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回蒋介石部署剿共毛泽东当选主席（上）

    闲话：北宋年间，大学士苏东坡与和尚佛印是好朋友，常在一起谈论诗文，悟道参禅。苏东坡恃才傲物，时时语含讥讽；佛印天性纯正，每每宽厚包容。一日，苏东坡在书房闲坐，佛印来访。相见礼毕，二人对坐饮茶。苏东坡见佛印身披袈裟，正襟危坐，忽有所思，道：“敢问大师，何者为禅？”佛印道：“禅者悟也，悟须静也。只有静心定神，方能涤除垢思，参省佛法之精微，感悟菩提之妙理。”苏东坡道：“若有一美妇人落水，和尚能否出手相救？”佛印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家慈悲为怀，自当出手相救。”苏东坡又道：“妇人双足受伤，不能行走。和尚能否背起妇人，送其回家。”佛印道：“可。”苏东坡笑道：“和尚背负美女，岂不是贪色？”佛印答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佛家眼中，美妇人亦是生命耳，不存在贪色之说。”苏东坡大笑道：“我不相信。”佛印解释道：“菩提了悟本非树，明镜空悬岂是台。在佛家眼中，大千世界，空无一物。”苏东坡表示怀疑，伸手要过佛印的袈裟，披在自己身上，问佛印道：“和尚，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看着苏东坡，一本正经地道：“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哈哈大笑道：“我像一尊佛。你像什么？”佛印道：“不知。”苏东坡脱下袈裟，还给佛印，奚落道：“我看你像一堆牛粪。”佛印重新披好袈裟，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道：“善哉，善哉。大学士看我像牛粪，阿弥陀佛，我就是一堆牛粪。”苏东坡喜得手舞足蹈，佛印亦开怀大笑。笑毕，佛印起身告辞，苏东坡送出门外。

    苏东坡回到家中，自以为占了大便宜，急忙向苏小妹讲了与佛印的对话。不料，苏小妹听后长叹一声，道：“哥，你又输给和尚了。”苏东坡道：“我输了？我是佛，他是牛粪。怎么能说我输了？”苏小妹道：“依我之见，心中有佛者，看天下人人皆佛；心中有牛粪者，看世间万物全是牛粪。哥呀，你的心里特别肮脏，全是牛粪。”苏东坡闻言，心头为之一震；转念一想，大悔不迭。

    以苏东坡之博学多识，尚且心存不良，可见人心如果不正，便会满目污浊。放眼社会，世人有此毛病者，比比皆是：乳臭小儿，才会说话，就想谩骂他人；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花心文人，专写淫秽，诱骗童蒙堕落；政客党阀，争权夺势，手段残暴毒辣。凡此种种，皆是其内心污浊使然耳。

    闲话带过。且说蒋介石心术不良，违背上海军民意志，出卖国家利益，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后，又迫不及待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心一意打内战，竭尽全力剿红军。消息公布，举国哗然；唾骂之声震动朝野，响彻九州；就连大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也公开表示反对。罗隆基、马相伯、章太炎、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史量才等纷纷在《申报》、《大公报》上发表时评，呼吁全体国民“自赎自救，共赴国难”，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收复失地”。爱国将领冯玉祥发表通电，警告国民政府：“要想着收复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面对社会名流、高级将领的爱国行动，蒋介石采取了极为阴险毒辣的应对策略。1932年3月，蒋介石授意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组建了秘密暗杀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吸收大批地痞、流氓、黑帮分子，专门制造流血、恐怖活动。蒋介石自任复兴社社长，要求其成员绝对效忠。复兴社分子狂热崇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叫嚣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多次派遣骨干分子去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复兴社下设特务处和别动队，专门从事侦缉、绑架、暗杀等法西斯活动，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社会名流杨杏佛、史量才、应修人、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先后惨死在复兴社特务的枪下。后来，复兴社改组为“军统局”，由戴笠任局长。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全国各地遍布爪牙，杀人如麻，成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

    为了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蒋介石亲手炮制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活动者，“一律处以死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自由文化团体、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蒋介石还把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捏合在一起，形成其反动思想体系，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灌输法西斯教育，从思想上禁锢青年学生，扼杀民主自由，钳制进步运动。在蒋介石法西斯残暴统治下，中国社会陷入一片黑暗、阴森、恐怖之中。

    更有甚者：蒋介石长期穷兵黩武，军费开支浩大，早已债台高筑。为了扭转财政危机，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不顾百姓死活，肆意盘剥民脂民膏。强行将农业税预征三十年，除正税外再开征附加税，而附加税又是正税的二十六倍。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苛捐杂税、摊派，无休无止的拉夫、抓壮丁，一齐加到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身上。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骤减，荒地不断扩大，生产日益萎缩。直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满目凄凉。国民政府在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6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公开宣称：“目前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相逼之时。然内匪乃心腹大患，外敌是皮肤小疾。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抗日。剿匪戡乱是抗日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要求各省军政长官，对红军要“穷追硬堵”，“硬干、快干、实干”，“早日将匪类肃清”。22日，蒋介石抵达汉口，成立“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旋即召开湖北省各县县长会议，指令各县“严格清查户口，注重守土责任，兴办保甲团练；实行保甲连坐法，达到全民军事化”。明确规定：凡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男丁，均应编入各县保安大队，就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蒋介石严令各地实施封锁政策，“以断绝匪区交通与经济”。“在封锁地带要广建堡垒，密布侦探，断绝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资源丝毫不能进入匪区。务要做到使**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我军将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内压迫、收缩，最后以坚硬之铁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蒋介石咬牙切齿，凶相毕露，其**心肠之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各苏区根据地处于彼此分散隔离，难以相互配合的弱点，蒋介石决定采取“分区围剿，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军事计划是：第一步，集中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西两地的红军，以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第二步，集中全部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部署第一期剿共计划，拟定剿共要诀为：“以众击少，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战役配置：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再加四个航空中队，共计三十三万兵力。各路指挥为：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副司令官刘峙；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会后，三路大军倾巢出动，向鄂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

    敌人重兵压境，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然而，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指挥红四方面军与敌人死打硬拼。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两月有余，损失极为惨重，却难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无法摆脱艰难困境。张国焘由盲目轻敌转而丧失信心，遂于10月10日在黄柴岅召开会议，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经河南、陕西，转入川北一带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路军向湘西、洪湖苏区发起围剿。红二方面军在贺龙的率领下，艰苦鏖战一月有余，终因寡不敌众，逐步退却，进入洪湖内部游击作战。蒋介石电令各部缩小包围，加强封锁。敌人逐步将洪湖西、北地区分割占领，并派出兵力进入湖湾内，合围搜剿。红二方面军在湖内艰难支撑半月之久，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撤出洪湖地区，转入桑植、鹤峰一带，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鄂豫皖、洪湖根据地丧失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召集文武大员，登上庐山牯岭，举行庆功会。蒋介石举杯祝酒，宣称：“第一步剿匪计划胜利实现，第二步剿匪计划即将实行。要求各部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奋勇剿灭江西**。”随即商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会议决定调集五十万大军，采取钳形攻势，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围剿。蒋介石自任江西剿共总司令，下设三路纵队。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总指挥赵观涛，第三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蒋介石命令各级将领要“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各部必须密切合作，同进同退，否则杀无赦”。后人有诗议之曰：

    穷凶极恶专**，心肠歹毒杀气腾。战争本是无情物，自古仁慈不掌兵。

    暂且不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且说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剧烈变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他们错误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顽固地推行冒险进攻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把日本侵占东北看成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的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抗日要求，把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冒险进攻的人一概斥之为“保守”、“退却”，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打击，排斥。

    1931年11月，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还在上海，便由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几个中心县的县委书记也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是，项英等人却认为，江西苏区的错误是严重的，违背了“党的国际路线”，批评和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经验，短小眼光”，“农民意识，落后思想”，“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职务。这样，就把朱德、毛泽东完全排除在红军领导人之外，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很不够，发电报批评中央代表团：“在大会期间没有充分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机会主义，是此次大会的主要错误。”

    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继续坚持工作。道路虽然曲折，但他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却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毛泽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所在地，它的巩固和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的力量，打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同时，毛泽东也承认中央苏区存在着诸多缺点和错误，有待于积极纠正。

    大会经过讨论，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