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作11月24日揭晓，58名科学工作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达到688人。

    这次院士的评选工作引来各方的纷纷评议。同时也掀开了“两院”院评选内幕冰山之一角。

    此次院士评选被形象地称为“官员与企业家俱乐部”。据透露，此次参选初审的司局级以上官员及大型企业主管人员近50名。舆论对此一片哗然：“近几年社会上的权学交易几成热潮，一官半职者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种种渠道谋求硕上、博士学位，甚至教授称号，出现的‘官员雅腐败’现象。”

    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国舫赶紧召开记者会，声称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严格标准，不是“官员和仑业家的俱乐部”。初审结束，大批官员和企业家落选。在第二轮选举名单中，工程管理学部候选的9人中，还是有5人来自政府部门及企业界。

    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认为，如果不让官员参选，也是一种不公。这种声爵马上就被淹没在“人民网论坛”：“可能恰恰是对高官们的‘不公平’，才比较容易获得相对公平。这是因为，在一个现代的法制社会，牺牲自身利益，对类似容易引发公众猜疑的行为进行规避，维护社会的公信度，乃是官员们的责任，也是他们身为公务员不得不作出的牺牲。”

    《凤凰周刊》率先“发难”，称早在199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之前，天津某中央部委直属企业有人来京，分别在几名院士家中留下2000元，为本单位领导参选院士“活动”。“后来有院士在评议会上把钱拿出来了，我们马上就决定把这个候选人除名。”曾参与处理此事的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更严重。前两天有个资深院士还在对我说，现在选举很多院士都是带着‘任务’的。”

    于是，人们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的“21封投诉信”。2002年10月以来新一届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

    由此种种，导致院士选举的一个“怪象”：对选举最积极的往往不是院士本身。甚至曾有这样的报道，主要是某些地方领导要实现院士“零突破”。

    院士越来越像“明星”。有人一旦成了院士，便不再搞科研，或坐吃老本、不思进取，或待价而沽、到处走穴……

    院士评选越来越像“竞选”。很多人为了当上院士，不是在科研上下工夫，或到处活动、请客送礼，或大肆抄袭、弄虚作假……

    《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0日一篇报道的题目令人一震——《钱学森请辞“院士”称号》。

    1955年回国，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钱学森，在担任了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水平和荣誉的学部委员36年之后，于1992年9月27日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

    毫不恋栈，毫不计较院士所具备的名誉、待遇、风光、鲜花、掌声。钱老知道“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做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的实际情况，别人争都争不来，争到手后又“春蚕到死丝不尽”，还想代代相传的名位，他轻轻一句“特申请辞去”，视若浮云。

    “中国院士制度的最好出路是取消院士，而非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兵一言以弊之。

    他的话并不全是情绪的流露。3年前顾海兵开始关注并研究院士制度问题，2003年初，他牵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在4个月时间里，参考了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相应机构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院士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探0改革方案，并发布了《吸引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改革并改掉我国院制度》的课题报告。

    我国两院院士人数太多，目前已经突破1300人，与庞大的院士数量成鲜明刈比的是，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2年已降至第25位；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已连续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奖则4年空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6年来都没有出现有说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面对这位教授的诘问，千多名院士没有一位出面作答。

    如果院不是国家规定的“代表了工程科学界的最高成就”，如果院士不足权力远大于义务，如果院士不是终身制，会有这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57他认为中国院士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制度上。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若能当选，那就成了某一领域的权威。更诱人的是，院士意味着巨大的利益。优厚的待遇再加上经济利益。院就意味着功成名就，就意味着身价倍增——如此了得的“入场券”怎能不人趋之若鹜呢？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十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虽然国家津贴仅有200元，但地方政府和院士所属单位都会提供极好的物质待遇。

    据《国际先驱报》报道，2004：年新疆出台的“两院院士待遇9条规定”中规定，几在新疆工作的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每月额外发放院津贴1500元；住房面积按150～180平方米标准执行；院士出境开展学术交流要保证经费。广东一所普通大学则为所有愿前来兼职授课的院士提供每月1万元的津贴。还有更诱人的，广西曾出台一项引进人才的政策，规定凡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经费。

    官本位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根深蒂固。“校长一长行，院长一走廊，处长一会堂，科长一操场”是对高校官本位大环境下官多兵少现象的生动写照。“兵”虽然少，但却并不精。正式工玩，合同工转，长期临时工看，短期临时就是少而又少的教师队伍中，也是混的多，干的少；用于副业的精力多，用于专业的精力少；用于内耗的心思多，用于教学的心思少；想当官发财的多，想做学问的少。

    由于高校盛行的官本位，教不了书的搞管理，搞管理的论资排辈当领导，整个高校中“权术”重于学术，“权术带头人”多于学术带头人。教师地位最低，滥竽充数，得过且过，以至于“教授不如狗，讲师遍地走”成为流行语。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竞争经济，经济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竞争，人才素质、能力的竞争(而非学历、官阶的竞争)，人才培养导致教育的竞争，高校之间的竞争最终是对名师的争夺，是名牌的竞争。学校没名气培养不出好学生；学生没水平找不到工作；毕业生找不上工作学校就招不上高水平学生甚至招不上生；招生状况不佳大家的日子便不会好过。这便是要创名牌名校的原因。因为名牌大学不是名在大楼上，而是名在大师上；有名师学校才有名气，有名师才出高徒。

    学术界惊呼：“硕士热，博士热，就是学术不热；论文多，论著多，就是学问不多；人选证，获奖证，就是学风不正；文凭高，学位高，就是学养不高。”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称，中国一年的全部科研经费总合为1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大型科研机构(国家健康研究院)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

    而在中国，科研资金大部分投向了短期内即可获利的应用科学，而基础科学研究要想争取本来就数量不多的资金，也往往是在一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如果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