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摆了摆手表示不用，还对宦官和文武百官郑重其事地说：“这件龙袍，朕会保留下来，当做一种激励，也希望今后仍然能够有敢于直言的大臣向朕进谏。”
要知道，这可是北宋亡国的宋徽宗，一向以“昏庸无道”著称于世。可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能看出来，宋朝的皇帝虽然有的是昏庸、有的则是贪婪，但是绝对没有出现过类似隋炀帝、秦二世那样的暴君，动不动就要摘人家的脑袋。这在中国古代史中，算是比较罕见的朝代了，并且没有之一。
一般来说，如果宋朝的文人通过了科举考试，考取了功名，那就等于是坐上了“平步青云”的快车——先是到地方上做几年的地方官员，之后就会接到京城来的任命书；进入京官的队伍之后，只要不犯什么政治错误，在几年之内，不说连升三级，至少也能够再升上两级，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
除了升官速度就好像是挂了外挂一样，还有另外的一种保障，那就是绝对不用担心领导生气，什么“伴君如伴虎”，在宋朝，通通都是浮云！开创了宋朝的这种朝廷风气，也绝对不是昏庸的宋徽宗，而是宋朝的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经历了群雄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他亲眼所见因为皇权无法集中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藩镇割据、武将作乱、李氏王朝就此灭亡……估计赵匡胤睡觉的时候，没少做噩梦，所以他才想出了一个“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把皇权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其实这样也对，别人永远没有自己来得可靠，赵匡胤则是将这句话作为了自己的用人准则，并且发挥到了极致。
在赵匡胤的心中，文人的形象永远都是手不能挑、肩不能扛，甚至是见了血就会晕过去的文弱形象，而武官则个个膀大腰圆、络腮胡须，手里的兵马仿佛是能够斩断大宋江山的噩梦根源。于是，他对文官百般信任，这种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纵容。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其中的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纵观整个大宋王朝，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文官因为过错而惨遭杀身之祸，这和很多朝代中动不动就满门抄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这并不代表说文官就如同拥有了护身符，犯什么罪行都可以逃过死劫。在宋朝比较重的罪名主要有4种——“盗贼重法”、“盗剥桑柘之法”、“重禄法”和“重惩赃官”，前面两项基本上都是针对普通罪犯，放在现在，估计也就是个“危害公共治安”，可是后两项却是针对所有官员。无论你是文官，还是武官，无论你官居何职，品级高低，一旦被发现有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之行为，处罚就极为严厉。
“重禄法”出自宋神宗之手。在整个宋朝来说，宋神宗无疑是个明主，如果没有他，王安石估计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拿着朝廷的俸禄，满腹才华无处诉，也就是个宋朝版的李白。但好在，王安石遇到了他的伯乐——宋神宗，这才有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暂且不说在宋神宗支持之下上演的轰轰烈烈的变法，单说这个“重禄法”。在宋朝做官，尤其是做文官，薪水啊、福利啊、待遇什么的，都非常可观。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很多文人刚刚考取功名，就被地方上的名门望族看上，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情况，所以说“穷小子一夜之间变成大富豪”，在宋朝绝对不是痴心妄想。这样优越的制度，却仍旧挡不住人性的贪婪，在宋朝仍旧有很多人铤而走险，收受贿赂。
宋神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心急如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样的道理，普天之下的银子，也都是他皇帝老子一人的，怎么能让这些姓赵的银子都被贪官污吏卷回自己家门呢？于是他就针对官员收受贿赂这件事情制定了法律，这条律法说白了也简单，就是说，凡是领取了丰厚俸禄的官员，一旦发现收受贿赂，哪怕只有100钱，都要被流放，这流放的年数和收受贿赂的金额成正比。
而另一项罪状“重惩赃官”其实和“重禄法”非常相似，只不过是多了个死刑的设置。但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的时代，死刑往往成了摆设，就连蔡京这样大奸大恶之人，最后也都只是被流放了事。所以说在宋朝，死刑恐吓人的作用比它的实际用途要大得多。
尽管这种“刑不上大夫”的朝中风气使得宋朝出现了很多奸臣，也出现过宦官权力过大，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也有很多忠臣在这种风气中获得了能够直言的权利，这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刚正不阿的包拯，比如说以大局为重的寇准，比如说一马当先的“杨家将”等等。据史料记载，寇准当初为了说服宋真宗能够御驾亲征，在朝廷之上，他口若悬河、舌战群雄，甚至把口水都喷溅到了宋真宗的脸上。
这种事情发生在历朝历代，估计都能够成功地激怒皇帝，就算不满门抄斩，也得办你个“忤逆之罪”。可是在宋朝，宋真宗并没有因此而生气，甚至还重用寇准，御驾亲征。
与其说“刑不上大夫”是对士大夫阶级的一种保护政策，倒不如说是宋代皇帝对待士大夫们的一种包容。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包容，才能够让宋朝的政治呈现一片清明之迹，也是一种变相的“言论自由”吧。只有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中，朝廷官员才有勇气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正想法，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明，同样也是百姓之福、朝廷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