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语录：犯法的事，我们不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的就是时局是千变万化的，秦朝末年，黄巾军起义，项羽、刘邦推翻秦朝。刘邦建立汉朝几百年的安定之后，又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情形，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据蜀称帝，孙权占据东吴，也称王，天下又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后的一千多年，战乱──安定──战乱──安定，一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就是按照这一条规律来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时局都在变化，而在这种变化中，人类所能做的也就是按照这种变化来随机应变。

    在商场上也一样，风云际会，刚刚还是万里无云，一会就变成狂风骤雨了。对于生意人来说，这种变化是坏的，也是好的，坏的方面表现在形势的变化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好的方面则表现在形势的变化也会带来发展事业的契机。而关键就在于生意人能不能懂得依据形势而随机应变，去发现自己的机会。精明的商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随机应变，而且还能在这种随机应变中发现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来赚大钱。

    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

    钱庄开办的目的就是低利率吸收存款，再以高利率贷出去，这中间的差价就是钱庄的利润，这就好像是今天的银行一样，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是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

    所以胡雪岩才会想办法凭借王有龄的官场势力来打理过往的县、府的银子，因为这是官家的银子，是不要利息的，那么胡雪岩再把这些银子放出去，那么就是全赚了。但是把这些钱贷给谁呢？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为胡雪岩提供了机会。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国家一片混乱，太平军所到之处，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仕宦乡绅，都携带着金银细软开始逃亡。在东南地区一带，逃哪里去呢？这些人的首选之地就是上海，为什么？因为上海是通商口岸，里面有很多的洋人在经商，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都请求各自的政府用坚船利炮保护着这个地方，所以，哪怕上海周围的地区都受到太平军的占领或攻击了，但是上海却仍然安然无恙。于是这些人就把上海作为了他们逃跑的首选之地。

    但是，这些人来上海之后，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些人在原籍的时候，依赖祖宗留下来的田产，靠收租过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奢侈无度，从来不知道节俭为何物。他们来到上海之后，他们就没有田产了，也不能收取租税了，但是他们挥霍无度的习惯还是没有改过来，加之上海灯红酒绿，十里洋场，花钱的地方更多。于是这些人坐吃山空，过不了一年半载，所带的钱全部花光了，这时候，他们又不能回原籍去，因为太平军还占据着他们的家乡，但是又要在上海生活，那怎么办呢？只有向当地的钱庄借贷。在一般人看来，借贷给这些人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因为这些人不是本地人，等太平军一失败，他们就能回原籍了，到时候你想找他们要钱都要不到了。

    但是胡雪岩却并不这么看，当别的钱庄都不敢向这些人放款的时候，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就敢向这些人放款。因为他认为，只要以这些人的田产作抵押就行了。因为田产是一些不动产，等太平军一失败，这些人肯定就会回原籍，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田产，他们可以再像以前一样过着靠收取租税过活的生活，他们不可能放着这些田产不要，而为了躲避这些债务而跑到外地去，这些田产相对于这些债务来说，要多得多。所以以这些田产作抵押，那么也就不怕他们不还钱了。从这一次的贷款中，胡雪岩大大的捞了一笔。

    当官兵开始收复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就感到太平军的日子不多了，于是他想太平军官兵一定会想办法隐匿财产，而把这些财产吸收到阜康里来，肯定是一笔大收入。于是他和信和钱庄的张胖子筹划怎样吸收太平军的这一种私财。可是张胖子却不敢做这笔生意，因为他认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在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但胡雪岩却认为，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决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太平军逃亡兵将额头上又没有刺字，既然是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于是胡雪岩根据这一形势的变化做成了张胖子不敢做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