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雍熙五至六年冬春之际的大汉帝国对真腊战争，无可争议的宣告了中南半岛的大变局。

    这场战争，以真腊国的惨败而告终，丧师失地，屈辱求和。曾经的半岛第一大国，就此沉沦，在南北两面都丢失了大片国土，损失惨重，沿海国家，几乎被打成个内陆国家。同时，内部也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中央权威大丧，地方实力派抬头，部族叛乱，分离主义大兴

    真腊国的统治阶层具备一定延续性，其统治也没有那么脆弱，就像发生在南北金洲及爪哇岛上此起彼伏的袭扰、叛乱一般，朝廷如欲彻底征服真腊，不大兴杀戮，通过“人口政策”，是极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

    但是，如仅从“乱其国”的角度出发，对大汉来说，尤其在已经攻破其国门的条件下，那是没有多少压力而言的。

    这场半岛战争，时间持续并不长，但动兵规模却一点不少。初期的“自卫反击”就不说了，后续几个月出国作战，迫于军情，为保辎需供馈，后期又增派了三万对民夫，前前后后，为平“真腊之乱”，朝廷总共征调了十二万军民。

    这样规模的战争，放在任何一处都不是小仗，何况是在中南半岛上，耗费钱粮之巨，也是可以想见的。至于伤亡，也是不浅，足有七千余人，半数以上都是非战斗减员，同时，足以两千多名汉军将士长眠于半岛高原与密林之中

    诚然，真腊国的损失更为严重，是数倍乃至十倍于汉军，并其汉军还攻取了以文单为中心第六大片真腊国土，但这笔买卖，在大汉朝廷那里，怎么算都是亏的。

    因此，在雍熙六年夏四月，当真腊使节历经辛苦，抵达西京洛阳，带来真腊国王阇耶跋摩地五世的乞和信后，几乎没有经过多复杂、激烈的讨论，皇帝刘旸便同意其所请。

    至于条件嘛，称臣纳贡是必需的，割地赔款也少不了，同时要求真腊大开国门，准备大汉商贾前往货殖经商，并且，对于流亡于真腊国境内的那些来自安南、云南两道的反抗势力，真腊国也需协助清剿。实事求是地讲，朝廷的条件也算宽仁为怀了。

    真腊国所不清楚的是，事实上他们只需再扛一扛，情况就会好转，因为大汉帝国的高层达成共识，决议罢免兵，结束与真腊国这场争端。

    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与真腊这场战争实在是亏本，打下去对朝廷并没有多少好处，只会空耗国力，在真腊战败服软后，没有必要再浪费钱粮兵力；

    二则是打进入雍熙时代起来，偃武修文、休养生息便是朝廷最重要的政策方针，如非必要，是不会轻启战端的。

    当然，像剑南叛乱，真腊入寇，这种情况是必须坚决镇压、反击的，只是到什么程度，朝廷诸公是有个心理底线的。

    平心而论，皇长子刘文涣率军反攻入真腊国境，虽然很提士气，大扬中国武功，但并不是那么受大汉上层认同。

    即便是皇帝刘旸，虽然后面下令相关部司全力保证大军后勤，但也给了一个“莽撞”的评价。

    至于还有一些不便名言的理由则是，像朝廷出兵出钱出力，给封国谋取好处的事情，是越少越好，朝廷封国，是为了减省扩张拓殖带来的成本与消耗，这是从开宝后期就在朝廷内部形成的共识。

    只不过，世祖皇帝在时，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群臣建议，表明态度，而雍熙皇帝，对于封国王们，却多多少少要顾及一些影响，顾念“兄弟之谊”。因此，有些事情可以做，却需少说。

    而在整场战争中，当然有获利者，而获益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刘曙的林邑国。由于在北方面临着帝国军队的强大压力，对南方，真腊即便有所防备，但力量有限，在应对上自然勉强。

    而林邑可谓是精锐尽出，又有大量南下勋贵、海商的大力支持，领军的又是刘文演、刘珙这两个林邑国最能打的将领。

    战果是硕大的，二刘不只将实现“攻取河洲”的既定目标，还超额完成任务，向北挺进，直抵洞里萨水与湄公河汇流口，筑巴山堡方止，以为防御。

    而巴山堡，距离真腊国的核心统治地区，洞里萨湖平原，已然不远了。而比起北面大汉朝廷的数万大军，来自林邑国的“背刺”，威胁显然要更为致命。

    即便刘文演由于兵力、交通、后勤等诸多因素，没有急进，但也在刘文涣于北方持续施压、攻城略地的同时，率军北上洞里萨湖地区，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攻破城池，但也杀伤了大量真腊臣民，掠夺无数，极大地破坏了真腊国的社会与生产秩序，大大延缓了真腊国对林邑反制、反击的速度。

    而经过刘文演这么一番折腾，真腊国自然又迎来了一场伤筋动骨般的损失，而林邑国几乎全占湄公河三角洲，其中包括一部分已经被真腊国开发过的城镇土地，这也为后续林邑国的开发，节省了一定的人物财力。

    毕竟，即便再优良水土，拓殖垦地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仅一个水利条件就能难死个人。而从占据湄公河三角洲开始，林邑国在半岛上真正的立国之基，也开始逐渐打牢固，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也值得大汉子民扎根。

    和林邑国一样的，是西边的临海国，在真腊受到南北交攻的同时，临海王刘文海也派遣了一支军队，自直通地区越过山地之阻，向真腊西南部海湾地区泰国湾进攻，即便只是实现了一种名义上的统治，通过这次行动，也拓地数百里。

    若不是刘文海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北部蒲甘地区的攻略上，真腊这块肥肉，刘文海是必定要大分一杯羹的。

    而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中南半岛实则一点也不安宁，不只林邑国在就是吞噬占城遗产，构建封国军政体制。在南边，齐王刘昀也在加紧对北金洲地区的掌控，在他的招徕以及朝廷的支持下，又有几十家勋贵、功臣子弟，奔赴南洋发财，刘昀的“新齐国”也的确是大家伙在南洋的首选之地。

    最不安宁的，显然就是大肆攻略蒲甘、直通地区的刘文海的，在朝廷及南洋海上的支持下，刘文海率军，仅用一年的时，便将“缅甸”东南地区的孟族政权直通国给消灭。

    然后，一边从国内、南洋地区征募汉人力量，一面对本地土著进行驯服工作，同时向北挺进，迅速与蒲甘国叫上手。

    在过去几年，半岛西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大汉帝国之临海国于土著蒲甘国的战争展开的。

    到雍熙六年为止，临海王刘文海在尽取直通国故地的基础上，正与蒲甘国争夺“下缅甸”地区，但与林邑国不同，刘曙那边还能顾及到商业、农渔业的发展，也有一些实际的经营成果。

    而临海国这边，则就完全是一套军事体系了，刘文海完全建立了一个以汉人军功地主为主体的军国主义国度，从雍熙元年到六年，几乎无岁无月不战。生生打断了蒲甘国的上升之势，还得竭力抵御来自凶恶的汉人军民的侵略

    也是在雍熙六年四月，在刘文海纠集三万大军亲军汉人武装仆从军再一次向蒲甘国发动夏季攻势。

    这一回，蒲甘国没能抗住来自临海国海陆两面夹击，于是，抵抗了整整四年多的蒲甘国向北溃退，刘文海终于全据“下缅甸”，蒲甘国则真的被打成了一个“内陆国”。

    至此，刘文海方才停下扩张的脚步，把目光放到内政治理上。来自朝廷的直接支援，早就已经停了，在主要依靠自己以及先父遗泽的情况下，刘文海在完成初期扩张目标后，也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番。

    雍熙六年八月，在文单城待了大半年的皇长子、汝阳公刘文涣，终于收到朝廷的召还，带着最后一批远征军撤向安南，回朝献捷。

    当然，在回朝之前，刘文涣还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已经攻取的真腊土地，还是不可能还回去的，刘文涣、赵氏一系更是坚持将之纳入大汉国土范围，这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开疆拓土的功劳没了，反而会让刘文涣陷入“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攻讦旋涡中去，慕容氏那一派的人，是必定会揪着此事不放的。

    而直接纳入帝国的行政管理，成本又太高，于是，当从朝廷那里拿到全权处置权之后，刘文涣对开拓的北真腊土地做了一番安排。

    首先，名义上设立了文、万、蒙、真四州，同时从安南、云南、广西调集了一批官吏。而在名义之下，刘文涣于四州代朝廷赐封了三十多名土司，这些土司之中，有真腊投降的权贵、将领，也有当地的土著部落首领。

    对于大汉的土司制度，这些势力自然是有所耳闻的，隔壁的安南道同样也不少土司，因此，这些新利益集体接受得很快。

    因此，刘文涣固然无法保证新取的文、万、蒙、真四州能彻底稳定下来，成为大汉始终巩固之国土，但至少保证其不会轻易复归真腊，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会走在“汉化”的正确道路上，毕竟如今的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来，汉人的影响正在持续不断的加深、加强。

    而对刘文涣的善后处置，不管背后是否有人指点，皇帝刘旸终是给了一个“不错”的评价。而随着刘文涣撤军回国，中南半岛持续了近一年的动乱，终于恢复稳定。

    即便，这份稳定并不是那么牢靠，但同时，一个全新的半岛乃至东南亚局势形成了。

    从宏观上讲，几个月的“半岛战争”对整个东南亚的历史，都有重要影响，即便从结果上并没有出现“灭国”的情况。

    但与往年发生在南洋地区的“灭国”战争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下场的，不只是来自大汉帝国中央的强权，还有如林邑、临海这样的大汉封国，甚至于战后东南亚的新格局正是在这些封国的努力下促成的。

    到此时，似乎才真正出现了世祖皇帝曾经所期待的情况，大汉的开拓精神，不该只是来源于皇帝个人的喜好与支持，封国也不该被动地等待朝廷的哺育，他们需要更积极、更铁血，需要有一股发自内心的扩张的散播大汉文明的源动力

    当然了，这样的情况，对于中央帝国而言，究竟是好是坏，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至少在雍熙六年的当下，整个东亚地区的形势便是，以大汉帝国为核心的中国势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大汉旗帜下山川河流、海洋岛屿的影响控制。

    大汉帝国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一个充满攻击性与不确定性的全新藩属国体系正在形成，这也天朝上国真正走出传统“九州”舒适圈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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