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学以前，我三次同死亡擦肩而过。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后来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好运。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10岁那年。那时候，每星期六，我都要去南口火车站接大哥。他那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老师。从我家去火车站要绕一段路。为了抄近道，我们这帮孩子每次总要横穿铁轨。我们经常从停驶的车厢底下钻过去，然后走到对面站台。那一回我去晚了，一路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大哥坐的火车就要进站。我匆忙钻进一节车厢底下，完全没想到一列火车头正从另一侧很近的地方朝我开过来。

    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危险的一幕，只有我自己毫无察觉。幸亏站在车头一侧铁梯上的信号员朝我头上猛踹一脚，把我踢倒在一旁。否则，我肯定会被轧死的。尽管机车紧急刹闸，可车轮仍在滚动。摔倒后我的腿还在铁轨上。

    只听对面一个小伙伴大声喊：“周华！腿！快滚！”

    我猛地一下滚开了。虽然身上摔得瘀青一片，衣服沾满了轨道上的油泥，但我终归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但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没敢去站台接大哥，一个人急匆匆地往家走，心里灰溜溜的，想着这件事我跟谁也不能说。

    半路上有个大人问我：“你是不是刚才差点儿让火车撞着的那个小孩儿？”我点了点头。这时候，和我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邻家阿姨刚好路过，听到了。我母亲和老保姆因此知道了，后怕得紧，当时就把我关了禁闭。

    几年之后，我又一次差点儿没命。那一次，我去部队大院的游泳池学游泳。每天傍晚五六点之间，部队官兵都要去吃饭，游泳池里通常没有大人了。我当时并不熟悉情况，到了水里后才发现，水已深过头顶，双脚根本踩不到底。我赶紧将电影里看到过的姿式踩水拿出来，可一点儿也不管用，只觉得身体不住地往下沉。我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拼命想让自己浮起来。每次刚挣扎着扬起头，喊一声，声音便随着身体下沉被淹没了。我喝了很多水。游泳池里当时还有其他孩子，可都和我一样不会游。幸运的是，还有两名军官正在另一侧游泳。他们发现情况后，马上游过来，把我救了上去。要是他们也遵守纪律、按时就餐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在这儿回忆此事了。

    第三次危险的经历和火炉有关。北京冬天很冷，气温经常会下降到零下十几度。那时候，每到冬天，我们都要靠煤炉取暖。每晚睡觉前，都要往炉里添煤，将炉口封闭，只留一条极小的缝隙，让煤火在夜间尽可能少地燃烧。如果炉子没封好，炉火很容易在半夜熄灭。那一年，我正住校复习高考。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到炉边，弯下身子，想用脸去试试炉火是否正常。不料，炉子上插着一根通火用的铁钎子。我这一低头，铁钎子刚好戳到我左眼。我惨叫一声，只觉眼前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室友开灯一看，都吓得叫了起来。我满脸是血，就好像太阳穴中了一颗子弹似的。老师和同学急忙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医院。好在这次事故没有对我的眼睛造成永久性伤害。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确实非常可怕。现在回头来看，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让我懂得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虽逢大难，却完好无损。这使我相信，自己的生命一定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北京远郊偏僻的南口小镇给了我快乐而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不过，有时我也会好奇地想，如果生长在北京城里，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我会不会一直追逐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梦想，最终被某个顶级球队选中，成为北京版的贝克汉姆呢？我有可能成为一位乒坛明星、一名奥运选手，或者摔跤冠军吗？

    事实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我放弃了在体育方面有所发展的梦想。和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不得不为今后的生活做一些更切合实际的打算。那个年代，一切充满了变数。1966年，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大学一律停止招生，追求知识、学问被视为不光彩甚至反动的事。年轻学生最初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被鼓动去摧毁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及一切来自外国的影响。大约从1968年底1969年初开始，大批城市青年又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以便使他们经过多年的生产劳动，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上同辛苦劳作的农民真正走到一起。

    那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五花大绑、身上挂着牌子的人站在行驶的卡车上。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只知道这是“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土地房产的人那时都被认为是邪恶的，被称做坏分子。“文革”时期的农村，所有被贴上地主标签的人都会被当做阶级敌人，成为众矢之的。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据说解放前是个地主，因此每天脖子上都要挂着一块“我是坏分子”的牌子，站在他家院外一幅毛主席像前“请罪”。那时我七岁左右，每天都和其他孩子一样，到他跟前去看热闹。我的童年时代虽然很快乐、很有安全感，但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和小伙伴尽情玩耍的时候，当时中国实在有着许多的动荡与冲突，只是我有幸不曾切身遭遇，得以闪身而过，童年的快乐与自由因此没有被折损。

    那个年代，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相信广播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这样接受到的信息有时又会让人非常糊涂，因为某位政治人物也许今天还被颂扬，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我刚上小学时，每天早晚，大家都要手持语录，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每天到校后第一个小时都要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虽然我对语录的内容并不都能理解，但背诵语录成了我最早的记忆训练。我很擅长背诵。这个特点在我后来的英语学习中帮了大忙。

    尽管军队大院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我还是要面对毕业后的去留问题。我的二哥和姐姐那时都已参军去了外地。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我也想过，像他们一样去参军。但一想到寒冬的夜晚，在一座废弃的大炮库房外站岗的情景，就觉得毛骨悚然。二哥建议我去学小提琴。他希望我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说不定毕业后可以参加一个文工团，就不用插队了。即使去插队，也可以参加一个在农村巡回演出的宣传队，不用总在田里干活了。他还把自己的提琴老师介绍给我，让我跟着老师学。提琴老师是我们部队文工团的首席。

    开始我对学琴并不太喜欢，而且那时候我很腼腆，不好意思经常去文工团上课。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团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着琴盒子，生怕人家耻笑。后来，我每次都叫上一个小伙伴，陪我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帮我提着琴盒了。我还在文工苦提琴团里见过后来成了大腕儿电影明星的梁天，他当时刚进这个文工团演话剧。过了一段时间，学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之后，我才觉得，学小提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也练得更加认真起来。

    南口的冬天很冷，但我每天都坚持早晨五点起床，到部队大院礼堂去练长弓。这样，每天上学以前，我可以练上两三个小时。虽然开始学琴的时候只是为了一技之长，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小提琴演奏。我经常为了将一首曲子拉得更好，而一连花上几个小时。能在琴弦上奏出这样美妙的音符和曲调，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那时候，我能演奏的曲目很少，只会拉一些中国曲子，比如《新疆之春》、《新春乐》、《红太阳光辉照炉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