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回遵义会议换舵手四渡赤水出奇兵（下）

    听着歌声，朱德向周恩来道：“军心如此，大事可定矣。”周恩来道：“是的，必须尽快扭转大局，恢复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想请你来做军事报告。”朱德道：“不妥。你是政治局常委，讲话比我有份量，军事报告还是由你做比较好。”周恩来道：“好吧，我做。你也要积极准备，认真发言，开好这次会议。”朱德道：“我们共同努力，共克时艰。”

    1月15日，经过几天精心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列席会议的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却反复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竭力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护。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随后，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中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正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盲目蛮干，把一个好端端的苏维埃共和国给葬送了。”他还用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提出了红军今后行动的方向。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推举毛泽东参与红军的最高指挥。他强调道：“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提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由于周恩来既是政治局常委，又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他的态度对会议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整整开了三天，经过热烈的讨论，除博古、凯丰二人反对外，其余同志一致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主张。会议采纳了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有：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二、责成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经常委会通过后，下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适当进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军事决策者。会后，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协助周恩来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改选了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机构，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摆脱了“太上皇”的控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其历史功绩将彪炳千秋。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云遮雾罩苦迷航，三军翘首盼骄阳。遵义会议换舵手，挽救红军挽救党。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做了新的部署。他指挥四十万大军赶向黔北，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遵义周围的局势陡然紧张、恶化。面对此情，中革军委决定部队逐次向北转移，在四川、贵州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回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一周后，红军兵分三路，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在赶往土城镇的路上，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商议，共同认为道路两旁全是山谷地带，可以在此设伏，围歼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具体战斗部署是先打下土城，再回头伏击追兵。

    次日凌晨，由彭德怀亲率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向土城发起猛攻。炮火轰鸣，枪声大震，红军战士如同猛虎般扑到城下，投入血战之中。原估计城中守敌只有四个团约六千余人，实际上敌军有六个团一万多人，且战斗力相当顽强。红军激战了四个多小时，连续发起五次冲锋，均被敌军打退。红军伤亡近三千人，敌人的援军又即将开到，战局极为不利。危急时刻，总部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已北上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

    是夜，毛泽东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根据各路敌军正奔袭而来、四面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此北渡长江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强调道：“土城战斗打得不好，与优势敌军硬拼极为不妥。应立即撤出战斗，掉头向南，渡过赤水河，再向西挺进。出其不意地杀个回马枪。”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迅速撤出战场。

    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三万兵力，又处在国民党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如果硬拼，只能是以卵击石，彻底葬送红军的命运。在绝境面前，毛泽东灵感迭出，以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创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千古奇迹。他把儒家的高超智慧和孙子兵法的奇异谋略，巧妙地结合起来，并运用得出神入化，从而形成了完美的军事指挥艺术。

    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此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敌变我变，毛泽东当机立断，说服军委领导人，命令红军各部：“切勿恋战，避实就虚，摆脱川军，从敌军的夹缝中快速穿插过去，向云南威信的扎西地区挺进。”

    经过八个昼夜的秘密疾行，中央红军进入扎西镇。中共中央适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一、敌情未摸准。原以为敌人只有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三、兵力分散。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此类教训，务要吸取；今后当力戒之。”接着，毛泽东提出了立即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其理由是：“我军连日西进，必然会使敌人产生错觉，集中各路大军向西追击。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迅速回头向东，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消灭敌人一部。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红军进入扎西的举动，确实起到了调动敌人、指挥敌人的作用。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度部，共计十多万人马倾巢而出，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扎西。

    此时，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而唯一之目的是寻找有利条件，求得作战之胜利。”接着，红军突然掉头，于2月20日再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

    敌人的部署完全被打乱。中央红军高度灵活、快速机动，抢占了娄山关有利地形，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军刘奇伟部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红军连夜急进，奔袭遵义城，又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再次歼灭王家烈的八个团，俘敌三千余，夺取了遵义城，缴获了敌军刚刚囤积到城中的大批军用物资。

    消息报到南昌行营，蒋介石暴跳如雷，连连怒吼：“**换了指挥官，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的手笔。”他下令各路人马调整部署，向遵义一带合围，务要将红军消灭于遵义城中。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又一次打错了。毛泽东在遵义城中又出奇招：一、鉴于调动敌人围逼遵义之目的已经达到，红军应立即放弃遵义，向川南地区前进。二、声东击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给敌人造成新的错觉。三、他建议政治局组成新的三人团，即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负责，全权指挥作战，以保证军事行动的快速、高效。事实上，由于王稼祥一直重病缠身，其角色便由朱德代替。新的三人团配合默契运筹精，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虽然不是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却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在新的三人团的指挥下，红军主动放弃遵义，于3月16日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同时，为了迷惑敌人，红军派出一个团伪装成主力部队，大摇大摆地向西北方向挺进，主力却在附近的山沟丛林中隐蔽、休息。

    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在国民党各路重兵之间来回穿插，使蒋介石无法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正当蒋介石满头雾水，狐疑不定之际，忽接空军侦察报告：“共军主力突然在古蔺以北地区出现，大有北渡长江之势。”蒋介石立即上当，误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下令各路人马快速向古蔺集结，沿江防堵。为了监督各军行动，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把贵州省境内的军队全部调往古蔺，并得意地声称：“古蔺决战，务求全胜；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当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大军瞎驴撞槽、昼夜奔忙之际，红军主力在山沟丛林中隐蔽休整了五天。红军总部无线电台截获了蒋介石的迭次电令；读着一份份电报，毛泽东异常高兴，向身边的周恩来、朱德道：“蒋介石乱套了，一周前命令各部从古蔺向遵义跑，现在又命令各部从遵义向古蔺跑。这就是胜利，达到了调动敌人疲于奔命的目的。敌人拼命向西追赶，我们则应立即掉头向东，四渡赤水，返回贵州。”朱德道：“对头。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我们挥军直逼贵阳，能把蒋介石吓个半死，他的部署就全部乱套了。”

    兵贵神速。毛泽东一声令下，红军快速出动，于3月22日凌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附近的怀仁大道，再次南渡乌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合围，如同神兵天降，前锋直逼贵阳。此时，贵阳城中敌军兵力非常空虚，蒋介石吓得手脚冰凉，急电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令其速派大军，前来贵阳“保驾”。

    毛泽东再出奇招：“只要能将云南的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他命令红一军团包围了贵阳东南的龙里城，枪炮齐鸣，鼓噪呐喊，实则虚张声势，迷惑敌人。

    蒋介石全乱了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频频威逼云南滇军火速救援。果然，滇军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实则是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倾巢而出，直奔贵阳。

    “示形于贵阳之东，实出于黔滇之南”。达到了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之目的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在贵阳城外虚晃一枪，迅速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红军一路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旬日之间，兵锋直逼昆明。此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兵力空虚。红军逼近昆明，吓得龙云胆颤心惊，急调各地民团集中到昆明，据城死守。然而，红军并未攻城，依然是虚晃一枪，迅速挥戈北指，直扑金沙江畔。

    金沙江是万里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涛声如雷，素有天险之称。红军如果不能及时渡过江北，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峡谷之中，导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扑向金沙江时，蒋介石如梦初醒，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要渡过金沙江，向北挺进。他立即电令龙云：“控制渡口，毁船封江。”但他的命令毕竟太迟了，守江部队早已调走，皎平渡仅剩下一个连的兵力。

    1935年5月3日，毛泽东命令刘伯承率领红军干部团，飞兵奇袭，抢夺皎平渡。刘伯承受命后，和陈赓、宋任穷率领全团战士一路疾驰，昼夜兼程一百多里，飞速赶到江边。他们意外地俘虏了一条敌军的侦察船，又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从水中捞出一条破船。刘伯承命令道：“乘敌人尚未发觉之际，实施巧渡，抢占对岸渡口。”战士们扒下敌军的服装，化装成敌军，又用旧衣服塞上破船的漏洞；随即悄悄地渡到北岸，闯进敌军营房，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击溃了敌军一个连，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接着，在农民的帮助下，又找来五条船，动员了三十六名艄公。

    红军大队随后赶来，仅凭着七条木船，昼夜不停地摆渡；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顺利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远远地甩在后边。

    十天以后，薛岳率领十万追兵赶到江边，红军早已烧毁船只，远走高飞，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波涛汹涌的江面，薛岳感慨万千地道：“毛泽东用兵如神啊！”这才是：敌人手忙脚又乱，红军出奇破重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