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归纳北大历史上的变革总共6次。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蔡元培的改革。在蔡元培改革前，北大是一所传统的学堂，当初由于学校内的学乍多身达官贵人之门，体育课队列的时候，教师毕恭毕敬地喊道：“老爷们，请向右看。”而蔡元培改革后，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学术阵地和最先进的思想拳地，由蔡元培奠定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几乎成整个中国学界的光荣与梦想。

    有人感叹，北大之大乃蔡元培先生气局之大。80多年前的那场北大惊前，以及《新青年》一呼百应的风骚往事已被时间沉淀在未名湖底。

    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是北大的传统，在癸未年这个人心浮燥的初夏，先的像前时常出现几束鲜花。

    北大是改革的产物，建国后北大也有多次改革。1993年3月4日，北大推倒J，虎皮斑石南墙，建了一条商业街起来，赚了很多钱。2001年4月，北大又把南墙重新立起来，开始整治大学周边环境。

    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即“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

    北大等不及了。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

    何为“一流”？专家们已经把它量化得相当精细，复杂的评估体系包罗了学术科研教学的各个层面。最佳的方案还是从管理制度上着手，以制度变革促学术发展，从各种资源上支持学术。

    当改革方案开始研究第三稿的时候，北大的改革实质上已经处于胶着状态。然而这场“在跑步中动手术”是无论怎样蹒跚也要迈步的。

    恰恰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陆步轩”的北大毕业生也出来凑热闹，引起人们对北大的质疑，对北大精神的大讨论。陆步轩从一个“山村穷小子”，变成“北大才子”，接着“落魄卖肉”，成了新闻人物，媒体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这台戏之所以能唱得这么热闹，全在于社会各界对“大学是什么、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有一种误会。北大改革的决策者们，也并没有从陆步轩的经历中看到北大教育的缺失。

    北大应该花钱请他回学校对后辈们讲述些人生体验和教诲。然而，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他竟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可怜虫。其实经营得好，“眼镜肉店”完全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肉业集团。

    同样是北大毕业生，著名学者薛涌断言：陆步轩凄凄惨惨的故事，恰恰说明了这种坐享其成式的精英教育对学子们的精神毒害。

    无论如何，具有标志性作用的北大改革，很快在全国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

    北大人事改革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之时，中山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却悄然敲定。一南一北的两所名校不约而同地启动人事改革，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大学进入了某种新阶段？

    当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清华大学2002年以来已经草拟过多个基本类似的方案，同样受到了很多批评和争论。

    湖南大学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一个相关的“吹风”会。湖南大学党委副记王耀中博士告诉记者，这实际上是对北大与中大改革的一种认同，也是湖南大学开始一轮更为彻底的人事制度与管理制度改革的前奏。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西南交大也纷纷动起来了。

    中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从中国从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现实就可窥其一斑。

    自然规律物竞天择，市场之道优胜劣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百余年来国人所追求之目标。求变维新乃是共识，然具体条目，则见仁见智。是非得失，自有公论。

    诚如张维迎在那篇《大学的逻辑》中所说的一样：“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改革。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危机感，要有改革的勇气，要有改革的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我觉得教育部长也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而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这次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中国其他大学的改革。”

    哈佛有一条跟这座学府一样著名的格言：“一个成功者并不在乎知识和经验，而在于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必然实现从本能、技能到智能的转变，容易产生重视追逐物质利益、弱化人格精神修养的倾向。高科技发展要求人们具有健康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北大变法被誉为“2l世纪中国文化的第一事件”。假以时日，或许这“第一事件”才会真正显出它的历史价值。因为只有改革，我们才可能会有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