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信的内容，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是齐盛军！放眼整个裁判界，也许只有齐盛军才能写出这么带有个人情感的自白书，也许只有他，还保留着身为一个裁判所应有的良知。这封信带来的震荡，绝不亚于吉祥集团老总陈福生的那次公开声明。任薄清走后，程局立即把党组成员及监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请到他的办公室，把刚刚发生的事告诉大家，又叫规财处长将卷宗存放在会计室的保密箱。同时，当着大家的面，程局打电话将此事向杨思德作了通报。

    第二天，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媒体纷纷找到体育局来，要了解真相。程局认为此时将事情公开不妥，对我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炒作，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要轻易接受采访。后来，办公室主任告诉程局，新华社台州分社的王海涛想给中央写内参，建议接受采访，程局同意了。

    不到半小时，王海涛就赶到了体育局。程局向他出示了悔过书并表达了对这封忏悔信的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祥、蓝天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台州体育局的表态，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国足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总是对裁判的问题采取遮遮掩掩的办法，客观上对裁判的问题进行袒护，正是中国足协这种放纵的态度，使“黑哨”有恃无恐，官员助纣为虐，对足球环境的恶劣状况，中国足协起码要负管理和领导责任。

    第二、中国足协至今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但这封来信恰恰证明，媒体为足球反腐败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舆论的声势，对足坛“黑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腐败这场政治战。

    第三、中国足协一直强调要和国际足联接轨，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这是法盲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尚且声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腐败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采访结束后，新华社台州分社记者王海涛随即写了新华社内参。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程局认为，尽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以及退回的4万元，但中国足协和舆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电脑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当做原始证据，治理黑裁，蓝天集团和吉祥集团必须尽快拿出一份证据。

    任薄清当时表示手里还掌握着另外的证据，但时机不到不便公开。与此同时，吉祥集团董事长陈福生也表示在时机成熟之前，不便透露过多的证据。于是，那几天里，大家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任、陈二人身上，希望他俩能成为推动“黑哨”事件进展的突破口。

    这期间，我被安排和许诺一起去北京，许诺的任务是联系新华社总部的高级记者穆亮，穆亮最近和方海涛两人合写新华社内参，需要我们的配合；我的任务是继续做齐盛军的工作，并试探他是不是就是写匿名信的那个“黑裁”。

    因为工作的原因，今年的圣诞节没能和许愿一起过。我知道丫头其实已经悄悄地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但当我告诉她我必须和许诺去北京的消息时，她只是微微笑了笑，并没有怪我。

    到了北京，我和许诺马不停蹄地找到穆亮的家，他说谈话写内参这种事儿，在家里比在单位上轻松得多。我本来要去找齐盛军的，但好客的老穆说什么也要留我一起在家吃晚饭。

    我们刚坐到他的书房里，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走到阳台和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几句，回来的时候神色匆匆地说：“走！”

    许诺问去哪，老穆说，去见一个叫齐盛军的裁判。

    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这次来北京的目的，所以听到“齐盛军”这个名字，我很意外，小心地问道：“你们认识？”

    老穆说，刚认识，通过一个朋友。

    大家约好在人民大学门前见面，老穆开着他那辆捷达载着我和许诺赶了过去。

    到了大人门前，老穆刚停下车，后面就有人摁汽车喇叭。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车里走出来，另外还有穿着黑皮衣的齐盛军。看到我和许诺也在，齐盛军显得有些意外，我们上前去打招呼。

    那个被他们称为“阿二”的陌生男人，也许就是为老穆和齐盛军牵线搭桥的那个人。

    我们跟着阿二去了一个地下歌厅，找了一个小包间，房子很小，没有电视和音响，是专门聊天的地方。

    “哥们儿，你最近够火，听说整什么内参呢。别出这风头，我劝你。你看我就从来不搀乎足球。”刚坐下，阿二就对老穆说。

    老穆喝了口啤酒说：“咱今晚不聊足球，聊点别的行不行?”

    大家开始海阔天空的乱侃，我也趁机和齐盛军聊了几句。他小声问我有没有把他的事对别人说，我说没有，不过任薄清把你供出来了，大家也就对你有了怀疑。

    后来阿二开始插话，他特别能喷。我发现他和裁判们都很熟，认识十几年了。

    “老穆，我就为裁判鸣不平。你知道他们早先多辛苦吗?就拿老齐说吧。当年骑辆破自行车，满城赶场。这边东单刚结束，那边北大又踢上了，大冬天冻得哈哈的，谁把他们当人看来着。他都吹了小20年了，当时吹的那帮人早淘汰光了，培养出一个裁判多不容易呀，谁不把自己的饭碗当回事。装丫挺的，现在都说裁判黑，我怎么就没看见一个裁判敢乱来的。满场几万双眼睛盯着呢，不吹错还饶不了你呢，你说是不是?”

    老穆答应着说，我不怎么看国内的联赛，我不喜欢足球。

    这时候齐盛军开口了：

    “现在我们裁判也不能说话，足协也不让我们说。穆哥，你说我们都上有老，下有小，熬了十几年才弄个国际裁判，谁真敢像外面人传的那么黑心?就说我吧，老婆生孩子我都回不去，一年到头在外面。有一次，我妈病了，我老婆又抬不动，只好几个朋友帮着送进知院。我在外面听着电话，眼泪哗哗的掉。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他说着说着激动起来。

    “我希望司法尽快介入，好让我有个能说清问题的地方。我就担心弄个不清不白。足协今年让我停哨，又不说我是黑哨，找个其他借口，结果更恶心，人家肯定乱猜，你让我怎么面对大家呀，让我们全家都帮我背黑锅。我不怕调查，我就怕闪着我，弄我个不清不白。”齐盛军激动地说着，感觉他真得很“无辜”。

    “穆哥，你也别瞒我了。我知道我的名字上了内参了。你也别问我从哪知道的。这倒好，我这下真出名了。我现在什么也不说，到该说的地方我就对该听的人说。”

    老穆问：“听传言你就是那个写忏悔信和退钱的裁判，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知道的，于是看向齐盛军。

    “谁告诉你的?嘴长在别人身上，怎么说我管不了，可是我相信我也有说话的地方，让最后的事实证明吧。”齐盛军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

    看到他着急的样，阿二说。“老穆，说实话，他我是了解的，都十几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品我最清楚。我觉得现在把一切矛头都对着裁判不太对。足坛上的腐败多了，光让几个裁判扛，公平吗?你说哪没有不正之风?就说咱记者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收下200块钱你把别人都抬了，你丫还能在这圈里混吗?我说这整个足球都有病，连球迷和媒体在内。怎么女足和田径没事呀，你们丫玩命炒，非上赶的迷，怨谁呀!”

    老穆赶紧转换话题：“好，不说这个了。我希望能给裁判一个说话的机会，内参里光是俱乐部的一面之词也不对，最好是了解一下裁判怎样说。但我和足协提过几次，在他们和裁判谈话时让我旁听一下，可是他们没有回音。”

    齐盛军颇有感触地说：“我们真的不敢私下接触记者，让足协知道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就是足协使唤的一群狗，我们怕足协怕得要命。”

    老穆沉思了一下说：“我还是要和杨思德谈谈，希望他能让我们把来自裁判的情况以内参形式反映反映，这样好让上边对真实情况有个准确的把握。”

    齐盛军十分赞同：“要是那样就好了，肯定裁判有不少话要说。只是现在这种一边倒的声讨下，谁敢公开讲话呀。”

    后面的谈话大家除了聊天，很少再谈及足球。从歌厅出来后，我们和齐盛军、阿二告别。

    回老穆家的路上，他说，我开始觉得可能有问题的裁判不在少数，但是性质和品行不见得如外界传说的那样严重。我决定不能再随便和追我的新闻记者说话了，有种感觉很强烈，裁判即便有问题，可能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黑，真正坏良心的人毕竟没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