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留给地上的权威，也就极有可能将他们仅仅留给了地上的事物，因为荀子所说的“修洁之名”的吸引力是如此微弱。在这种情况下，成就现世的声名很可能就成为人的最高追求。不只是荀子的劝说，他所设想的“政教”系统也都为培植这一理想及再低一些的理想提供了相当适宜的土壤。他将教育的权力交给政治权威，就意味着默许甚至认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现实好处诱迫人们遵从教导。既然人从天性上讲，本来就趋向这些现实的生存资源，他们有何必要再去追求一种空洞的“修洁之名”呢？

    但是，所有这些疑问都不必视作对荀子的批评，因为他有其特殊的时遇，他的论说出自于一种比它们本身要高得多的动机，他的那些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较低说法，乃是他特别为时人量身裁定，而非他自己的标举与持守。也正因此，显得他的价值理想与这些说法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在这个意义上，批评他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他展开论说，处心积虑，志在必得，周全之下，难免有时气短，故不能总是以响亮辉煌的声音说话。康有为曾言，“荀子步步为防，故气弱”，可谓一语中的。只是不知道，荀子这样做，是由于他认为“道”终能借助那些地上之物的光耀抵人人心，从而软化他们的心灵，将他们领入另一境地；还是因为他觉得地面的风景已经足以让他们满足而安养于其间？

    这种思考是没有尽头的，不妨让莱辛一则至美的寓言中的问号将它带得更远一些：

    有人问鹰：“你为什么到高空去教育你的孩子？”

    鹰回答说：“如果我贴着地面去教育它们，那它们长大了，哪有勇气去接近太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