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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六回 蒋冯阎中原大战 湘闽赣红色割据(下)
    第六六回蒋冯阎中原大战湘闽赣红色割据(下)

    朱德、陈毅率领两个团一路急进,顺利占领了酃县。然而,在继续南下,攻打郴州的战斗中遭到惨败。杜修经、王尔琢先后牺牲。毛泽东得知败讯后,立即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南下营救。此时,国民党军队乘红军主力远离之机,向边界发动猛攻。敌军侵占了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大肆屠杀百姓,焚烧房屋。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向贫苦农民逼债收租,残杀报复,闹得乌烟瘴气,使湘赣边界遭到严重摧残。留守井冈山的第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英勇抵抗,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轮番进攻,保障了根据地腹部未被敌人蹂躏。

    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重新汇合,共同返回井冈山。朱德万分感慨地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毛泽东道:“吃一堑长一智,孤军冒进打硬仗,难免吃亏受挫折。”朱毛红军重回井冈山后,总结经验教训,与来犯之敌巧妙周旋,三战连捷:一战攻克遂川县城,歼敌一个营;再战茅坪伏击,又歼敌一个营;三战龙源口,再歼敌一个营;把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敌人全部赶出了边界。接着,毛泽东指导各县党组织进行整顿、重建,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政权建设。

    针对一年多来的斗争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总结,顽强探索,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反复思考,进行理论概括,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向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做出书面汇报。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广泛存在,广大农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军割据和根据地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农村又是反动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最重,有着迫切要求进行土地革命的愿望。这是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深厚阶级基础。而多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在华势力范围,支持军阀混战,又使得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分裂,为红军和根据地存在提供了空间。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广阔,战略回旋余地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红色革命政权不仅能够在反动阶级的四面包围中诞生,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战略是依托根据地,逐渐的推进,而不是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大城市强攻、冒进。”

    一月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回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进一步指示道:“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见解,实际上否定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开始明确了共产党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在农村积蓄和发展力量,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符合民主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

    十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并正式颁布执行。该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后,土地即归农民个人所有。土地法的贯彻执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12月2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次日,宁冈新城举行庆祝会师大会,红军队伍扩大到六千多人,成为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毛泽东大为兴奋,向全体红军指战员宣称:“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地一片兴旺,红军队伍兵强马壮,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井冈山腹地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攻和经济封锁,红军和根据地居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何健为“会剿”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从湖南、江西两省抽调六个旅,约三万兵力,分成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形势非常严峻。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着重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策略: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凭借地势险要、工事坚固的优势与敌人周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封锁,吸引敌军主力向江西进攻,减轻井冈山根据地的压力。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茨坪出发。当晚,即向遂川县城发起突袭,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次日,继续向赣南进军。沿途张贴《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红军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统一中华。”宣传党的基本政策是:“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地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在各村镇、路口广泛张贴。“朱毛红军”声名远播,党的政策迅速传开。

    旬日后,红四军兵临大余县城。侦知此地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驻扎,只有少量地方民团防守。红四军发起进攻,几乎不战而克,开进了大余县城。然而,该县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使红四军陷入了耳目闭塞,消息不灵的境地。

    国民党追兵李文彬旅尾随而来,悄然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红四军仓促应战,极为不利。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受伤身亡,部队损失惨重。为了避免和敌人硬拼,朱德、毛泽东下令全军迅速撤出大余县城,转入赣南山区,采取盘旋式打游击的办法与敌周旋。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四军衣单粮缺。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险象环生。红四军数次与敌接战,皆遭失利,尝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一日,红四军转战到罗福嶂山区,忽接寻乌县委书记古柏报告:“敌人五个团的兵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毛泽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四军立即掉头向北,朝瑞金方向转移。国民党军的两个团随后紧紧尾追。红军在山中盘旋式行动,牵着敌人的鼻子绕圈子,寻找有利战机。

    2月9日,红四军开进到大柏地。这里山高林密,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时值旧历年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已避入深山。国民党军两个团趾高气扬,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此地打伏击战;决定在大柏地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密林中,以一小部兵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次日下午,红四军以一个连的兵力为诱饵,把敌军两个团引进了“口袋阵”底部。东、西两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朱德军长一声令下,红军各部从四面一齐发起猛攻。顿时枪声暴起,喊杀震天,山回谷应,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而将,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军仓促迎战,乱作一团,凭借路边石堆、草丛负隅顽抗。红军战士居高临下,迎头痛击;可惜因弹药缺乏,难以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紧急关头,朱德军长大吼一声,带领一营战士跃出战壕,冲进敌丛,用刺刀、枪托、石块、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起驳壳枪,率领警卫排冲进敌阵,短兵搏杀。各路红军战士纷纷跳进敌群,浴血拼搏。但见石块砸下,脑浆迸流;刺刀捅进,腹破肠裂;枪托猛击,头破血流;大刀劈过,身残肢损。枪声稀疏,更显军号凄厉;肉搏混战,顿使天地失色。红四军战士硬是以勇猛气势、敢于硬拼而威震敌胆,打得敌人全无还手之机,纷纷跪地求饶。鏖战至夜幕降临,终于全歼被围敌军,俘虏八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机枪六挺,子弹十万余发,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然而,大柏地不是红四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全部躲进深山,红四军虽然打了胜仗,吃饭却成了大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情况特殊,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油、菜;但必须留下借条,张贴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取信于民,五十多天后,当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挨家挨户赔偿了群众的损失,造成了极大地政治影响。老百姓互相传诵:“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爱护百姓,处事公平。”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朱毛红军最真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载舟覆舟看人心,取信于民天下从。

    一个多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兵源补充,伤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实教育了红四军,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只有依托根据地,才能更好地进行武装斗争。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带领红四军前往吉安县的东固山区。

    东固位于群山环抱之中,是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开辟的一小块红色根据地,有着健全的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在东固得到了休整,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充。

    三月,国内局势发生突变,蒋桂战争爆发;江西、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北调,卷入军阀混战之中;为红四军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此时,中共福建省委与红四军取得了联系,建议红四军开到闽西的长汀、上杭、武平一带活动,并称当地县委机关健全,群众基础良好。毛泽东、朱德完全赞同,并进一步了解到闽西地区在张鼎丞、邓子恢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游击根据地。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地方杂牌武装,便于红四军发展。

    红四军迅速出动,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长汀敌军的情况:只有郭凤鸣旅二千余人,系收编土匪所组建,战斗力不强。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夺取长汀县城。

    次日,红军分成三路向长汀发起进攻,在地方党组织和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灭敌军二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占领了长汀县城。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打下长汀,红军缴获了大批的银元和物资,部队的给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3月20日,红四军前委举行扩大会议后,书信报告中共中央,称:“红四军将趁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形成湘闽赣红色割据。”

    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物产丰富,战略回旋余地大,党和群众基础好,能为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更为有利的是: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较远,交通不便,适宜于红军发展游击战争。

    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的四个团改为三个纵队。休整了近二十天,忽接急报:红五军在井冈山失守,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突围,撤退到赣南。毛泽东、朱德决定立即回师赣南;数日后,在江西瑞金与红五军汇合。此时,又得知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已全部调走,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毛泽东召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彭德怀率部重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

    随后,红四军以瑞金为中心,在于都、兴国、宁都、上杭、龙岩等二十余县展开游击战争,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建立起各县苏维埃政权。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不断总结经验,先后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紧紧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仅仅半年时间,赣南、闽西六百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有了土地,生活得到保障,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革命、生产积极性。各乡村普遍开展了互助合作,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畜牧养殖等活动。同时,根据地内还建立了子弹厂、炸弹厂、被服厂、食盐厂、制糖厂、纺织厂等一批工业,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

    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力的支援了红四军,红四军迅速壮大到近一万人。红四军的壮大又巩固了根据地,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红色割据区域。这才是:土地革命开新篇,红色割据大发展。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