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语录：天变了，人应变。

    《周易·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就是说，事物一旦到了极限就要改变它，改变就能通达，通达就能保持得长久。

    事物到了极限要改变它，而人在环境的变化中也要懂得改变。人只有改变了，才能适应这种环境，最后生存下去，这也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提倡的“优胜劣汰”。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他认为，生物都有繁殖过剩的倾向，而生存空间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

    人也是一样，要是环境变了，而不能适应这种环境，那么在自然界的优胜劣汰中只能被淘汰。胡雪岩就说过，“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胡雪岩之所以能在险象丛生的商场上如鱼得水，每每都是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能够每次都根据环境的变化来适应这种环境。

    胡雪岩得到左宗棠的信任以后，左宗棠把筹措军饷的事全部交给胡雪岩去办了，而左宗棠每年的军饷就差不多要一百万两，同时，左宗棠又是一个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办船厂、开办洋务，都需要一笔很大的钱。这些钱清政府是不可能给的，那么也由胡雪岩负责。这么多的银子，胡雪岩也不可能有，并且这是国家的事，胡雪岩也不可能把自己钱庄的钱贡献出来。那怎么解决这些费用问题呢？

    胡雪岩想到了问题的解决之法，那就是向洋人借款，因为洋人在上海开了很多的银行，就是想向中国政府贷款的。只是清政府明令规定，任何人不能代理政府向洋人借款。以前恭亲王就曾经拟向洋人借款1000万两用于买船，但是被清政府给拒绝了。那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呢？这让胡雪岩也开始打退堂鼓了。

    他就去找左宗棠商量，把向洋人借款的事和左宗棠说了。左宗棠的一番关于当下时势以及做大事要懂得顺应时势的分析坚定了胡雪岩借款的想法。胡雪岩认为，恭亲王之所以借不成款，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借款，当时向洋人借款买船，由于洋人正与清政府是敌对的关系，那么洋人就在借款的事上故意刁难清政府，而清政府向来就是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的，你洋人算老几，不借就不借，这样恭亲王也就不再提向洋人借款的事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洋人在上海有银行，有商行，可以做生意了，并且在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获利丰厚，特别是鸦片走私，每年都会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白银。也就是说，此时的洋人已经在上海等地的通商口岸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而太平军的兴起却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想支持清政府围剿太平军。他们在军火上支持官兵了，那么在资金方面就更愿意了，因为这是一种借款，是要给利息的，比军火更划得来。

    而在清政府方面，由于太平军的兴起已经威胁到它的统治了，在当时，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但是此时的清政府却早已是财库空虚，要支付那么繁重的军饷，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向洋人借款尽管只是权宜之计，但是却使得这些军饷来得快，至于还款则是以后的的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所以借款也就具有了可能性。

    同时，这时的左宗棠的手握重兵之人，且在围剿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深得朝廷的信任，此时由他领衔向朝廷上奏提出借款的事，其分量也就不一般了。

    最后，借款之事果然顺利进行，根据史料记载，从1867年到1881年这十多年间，胡雪岩以左宗棠西征、办洋务为由，向外国银行先后六次进行了借款，借款金额高达1770万两。而胡雪岩就把这些钱用于他的阜康钱庄的运作，为他的钱庄注入了大量的资金。

    自从上海被洋人占领逼迫清政府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后，来上海的洋人就越来越多，同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东南一带的人为了躲避战火也纷纷来到上海，上海一时成了人口密集之地。这些人在上海要吃要住，而洋人也为了在上海更好的做生意，决定把上海的路拓宽，这就催生了上海的一种新兴产业──房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