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美国的时候，还不能全部听懂电视和电影里的对白。来美国一年以后，我就完全可以听懂了。我常听人说，要判断自己的语言能力如何，有一个办法就是，听听赛马解说。因为解说员语速会很快，语气也会很激动。我还看过不少美国情景喜剧。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是主演过《l一人行》的约翰·瑞特。总之，我喜欢上了美国和它具有活力的文化。美国的生活方式向人们展现的如此丰富多样的可能性，让我感到不小的鼓舞。

    在美国期间，我和小叶平生第一次买了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汽车。这是辆1974年的福特平托旅行车，买它共花了480美元。这辆车平时开起来问题倒不大，只是遇到佛罗里达早晨空气潮湿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发动。另外，它驾驶室的门很难关紧。我们多数时候是从另一侧的门进去，再爬到司机座位上。车身浅蓝，上面还有几处凹痕。不过，我们并没有在乎这些。我们当时只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了自己的车。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拥有私人财产的感觉。去美国以前，除了书和自行车这类东西，我们还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而这一回却是汽车，还着实是自己的。

    我们双双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周末，开车去了一趟迈阿密。现在想起来，这么做确实危险，可当时没想那么多。那一次玩得非常开心。迈阿密海滩的风光让我完全陶醉了。后来，向一个操西班牙语口音的人问路，却被要求支付二十五美分时，我还真吓了一跳。那个时期，经常有整船的古巴人偷渡到美国，里根政府不堪其扰。在迈阿密街头，你会遇到很多讲西班牙语的人。有些人看上去似乎怀有敌意。当我问一位超市女店员会不会讲英语时，引来她一阵大笑：“当然会讲啦，这是在美国呀！”另一件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走进一家当地中餐馆，一个中国人的影子也见不到。后来才知道，这家餐馆是古巴人开的。刚到佛罗里达，我比较腼腆，不大有勇气主动结识陌生人。我经常接触的是我的意大利室友希尔维欧和几位来自中国的同学。由于我的兴趣比较广泛，这一年里，通过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让人们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参加过迪斯尼组织的乒乓球比赛，最后获得了亚军，冠军曾是古巴国家队队员。我还以吉他演唱英语歌曲获得迪斯尼国际学生才艺表演赛第二名。在那一次活动中，我还和小叶一起给大家表演了一段探戈舞。在毕业典礼上，小叶和我分别被评选为本年度学生中的“才艺小姐”和“才艺先生”。

    我们的交流项目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是组织所有学员到华盛顿和纽约进行一次游览。那段时间，国际上发生过几起大的空难，失事飞机包括泛美航空公司和英航、日航的三架班机。由于这是有史以来空难发生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人们对于乘坐飞机感到非常惶恐，许多游客甚至取消了航班。我们上飞机的时候，一行人里没有一个敢说话。看到美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山姆·唐纳森也在同一架飞机上，我感到很欣慰。当我们在华盛顿安全着陆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项目结束的时候，不少美国大学都向我们这些国际学生提供研究生奖学金，希望我们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留下来的想法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不希望做不利于我们这个交流项目的事。毕竟，这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国际项目。我们希望回国以后，能用这一年里学到的一切报效国家和社会。我和小叶1985年9月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北京。这时候的我们，同一年前在这里登上飞机，准备去美国的那两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相比，在生活经历和眼界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父母看到我回国，非常高兴。我用在美国一年从每周生活费里省下的钱给他们买了当时流行的“四大件”，包括彩电、组合音响、洗衣机和电冰箱。这些进口产品对当时许多家庭来说，还是稀罕物。为了奖赏一下自己，我还买了一个索尼随身听。此后的一年里，每当我骑着自行车行驶在北大校园或者到小叶的学院去看她的时候，我都会一边骑车，一边戴着它。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在学校时的常轨。除了上课和去图书馆以外，我仍旧像以前那样，喜欢抱着把吉他自弹自唱，喜欢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活动。1985年圣诞节前夕，我和我的朋友陈学毅及高我们一届的英语系女生谭虹、徐淳一起，获得了第一届首都高校英语歌曲比赛集体组一等奖。个人组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歌星的刘欢。他当时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的学生。那时候，他的声音和演唱风格已经十分出色。记得我们演唱结束，回到后台的时候，他曾走过来向我们祝贺。其他获奖者中还包括后来创办麦田音乐公司的清华大学学生宋轲。

    1986年3月，我差点儿被选去扮演电视剧《末代皇帝》里面溥仪的角色。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书，摄制组一位导演打电话找我。他说，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我，觉得我很像溥仪，想约我去试镜。那时，我正梦想着毕业后成为一名外交官，对演戏并无兴趣，就没有去。

    那年夏天，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工作。文化部的职责之一是为中国各驻外使领馆选派文化参赞和领事。我所在的部门负责选送中国艺术家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艺术比赛。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选送了一位中国流行歌手韦唯出国，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一个国际流行音乐比赛。当时，郭峰刚写出《让我再看你一眼》。在文化部办公室里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事还和郭峰、韦唯开玩笑说：“如果周华真干了唱歌这行，可就会把你们都灭了。”我在工作中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其中有杂技演员、音乐演奏家、画家、歌剧演员和芭蕾舞演员。我也曾经到英国、日本等国出差，包括带领中国选手去英国参加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因为我对小提琴十分钟爱，这类比赛让我尤其感到兴奋。一些我们选送的参赛者，像薛伟、吕思清等人，后来获得了国际奖项，如今经常在世界各地最顶级的音乐厅演奏。

    英国社会，尤其是外交圈和高雅艺术圈内的人，在礼仪方面往往颇为挑剔。去英国以前，我唯恐自己在衣着和言谈举止上给人一种土气或者缺乏教养的感觉。而在美国，后来我也发现，在澳洲尤其如此——大多数场合，你都可以穿一身运动便装和一双便鞋，没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光。而在面对古板的英国贵族的时候，我不愿意有半点儿含糊。于是，我们说话时会尽量使用大学里学过的那种字正腔圆的标准英式英语，正式场合会穿上最合体的西装。我把这些看做是树立中国新形象和展示中国新面貌的一部分。每当想到自己的工作能够为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我都感到非常骄傲。

    到政府部门工作后不久，我便发现，和学生时代相比，如今在机关工作，难免会遇到机关政治的因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以后。觉得需要接近领导，才能获得事业发展和升迁的机会。当时我很理想主义，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不过，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唯一能把握的是自己的行为举止。这样，也许能通过自己对待工作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周围人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如果我能充分发挥自己身上最优秀的潜质——乐观、富有创造力、充满热情，那么，我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我很想让父母为我感到骄傲，所以我有一种习惯性的、近乎本能的愿望，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希望受到人们欢迎。这些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每年一度工作总结时，每位同事都给了我肯定的评价。虽然我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但我对所有事情都是抱着热情去做的，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即使他们让我去拿报纸、领邮件，我也会轻松愉快地去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永远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让我得到了每个人的支持和肯定。我的两位部门领导都是业务型干部，十分重视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表现。我的能力可以说是出众的，而我又有着很好的心态，因此，他们也给了我非常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