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老战友方瑞同志，把他最近撰写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几篇论文给我看。我们很惊奇，一个从事技术工作一辈子的人，怎么突然搞起艰深的“《红搂梦》研究”来了，令人不可思议。在我们仔细地阅读了他的作品之后，颇为他的作为所感动。七十七岁的高龄，为此确是不易。精神可嘉之余，觉得他的文章，还真颇为可取。

    我们三人，在战争年代，都是活跃在前线的文工团员。和平时期，各自开始从事自己的专业。五十多年来，虽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忙碌，而友谊总是联系着我们。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开始改做技术工作，一直到九十年代离休，在技术岗位上干了四十多年。他在技术工作上，是很有些成就的。四十年刻苦钻研，发表过多篇较高水平的专业论文，而且有两个工业产品的主要的《国家标准》，出自他的笔下。这都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在事业上的奋进精神之所致。

    我们对“《红搂梦》研究”，从未有过接触，只是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对《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情况也常有耳闻。自清乾隆朝《红搂梦》问世以来，研究派别迭出，研究结论纷呈，颇为壮观。只是看了老战友的文章，觉得很有一些特殊的新鲜感。他独辟蹊境，极尽苦心，竟然探讨出《红楼梦》中诸多的从未见诸报道的新意。

    《红楼梦》中的“秦可卿问题”，由于多年来诸多方面“错解贾珍”，致使广大读者陷入迷途。不但对其情节误识，而且对于曹雪芹书中第五回写给秦可卿的《判词》和《曲词——（好事终>》，多少年来，多少人都解释得笼笼统统，不得要领，没有阐发出曹雪芹的本意，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方瑞同志的独特新解，对《红楼梦》研究，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

    方瑞同志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行文中，多采用“隐写”的手法，欲对其解读，就免不了“猜测”、“附会”，我很担心他在这方面的失误，若如是，就难免贻笑大方了。

    方瑞同志书成，嘱我们——在他从学生转为解放军战士时最先相识的老战友，为其写上几句评语，是为此序。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李英

    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员作曲家/傅晶

    200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