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队在由绵延不断的竹笋或馒头状山峰组成的迷宫里穿梭。夜郎之地地无三里平，天无十里晴，刚才还是朗朗乾坤风和日丽，瞬间就是雾霭沉沉大雨滂沱。中午时分赶到乌江边，在一家很有特色的鱼鲜酒楼午餐。人满为患，无数人为了一饱口福远道而来。当地官员早已为"首都来的人"预订了位置最好的包厢，一边品味地道美味，一边临窗眺望深黛色蜿蜒幽深的乌江峡谷。

    我终于有机会和一个学术泰斗紧挨着坐下来。他已经九十一岁了，坐着轮椅，动作吃力，头脑却很清醒。他的生活秘书是个丰韵犹存的中年女士。因为泰斗要小解，老张和我搀扶着他进去，他撑着我和老张，颤颤巍巍地撒完尿，久久不能扣上裆部纽扣，我不得不荣幸地代劳。厕所太挤，三个人无法动弹，我干脆一把将他抱起来转身出了厕所，犹如怀抱超级国宝如履薄冰，国宝在我怀里像个顽皮小孩呵呵地笑。显然，国宝的体重远远不如他名声和地位有分量。入座后他要求我坐在他旁边，女秘书坐另一边。他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当我提起我的老家，他说："好啊，天府之国啊。"

    当我提起我的年龄，他笑："你还没生出来，我就进牛棚啦。"

    我说看过他的著作，请教了几个暧昧的历史问题，他居然从延安时期谈起，连他和伟大领袖在窑洞里的几次谈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也搬出来，以示他的远见。一桌子人吸吸溜溜地吃，恭恭敬敬地听。我说："您老真是老资格啊！"

    大人物很高兴，指着他的生活秘书说："她跟了我几十年了，现在都是司局级干部啦！"

    女秘书很矜持地笑着。我差点没说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糊涂话来。

    老张也请教了一个泛文化问题。泰斗突然提高声调，大声谴责一个当红文化大师，说那人"文革"时就不是个东西，而且历史知识半坛醋，很多常识都错了，比张春桥姚文元差远了。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脸皮，说那人一点点脸皮都不要了。我们都想听个明白，泰斗却浅尝辄止了，只顾低头吃喝。泰斗吃喝很费力，嘴巴合不拢，王八汤漏了一胸脯，泰斗成了漏斗。秘书熟视无睹，我乐得再次为国宝承担起查漏补缺的义务。

    浩浩荡荡到了那个酒都，还没进城，空气里就充斥着浓厚醇香的酒糟气息。一下车更是让我们威风大振，中国常见的那种恢弘场景出现了：彩旗飘舞，横幅招展，鼓乐喧天。除了当地政府大员、企业大员和媒体记者，居然有学生组成的军乐队。惟独我再次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

    城市不大，却是这个省最富裕的地方。房地产的狂风不会放过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个城市很新。我们下榻于当地最好的宾馆。接下来三天是论坛，照例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圆满的大会，个个发言都像圆润的瓷器滴水不漏，好听又好看，未必经得起敲打，却皆大欢喜。该我上场冒杂音时有些心虚，转问坐在主席台的那个市长："我是来唱白脸的，请问市长先生，我若违反了吃了别人的嘴软的潜规则，放一阵大炮，散会了还给我开饭吗？"

    会场里一片笑声。市长见惯了大场合，风趣地说："不但要开，而且还要开小灶。"

    这待遇不差！我开始放炮，引起一些骚动，一些记者和本地文学青年私下要了我的联系方式，约我过后再聊。几个文学青年还私下给我送来两瓶茅台，交了个朋友。余下的三天，我们先参观了就近的十多家名牌酒厂、赤水河上酒厂采泉处、红军四渡赤水河战斗遗址和号称世界上最大的酒类博物馆，还去遵义会议遗址和黄果树瀑布参观，著名的夜郎广场据说还没完工，没去。

    专家们、官员们、企业家们、记者们以及我这个社会活动家个个都酒精考验，来到酒乡，顿顿茅台酒，把盏言欢，言无不尽。这神奇的液体一喝就高潮，再喝就高潮迭起，亢奋绵长，飘飘欲仙，却TMD怎么喝也不醉。难怪被达官贵人们奉为神液。

    体制内的专家们和我这个体制外的混混貌合神离，有一点却心心相印：咱们的出场费和礼品何时兑现？终于在临行前一晚，来了几辆面包车，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个人送来了十五瓶货真价实的好酒，最好的一瓶是窖藏二十年的，放在精致的礼品盒内，当时市面售价已达一千六。此外还有几本纪念画册和一个红包，红包里厚厚的，还没数我就准确地估出了数字——五千大洋。酒乡人实在够热情，几辆面包车驱车几百公里，连人带礼物送到省城火车站托运处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