校学校改名热、学科和专业设置求全趋同、纷纷占地建设第二校园等现象，实际上已形成一股愈演愈烈的高校重复建设风。业内人士甚至将它比喻成高教领域的一次“大跃进”。

    新华社《焦点网谈》记者对高校大省陕西调查表明，“随着高校学科、々业及学生人数大量增加，许多原来在校生规模只有3000人左右的高校，普遍增到1．3万左右，于是西安的高校中出现了一股征地扩建新校区热潮”。“两安市长安区郭杜镇向南延伸到秦岭北麓的土地，已被高校征完。”“有的学校还没有建设计划，便先将征地圈起来。”

    整合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社会整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断的和有效的动力机制和活力表现。没有整合，就没有任何活力和动力，社会各子系统就不可能运动，社会就谈不上发展。因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有机体，它需要不断地运动、更新、调整，才能够适应大自然体系的客观发展规律，借以发展、壮大。社会整合后的成功与否，必须要在整合的实践中去检验。也正是这种不断的整合、检验、识别、协调、认同，融合，最后融为一个运动发展着的、具有强烈生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实体，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中国建国以来的两次高校整合，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1952年一1960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共和困诞以后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建设需要，针对专门建设人才的匮乏，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分工较细的理工学院和文理大学。高等学校的数量由建国时的几十所，发展到400多所；1952年的大学调整，按照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的话说是利大于弊，冈为经过那次调整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这种整合模式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办学模式。这些专业学院的建立，客观地说，为我国当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符合国情国力的。

    1992年一2000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界第2次大的整合，就是曾经流行的“并校运动”，这次大规模的并校，它的利弊如何，前，还很难下结论。就其并校的总体指导思想，是针对人才培养的模式单一、忽视学生个性发展、人文教育偏弱、知识结构贫乏、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等弊病而采取的并校模式。

    我国目前共有1000多所普通高校。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苏联模式，国家把大学分成教育部直属、中央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所属院校三大类，许多部委属大学基本上都是以行业为特色，设置学科和专业。类似像石油、纺织、轻工业、统计、邮电、农业、林业、矿业、冶金、建筑等院校，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大区设立。

    高等院校一哄而起，都在向多学科发展，都在向大而全迈进，无疑是出现在教育界的一次大跃进。这不仅违反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而且也会导致我国教育质量的大滑坡。

    就中国目前合并的高等学校的层次来看，教育专家分析存在着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全国部属的重点大学，如60年代国家重点建设的60多所重点大学和90年代初实施的“211工程”和通过“211工程”评估的全国百所重点大学，被称之为“强强合并”；第二个层面省属或地方学院，由于过去的投入条件所限，只能在某些学科、某些领域有了较大的突破，被称之为“强弱合并”；第三个层面是系统内的地方学院和业余大学，被称之为“弱弱合并”。

    人们担心的是，各高校的征地建设热会不会形成半拉子工程，重蹈20世纪60年代高校热的覆辙。

    整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高校整合为学科建设的相互渗透、互补、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机会。目的是营造一个具有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工商法律共生、医学生物互补、文化资源共享的学术生态环境，这就是整合后的理想的综合大学模式。目前的高校整合中距离这个理想的环境还有一定的过程。

    人们对于大学的概念已经逐渐锁定到一种共识上，那就是大学者，大规模也。这种扩张无异于企业的粗放式经营，只能带来短期的效益，付出的却是沉重的代价。

    北大“建世界一流大学”改革方案告诉我们，体制不动，一切都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你甚至可以认为你在建设“宇宙一流大学”也没有多少人去反驳你。高校的官本位体制甚嚣尘上、教授在学校被奴役地位、学校官员的管理低素质、党务人员的横加干预、外行领导内行等状况不改变，任你怎么合并，任你出台再合理可行的改革方案，要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思考2大讲堂：一个茶壶能敌几十个杯

    薄薄一纸“研究生转导师申请表”，在上海交通大学9名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看来，却是如此沉重。一年前，上海交大电子信息技术学院9名博士生先后向学校要求更换导师王永成，到2003年7月，他们全部转到其他导师名下，但是“申请表”排在第一位的“转出导师意见”一栏，始终是一片卒白。

    ￡永成，66岁，信息处理专家，是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三项国防预研及一项国家863计划的负责人。离开王永成前，9名博士生都在上海交大纳讯高科技应用有限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正是王永成的教学办公室，而王永成的妻子陈祖申是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法人。

    “我们决定更换导师，不是因为他让我们给他的公司干活，现在开公司的导师很多；也不是因为他给我们报酬太低，我们有些人并不缺钱；我们要走，是学术心态问题——对我们来说，他不是疏于指导，而是误人子弟！”一位博七生如是说，“反过来是学生在不断开题答辩、毕业答辩时‘培训’了他……”王永成也承认自己“已不能编任何程序了，甚至不会打字了”。

    通过由北师大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民组织的对北京20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研究生培养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热门专业导师每人带20名以上的在校研究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而带研究生最多的一位教授所带学生人数达到47人。

    200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硝烟刚刚淡去，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将达到33万，比2003年增长22%。连年大幅度的研究生扩招，已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随之而来的教师负担过重、研究生质量下滑等一系列“副作用”，也成为高校和教育部门苦苦求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