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枪连二班住房。星期日上午。
床上铺着白色床单,靠墙的地方放着叠得如同豆腐块一样的绿军被。
田戈坐在小方凳上看《通讯写作知识》,面前的床铺上放着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
过了一会儿,田戈放下书,眨了眨眼睛,看着窗户外的枣树回忆着头天夜里做的梦。
――田戈兴高采烈地走到团部宣传股办公室的门口,整理了一下军容风纪,喊了句“报告”后,听见屋里传出“进来”的声音,向屋里走去。他看见刘冬波正伏在桌子上写材料,于是敬着礼说了句“报告刘干事”,接着说:“一营机枪连二班战士田戈向您报到,请指示!”
刘冬波笑呵呵地点了点头,“你搬把椅子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田戈答了声“是”,从另外一张桌子后面搬起一把椅子,走到刘冬波的办公桌旁边,放下椅子,坐了下去。
“我让你的排长带的书,你看了吗?”
“看了。”
“你知道我的用意吗?”
“您想让我提高写作能力,先在连队写稿子,然后,”田戈看了刘冬波一眼,忍住了要说的话。
“然后什么?说出来听听!”刘冬波看着田戈说。
“然后,把我调到团里的通讯报导组。”田戈嗫嚅着说。
“你在连队写稿子了吗?”
“我写了四首诗,给解放军报社投了一首,其余三首投给了军区报社。不过,至今没有消息。估计是我写得不好,没有被采用。”
“没有被采用,也不要紧,贵在坚持。只要你能够不懈地辛勤耕耘,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另外,你不能老是写诗,还得学会写消息、写通讯。实话告诉你,你至少得在报纸上刊登一篇稿子,才能调到团里的通讯报导组。”刘冬波神情严肃地看着田戈说:“明白了吗?”
“明白啦!”
“那好,回去继续认真看书,好好练习写作,争取早点儿调来!”
“是!”
这时,董正友进屋的脚步声打断了田戈的回忆。
“你今天去寄信,怎么回来得这么快?”田戈看着董正友说。
“我走到村口时,碰到了七班的马卫东也去寄信,我让他把我的信带去了。噢,我差一点儿忘了,回来的路上,我碰见四班副吕治淮了,他说炊事班的副班长罗乙辉探家回来了,叫我俩抽空去看看他。你说,咱们去不去?”
“你说呢?”
“我是左右为难。去吧,怕被人知道了,说我们拉老乡关系。不去吧,又怕他们说我们不够意思,不识抬举。”董正友叹了一口气,“你说,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觉得还是去好。一则,罗乙辉对咱们不错,他值班的时候,轮到给咱们打菜,他都把勺子往菜盆里肉多的地方舀。二则,这些已成了老兵的老乡,人数占连队的四分之一,与他们搞好关系,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不对?”
董正友说了声“对”,接着说:“咱们啥时候去?”
“现在就去,怎么样?”
“行!现在就去。”
田戈、董正友一前一后走进炊事班的住房。
房间里,三个人分别坐在两个床铺上。有一个床铺上摊着一张报纸,报纸放着花生、红枣、茶鸡蛋和糯米糖。
田戈给罗乙辉敬了一个礼,说:“罗班长,你好!听说你探家回来了,我和正友来看看你。”
董正友敬着礼说:“罗班长,你好!”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罗乙辉指着田戈不认识的人说:“这位是李利民,营部通讯班的班副。”
田戈、董正友同时敬着礼说:“李班长,你好!”
罗乙辉指着田戈说了句“他叫田戈”,指着董正友说了句“他叫董正友”,而后接着说:“他俩是今年的新兵,老乡!”
李利民看着田戈、董正友说:“二位老乡好!”
罗乙辉招着手说:“来,你俩坐这儿。想吃啥吃啥,别客气。”
田戈、董正友异口同声:“谢谢罗班长!”
李利民捏了一个花生,“乙辉,婶子的病好了?”
“得的是急性阑尾炎,手术很顺利,我回来之前,她已经能洗菜、做饭了。”
李利民“噢”了一声,接着说:“我家的情况咋样?”
罗乙辉:“你家里还可以,大叔、婶子的身体不错。大叔让我告诉你,别惦记家,好好干,争取早一点入上党。”
吕治淮叫了句“乙辉”,皱着眉头说:“你的事,知道了吗?”
罗乙辉长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还好点,知道了心里全是气。可是,气又有啥办法?!谁也不能怨,只能怨咱娘病得不是时候。”
吕治淮:“该气还是得气。虽然是同年的兵,但论职务你是副班长,论技术你比他强,论贡献你比他大,他不就是喂喂猪和帮炊事班挑点水嘛!”
罗乙辉:“他除了喂猪,每天夜晚挑水也够辛苦的。”
吕治淮:“你说他挑水辛苦,我还怀疑他是夜游症呢!”
“夜游症是夜里瞎胡转,怎么能挑水呢?”罗乙辉笑着说。
“怎么不能挑水?!我听营部书记说,咱们团的通讯连,就出过夜游症给炊事班挑水的真事。”
田戈:“噢!李班长,你讲给我们听听。”
“那家伙在家是种瓜的,到了部队,他每天夜里都去帮炊事班挑水。炊事班长通过侦察发现后,向指导员做了汇报。指导员问他是不是每天夜里帮炊事班挑水,他说没挑。指导员以为他在当无名英雄,于是决定亲自弄个明白。那天夜里,指导员见他进了炊事班,拿起水桶就去挑水,直到把水缸装满了才回去。”李利民看了田戈一眼,津津有味地接着说:
“第二天上午,指导员找到他说,你昨天夜里又给炊事班挑水了?那家伙摇着头说,没有,真的没有,我昨天夜里睡在床上连身都没翻。后来,指导员连续观察了他好几天,发现他虽然每天夜里都到炊事班挑水,但是第二天上午却迷迷糊糊,好像没睡醒似的。经过一番了解和咨询,指导员带着那家伙到医院一做检查,才知道他有夜游症。”
田戈跟着大家笑了笑,只见吕治淮笑呵呵地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真是啥稀奇事都有。好在这家伙只知道挑水,如果他在夜游时想起了老本行,把人头当成西瓜切,那麻烦可就大啦!”
董正友犹豫了一下,“李班长,营部的书记,是哪一级的官?有没有副营长大?”
“营部的书记是排级,既相当于公社书记的秘书,也相当于公社的办公室主任。”李利民咧嘴笑了笑,接着说:“听说,我们部队刚到云南时,有一个营的营长、教导员带着营部书记到地方走访,公社的领导听了介绍,一看营部书记的块头又比较大,于是把营部书记当成主要领导接待,把营长、教导员给冷在一边,直到吃饭时才知道谁的级别高,一个劲地给营长、教导员赔礼道歉。”
罗乙辉叹了一口气,“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探家了。唉!”
吕治淮哈哈一笑:“那家伙现在只不过被确定为培养对象,说不定下次讨论研究,又返回到老罗头上了!”吕治淮眨了眨眼,“老罗,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再气也没有用。下面,我来讲个笑话,让大家都开开心,好不好?”
田戈给董正友使了个眼色,站起来说:“各位班长,你们接着聊,我俩该回去了。”
罗乙辉说了句“你俩慢走”,接着说:“以后没事了,常来玩。”
田戈、董正友同时点头说“好”。
值班排长的休息哨音一响,田戈连忙把绳子系在耧耙上,恨不得一步离开水田。
田戈看见人们纷纷走到摆挎包的地方,从挎包里掏出吃饭碗,去舀炊事班刚送的姜汤,心想:“那姜汤的味道,既不咸也不辣,没啥喝头。我还是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歇一会儿吧!”
天空阴沉,像罩上了灰色布幔。
田头的白杨树,在风中不停地点头鞠躬,好似在祈求雨神快发慈悲,尽快冲掉身上那折磨了它一冬的碱灰。
田戈看着天空,在心里叹道:“老天爷,不是得了神经病,就是故意与咱们作对,真是太操蛋啦!修渠挖沟我们不想叫它热,它偏偏要热。现在想叫它热,它又偏偏不热。唉,他妈的一点儿也不考虑咱们的苦头――光着脚在水田里拉耧耙,寒冷从皮肤钻入骨里,从骨里窜入心里,像掉入冰窟窿里一样。尤其是脚被上年的稻草根扎破后,浸泡在含有盐碱的冷水里,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突然,从远处刮来一阵大风。顿时黄土飞扬,沙石翻滚。望着大风过去后的枯草,田戈顿时有了新的感慨:
风在得意
并没用多大力气
尘土满天飞
沙石遍地跑
风在发怒
凭我的威力
难道拔不掉枯草
但枯草依旧是枯草
风很劳累
风很苦恼
为什么枯草不怕
它一点也不知道
上工的哨音吹过了一分多钟,田戈的脚才下到水田里。
“田戈,快点!你磨磨蹭蹭地,像啥玩意儿!”班长黑着脸说。
田戈连跑带跳地到了耧耙旁,拿起绳子往肩上一甩,一面用力拉着耧耙一面暗自生气:“自从排长探家走后,这个狗日的总是跟我过不去,每天都找我的茬儿,气得我恨不得找个机会揍他一顿。排长对我好,对你不好,与我有什么关系?有本事,你应当跟排长干嘛!当初,你用小锹砸断重机枪的高低固定柄后,我如果知道你是这种不讲情义的人,肯定不会替你承担责任;我不承担责任,你就得受处分;受了处分,你再想入党,就没那么容易了。”
空手在水里走,都不能走神,何况田戈还拉着耧耙。突然,他一脚没踩稳,差一点儿滑倒了。
班长气冲冲地说:“田戈,你怎么搞的!”
“你说我怎么搞的?没看见我差一点儿滑倒了!”田戈说话时扭头瞪了班长一眼。接着,他每迈一步,故意用力往下狠狠地踏一下,砸得田里的水四处飞溅。他连着狠狠地踏了几下,见班长没有吭声,虽然不好意思再踏了,但是心里的气却没有泄完,只好拼命地拉耧耙。一会儿功夫,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内衣早被汗水沁湿了。
田戈拉着耧耙走到田中间时,突然听到连部文书的喊声:“二班长,指导员叫田戈马上到连部去。”
田戈走出水田,穿上鞋,一边跟着文书往连部走,一边思忖:“指导员为啥在这个时候找我呢?他上一次找我,是让我为黑板报写诗歌、画插图,参加营里的黑板报比赛。现在正是生产劳动的大忙季节,连队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可能为办黑板报专门抽人。噢,对了。生产劳动开始以来,连里每天都有好人好事,修渠挖沟期间,董正友挖的土方一直在连里名列第一。平整水田,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二排长患腰脊劳损,一直带病坚持和战士一样干,昨天上午曾昏倒在水田里。他苏醒后喝了几口白酒,又下到水田接着干,事迹确实感人。难道他是让我写一篇宣传二排长事迹的通讯?让我写通讯,也用不着这个时候叫我去呀……”
田戈站在连部门前,喊道:“报告!”
指导员在屋里说:“进来。”
田戈走进屋里,敬着礼说:“指导员,您好!”
指导员放下手中的笔,点了点头。
“您叫我来,有啥指示?”
“团里下了通知,调你到宣传股去。”指导员笑呵呵地看着田戈说:“从此以后,你就是机关的兵了!怎么样?一定很高兴吧?!”
人大概都是这样,当那日思夜盼连做梦都在想的好事真的降临时,却又不敢相信。田戈惊愕了一下,脸上呈现着疑惑的神色:“指导员,你是在考验我吧?”
“我说你呀,有了好事还装迷。”指导员拍了一下田戈的肩膀,“我早知道你是来镀金的,在这儿呆不长!你看,这是营部刚送来的电报。”
田戈从指导员手中接过电报,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心跳得比在路上猜谜时还快一些。他抑制着心中的激动,心想:“我如果说连队如何好,指导员对我好,自己舍不得离开连队之类的假话,万一指导员当成了真的,想办法把我留下不让走,那就是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啦!”于是咧嘴笑了笑:“我不管到了哪儿,都还是您的兵,都不会忘记您!”
“嗯,你这话说得我心里高兴。”指导员微笑着说:“前一段时间,搞修渠,这一段时间搞平整土地,劳动强度都很大。你要是想休息,就停两天再走。你要是不想休息,正好司务长下午到团里报账,你跟他一块去,这样我们也放心些。”
田戈犹豫了一下,“我跟司务长一块走。”
“那好,你赶紧回去准备吧。吃了午饭,你就到连部来。”
“是!”田戈敬着礼说。
田戈背着背包跟着司务长刚走上黄河大堤,天上就落下了毛毛细雨。他趁司务长系鞋带的机会,转过身子,看着那薄雾笼罩的场部,无边无际的沙滩,纵横交错的水渠,回想董正友眼里含着泪花与自己挥手告别的情景,心里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猛然转过身子,挺了挺胸脯,默默地在心里说:“再见了,亲爱的黄河滩!再见了,亲爱的战友们!”
司务长亲切地叫了声“田戈”,边走边说:“你离开连队到团部去,有啥子感受?”
田戈想了想,“没啥感受,服从组织分配。”
“你不觉得,到团机关去比在连队好?”
“现在还没有感觉。”
“不过,去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晓得喽!你到团机关当兵,是掉到福窝里喽!机关的伙食、住房、工作和学习,哪一方面都比连队强得太多了。参谋、干事,大多是连级,股长跟营长一样大。”司务长停了一下,不紧不慢地接着说:“在机关里,有时一天能见到首长好几次,不一定每次都敬礼,见第一次面时敬礼就行了,但也得看地点。有个新兵刚调到团里时,在厕所里碰见军务股长也敬礼,弄得军务股长还礼不是,不还礼也不是,把裤子弄湿了一块。”
田戈笑着对司务长说:“谢谢您的指点。”
“你这家伙的脑瓜子真是灵,我本来是随便讲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处出留心皆学问嘛!”
司务长说了句“对头”,接着说:“你到宣传股干啥子,晓不晓得?”
“可能是到报导组吧。”
“到报导组好,你格老子把写文章练好了,就能当干部喽!”
“文章写好了,也能当干部?”
“肯定能当。干革命,主要靠二杆子嘛!”
田戈愣了一下,“你说的‘二杆子’,不是‘二百五’、‘二兴球’的意思?”
“当然不是。我说的‘二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简称‘二杆子’。”
田戈“哦”了一声,“我听说,咱们营长厉害起来,能把干部熊的哭鼻子,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咱们营长侦察兵出身,在师侦察科当过参谋,军事技术过硬得很,擒拿格斗棒得很。广西剿匪时,他一个人端过一个土匪窝。听说,电影《英雄虎胆》,就是根据他的事情改编的。还有,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脑子特别灵,讲话从来不用稿子,特别是他的应变能力,那真是太绝啦!”司务长停了一下,绘声绘色地接着说:
“部队出早操时,营长经常到操场上检查军容风纪,看战士们的领扣、裤扣是不是都扣上了。有一天早晨,他检查完一个战士的军容风纪后,板着脸问,你是不是新兵?那个战士回答说‘是’。营长说,你这个兵也太稀拉了,裤扣一个都没扣,你看看我。营长平时非常注意自己的军容风纪,可那一次却有一个扣子没扣上。他一边扣着裤扣,一边板着脸说,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兵,才少扣一个。你当兵还不到三个月,竟敢一个都不扣!”
田戈忍不住笑了几声,心想:“从这个事例看,营长的应变能力确实不一般。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说不定真的不好收场!”
司务长叫了声“田戈”,指着前面路边的一块石凳说:“咱们到那里歇一哈,要不要得?”
田戈笑着说:“要得!”
宣传股办公室。晚饭前。
刘冬波正伏在桌子上写材料。桌子前端,各种资料摆成一个大扇形,有的资料翻卷着,有的资料中间夹着纸条。
田戈在门口整理好军容风纪,喊了声“报告”,等听见了“请进”的声音,才推开门,往屋里进。
田戈敬着礼说:“刘干事,您好!一营机枪连战士田戈前来报到,请指示!”
刘冬波高兴地点了点头,笑呵呵地站起来说:“电报都发了好几天了,你怎么现在才来?”
田戈放着背包说:“今天上午,连里才通知我。”
刘冬波走到放有保温瓶、茶缸的桌子前,倒了大半缸水,转过身子,走到田戈面前递着茶缸说:“你喝点儿水吧。”
田戈接着茶缸说:“谢谢!”
刘冬波打量着田戈说:“你一个人来的?”
“跟司务长一块,他到财务股报账去了。”田戈舔了一下嘴唇,“快到大堤时,下了一阵毛毛雨,大堤不通车,一直走到县城才坐上汽车。背几十斤重的东西,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要不是司务长中途帮我背了一段,我真的受不了啦。”
“无论干什么事,都有一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前几年,部队搞‘双千里’拉练,开始我也吃不消,两个肩膀被背包带勒出紫红色的印痕,脚上打的泡一个挨一个。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走完之后又感到没啥了。”
刘冬波点燃烟,接着抽了两口。“搞生产的滋味怎么样?”
“开始不适应,后来还可以。”
“你猜猜调你来干啥?”刘冬波笑着问。
田戈咧嘴笑了笑,“到通讯报导组写通讯报导。”
“噢!你怎么知道调你到通讯报导组?”
“排长告诉我的。”
“他怎么说的?”
“排长说:宣传股有个通讯报导组,专门负责写新闻报导。刘干事给你带这两本书,用意很明显,就是让你先学会写新闻报导,而后把你调到通讯报导组。”
“你的排长说得不对,调你来不是到通讯报导组。”
田戈一脸疑云:“不是到通讯报导组?!那,那调我来干啥?”
刘冬波微微一笑:“调你到电影组当放映员,怎么样?”
“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看看,以前的毛病又犯了!”刘冬波瞅了田戈一眼,“不能说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应该说组织上叫你干啥就干啥。”
“对,组织上叫我干啥就干啥。”田戈端起茶杯,连着喝了几口水,抬头看着刘冬波说:“当放映员,也得会写作?”
“不仅要会写作,而且还要懂机械,懂无线电,会画画。总之,要具备很多方面的知识与技术。”
“可,可是,我现在是啥都不会,怎么办呢?”
“不会,可以学。谁都不是一出生就什么都会嘛!只要你用心学,就能由外行变为内行。”刘冬波弹了弹烟灰,“你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让你去搞生产吗?”
“为了锻炼我的吃苦耐劳能力,培养我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田戈忍不住打断了刘冬波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啥?”
“你还记得我领你到团部的事吗?”
“记忆犹新。”
“你知道我领你到团部的缘由吗?”
田戈皱着眉头想了想,“是想让我看看团部的模样,开开眼界。”
刘冬波微笑着摇了摇头,“是面试!”
“照你这么说,当初面试我的首长,就是何副主任和闫股长?”
“对。你当时表现不错,基本定下你为放映员的人选。让你到黄河滩搞生产,除了是锻炼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不想让上面来挑警卫员时,把你挑走。因为上面来挑警卫员,不会到黄河滩去。这是首长们对你的关心、信任和爱护,你明白吗?”
“明白。”田戈觉得心里涌着一股暖流,激动地说:“我一定不辜负首长们的期望,以实际行动感谢首长们的关心、信任和爱护!”
刘冬波点了点头,把烟头放进烟灰缸里摁了一下。“快开饭了,你跟我到宿舍里洗洗脸,其余的事等吃了饭再说。”
田戈高兴地敬着礼说:“是!”
刘冬波寝室内。晚饭后。
房子中间,吊着一个电灯泡。
窗子下面,有一张办公桌。桌子两边,各放着一张钢丝床。
桌子上面,放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前端,有一个插满毛笔、铅笔的笔筒。笔筒旁边,有一个打开的调色盒;调色盒的小方格里,残留着各种各样的颜色。
“小田,电影组到营里面放电影,回来得晚。闫股长到师里开会去了,估计明天上午回来,等见了闫股长,你再到电影组报到。”刘冬波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指着桌子右边的钢丝床说:
“这是洪干事的铺,他探家了,你今晚就睡在他的铺上。你先把东西简单收拾一下,我出去走走。”
田戈说了声“是”,从椅子上掂起背包往床边走去。他把背包放在床上,解开背包带,先把褥子铺在床上,接着铺上床单,而后把被子里的小包、书籍、笔记本等物品依次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靠墙的床头边。
田戈一边按照在连队的标准折叠被子,一边乐呵呵地在心里说:“同年入伍的新兵一千多人,只有我一个人被调到机关当放映员。我能遇到刘干事这位好领导,真是太幸运啦!”他把叠好的被子放在床头,歪着头看了看,觉得被子叠得不怎么样,只好摊开被子,重新折叠。
过了一会儿,刘冬波进了屋,走到床边,看着田戈叠的被子说:“你下到老连队三个多月,在整理内务方面,好像长进不大。对不对?”
田戈“嗯”了一声,红着脸说。“被子捆得时间太长了,不太好叠。”
“这是个客观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你叠被子的技术不过硬!”刘冬波把桌子后面的折叠椅转了个方向,坐下去后看着田戈说:“你也坐下吧。”
田戈说了声“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床边。
“说说你在老连队的表现。”
“到老连队的第一天晚上,就遇上了刮大风,风刮得玻璃哗哗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过了好长一会儿才睡着。不过,三天之后我就习惯了。军事训练方面,共同科目,我的成绩是优秀,战术和投弹也都是优秀。”田戈瞄了刘冬波一眼,接着说:
“有一天下午,班长带领我们搞战术训练时,他拧不动高低固定柄,用小锹砸,把固定柄砸断了。当天晚上,我不仅找农场机耕队的老乡焊好了固定柄,而且主动找副连长作了检讨,替班长承担了责任。在修水渠和平整稻田的劳动中,我不怕苦不怕累,有几天是带病坚持劳动。另外,我还利用休息时间,写了四首反映连队训练和生产的诗歌,都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总的来看,连队的领导对我还比较满意。”
“你写的诗歌,给报社投稿没有?”
“投了。可,可能是我写得不好,一篇都没采用。”
“没采用,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如果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不足,继续努力,就能使坏事变成好事。”
田戈犹豫了一下,“今天下午,我和司务长在火车站候车室,看见了一件怪事。”
“什么怪事?”
“我和司务长,坐在椅子上等车。”田戈说话时,脑海里呈现着当时的情景。
――候车室里,坐在椅子上人形色各异。
田戈对面的长椅子上坐着一位抱小孩的妇女,妇女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过了一会儿,小孩歪着头看着他旁边的男人喊道:“爸爸!”
中年男子得意洋洋地咧着嘴笑。
小孩笑了两声,继续喊道:“爸爸!”
中年男子得意忘形地笑出了声。
妇女往孩子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说道:“乖宝宝,别乱叫,你爸爸不是瘪头!”
中年男子板着脸说:“你怎么张口骂人?又不是我让他喊的!他要喊爸爸,我笑笑还不行吗?”
妇女气呼呼地说:“小孩子不懂事,连屎都吃,你当大人的,难道也跟小孩子一个样?”
中年男子:“你骂谁吃屎,再骂我可要打人啦!”
妇女满不在乎地说:“我骂那想占人便宜的人,你动手试试!”
两个人越吵越厉害,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此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走了过来。人们一看见她胳膊戴着‘维护治安’的红袖章,立即给她让了个道。
老太太走到两个吵架人的面前,笑着说:“两口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有话回去再慢慢说,不中?!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吵吵闹闹,多不美气!”
一位围观者对老太太说:“他们不是两口子。”
老太太:“不是两口子,更不能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六海,为着一个共同的东西,走到一起来了。”
围观的人听她把‘四海’说成‘六海’,把‘革命目标’说成‘东西’,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太太咳嗽了一声,接着说:“你俩吵架不对,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恋爱,互相帮忙。”
人们见她把‘互相爱护’说成‘互相恋爱’,把‘互相帮助’说成‘互相帮忙’,又大笑起来。两个吵架的人也红着脸笑了。”
说完事情的经过,田戈咽了口唾液。“当时,我心里很纳闷,那老太太随便改动毛主席的语录,竟然没有人管。在我们家乡,有一位老贫农因为随便改动毛主席的语录,被打成了反革命。”
“那老贫农是怎么改的?”
“那是一九六八年下半年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听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思甜饭。作忆苦思甜报告的人,是城郊乡的一位老贫农。那时候,作报告之前必须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这位老贫农不识字,加上他又是第一次作报告,站在台上,腿抖得像筛糠一样,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马克思还有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是列宁主义,还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听他得说变了样,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他作完报告刚回到家,就被公社革委会的人抓去关了起来,说他是现行反革命。”
“我们部队刚到河南不久,住地附近的一个大队也出过类似的事。大队书记动员农民种红薯时说: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最爱吃红薯,你们要大力种红薯。结果,被定为伪造最高指示罪,打成了反革命。”刘冬波点然一支烟,吸了一口。
“这些事情,今天讲了就今天为止,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讲。我还要去写材料,你要是困了,就先休息。”
田戈点着头说了声“是”,站起来目送刘冬波走出门,而后转过身子,一面从床头拿出笔记本和钢笔,一面自言自语:“趁着现在没事,我先把今天的日记写了。”
刘冬波的寝室内。星期日下午。
田戈拿着绘画练习本站在刘冬波寝室的门前轻声喊道:“报告!”
刘冬波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看着书说:“进来!”
田戈推开门,进到屋里,边走边说:“我能打扰您一会儿吗?”
刘冬波看着田戈说:“什么事?”
“我临摹了一幅画,想请您现在给我指点指点,可不可以?”
“可以,把画给我看看。”
田戈高兴地说了声“是”,用双手把绘画练习本呈递给刘冬波。
刘冬波接过绘画练习本,翻开封面,低头看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看看,你画的这个解放军,人头这么大,胳膊这么粗,腿这么短,如果解放军真像你画得这个样子,就可以不要枪了,敌人吓都吓死了。”
田戈的脸色刷地一下红了。他看着了自己画的画,心想:“我临摹这幅人物画,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觉得这是几天中临摹得最好的一幅,如果把那些连我都看不中的画拿给刘干事看,说不定他能把大牙笑掉。”
刘冬波发现了田戈的表情变化,亲切地喊了声“小田”,微笑着说:“你以前学过画画吗?”
“没学过。只是用复写纸描过画,用打格子的方法放大过画。”
“哦,那不叫画画,叫复制。”
“那,啥样子才叫画画?”
“画画,也是一门学问。看起来简单,学起来却不简单。就拿画的种类来说吧,大的方面,有中国画、西洋画之分。从具体的情况看,山水画、水粉画、油画、木刻画等,又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总而言之,不论学哪一种画,都要先练好素描与速写这两个基本功,而临摹又是练习素描与速写这两个基本功的第一步。在练习临摹的时候,必须知道人体的比例关系。”刘冬波停了一下,看着田戈说:“人体的比例关系,你知道吗?”
田戈摇着头说:“不知道。”
刘冬波指着画中的人物说:“一般来说,人体的整个高度,约等于七个半人头长;胳膊,相当于三个半人头;眼睛,在头部的二分之一处;嘴巴,在鼻子下端至下巴的三分之一处。因此,只有按照这些比例去画,才能达到形似的要求。”
田戈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心想:“没想到学画画这么复杂,里面的学问这么深奥!”他一看刘冬波端起茶杯要喝水,立即转身,走到桌子跟前掂保温瓶。
刘冬波刚放下茶缸,田戈赶紧往茶缸里倒水。
“画画这么难,我能学会吗?”田戈掂着开水瓶问。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毅力,肯钻研,就没有学不会的事。”刘冬波拉着抽屉说:“你把保温瓶放回去,我给你找一本有关绘画的书。”
“是!”田戈快步走到桌子跟前,放下保温瓶,转身往回走。
“这本《绘画基础知识》,你拿回去仔细看看,会对你有所帮助。”
田戈用双手接着书,激动地说:“谢谢!”
“在你没有看书之前,我先提醒你看书时应当注意的三点:第一,要认真看,仔细想,把书中的内容理解透,消化好。只有这样,才能把书本里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古代的‘夔一足’之说,原意是夔精通音乐,有夔一人便足够了。可是,当时的一些书呆子却不求甚解,甚至以讹传讹,说夔只有一只脚。第二,要想真正掌握一门知识,既要不断地学,又要不断地问。‘问’,是学习之母。历史上有成就的名人,脑子里总是充满着问号,并且不失时机的虚心向人求教。”刘冬波端起茶杯喝了口水,若有所思地接着说:
“后魏的贾思勰,是位著名的农学家。他做学问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耻下问。他曾经养过很多羊,当时草料充足而羊却饿死了很多。他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通过请教一位牧羊老人,才明白羊死的原因,是他铺在羊圈内的草料沾上了羊屎、羊尿。羊最怕脏,不吃脏草料。时间一长,羊就饿死了。从此以后,他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向牧人请教,终于总结了一套养羊的学问。第三,要扎扎实实地练基本功。李时珍为写《本草纲目》,先尝百草。达芬奇练习绘画,从画蛋开始的。明白吗?”
田戈“嗯”了一声,犹豫了一下。“达芬奇练习绘画,为啥要从画蛋开始?”
“达芬奇画蛋,是为了画好人头。”
田戈皱着眉头喃喃自语:“蛋是蛋,头是头,蛋怎么会与人头有关系呢?”
刘冬波“噗哧”笑了一声,“你这个小田啊,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脑子这会儿转不过圈了呢?!”说罢,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把田戈的绘画练习本掀了一页,画了一个蛋形图案,接着画上眼睛、眉毛、鼻子、嘴巴、耳朵,而后确定脸形,画上头发。
“看明白了吗?”刘冬波用铅笔指着画说:“我开始画的这个鸭蛋形图案,如果人物的脸形是鸭蛋形的,则不需改动;如果人物的脸形是长方形的,像我刚才那样改动,就可以了。现在,你明白了吧?”
田戈点着头说了句“明白了”,觉得此时自己仿佛被刘干事带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世界,感到刘干事犹如一座巍峨雄伟的高山,自己连山脚下的一颗小草都算不上。他一句话也不敢说,害怕打断刘干事的话,盼望刘干事能多讲一点。可是,他没想到刘干事放下铅笔,掏出一支烟后,却换了话题。
“你到电影组已经半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一是伙食比连队好,二是有时间学习。”田戈舔了舔嘴唇,心想:“从连队到电影组,像掉进蜜罐里一样--杂粮吃得少,没有大米和玉米混合的二米饭;夜里不站岗,一觉睡到天亮;早晨出操,一般是先跑到团部外面的路上,接着走上一会儿齐步,而后自由活动;虽然每星期也搞一、两次队列训练,但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到营里面放电影,连队招待的夜餐一般都是肉丝面条,差一点的也是鸡蛋面条。”
刘冬波吐出一缕烟雾,“这我知道,说说工作、学习方面的情况。”
“半个月来,我坚持按照连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主动地工作,刻苦认真地学习。在组长和两位老兵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倒影片,学会了放广播。现在到火车站取影片和托运影片,都是我去。一般的会议扩音,我也可以独立完成了。”田戈用余光看了刘冬波一眼,接着说:
“学习方面,我抓得也比较紧。首先,我坚持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写一篇日记。其次,我一有闲空,就学习放映技术或者学画画。上星期二下午,杨老兵对我说,从表面上看,放电影是倒片、装片、扳开关,其实不是这样,它涉及很多知识。电影放映机,涉及机械、光学等方面的知识;电影扩音机,涉及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发动发电机,涉及动力和电力方面的知识。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上学期间,我对《工业基础知识》这门课,不感兴趣,学得一般化,好多知识得从头学。所以我暗下决心,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看书和虚心向组长、老兵们请教,争取早一点学会放电影,学会画幻灯片,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放映员。”
“你有这种打算和决心,我很高兴。”刘冬波吸了口烟,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你觉得电影组的人怎么样?”
“总的看来,都挺不错。”田戈想了想,看着刘冬波说:“不过,组长这个人好像心眼有点小,他总是让我干些杂活,什么也不教我。有时,我因为不会弄错了事,他还训斥我。前天上午,贺老兵保养好机器,教我学装片,他把贺老兵训了一顿,说不该教我。杨老兵虽然平时话不多,可是在技术方面不保守,我看书弄不懂的地方,不管什么时候去问,他都耐心细致地讲解,一直到我弄明白为止。倒片中的接片、补片孔和影片的等级鉴定,都是他教我的。贺老兵虽然爱说些笑话,但心肠不坏。据我观察,杨老兵、贺老兵与组长面和心不和。组长的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杨老兵和贺老兵都对他有意见。杨老兵有意见不当面说,在背后发牢骚。贺老兵有意见,偶尔敢当面顶几句。我来的时间短,看法只有这么多,不一定对。”
“你的看法基本符合实际。你们的组长肖大春是山里人,天生一幅大嗓门,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当的兵。后来,地方的两派斗争日益升级,都来找部队支持,机关需要一个喊口号的人,调查了解中发现他合适,把他调到了电影组,需要时他专门喊口号,没事时学着放电影。他文化不高,小学都没上完,心胸比较狭窄。杨得贵是高中毕业生,无论是放映技术,还是写字绘画都比你们组长强。由于他的家庭成份是中农,到现在还没有入党,因此,他的思想包袱重些,平常话比较少。贺民生虽是七0年的兵,但当兵时才十六岁,被机关的干部们逗着玩习惯了,所以平时说话随便,好像很稀拉,其实他很能吃苦,心眼也不错。”刘冬波抽了口烟,语重心长地接着说:
“从人缘方面看,肖大春的嘴巴甜,会说话,闫股长对他不错。杨得贵技术上有一套,经常帮团里的首长们修理日光灯、收音机等东西,何副主任挺喜欢他。贺民生虽然说话随便,但干部们习惯了,对他也比较好。我讲这些,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想让你知道,电影组最新的兵是你,像白纸一样的也是你,啥关系都没有的还是你。因此,你必须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明白吗?”
田戈挺着胸膛说了句“明白”,不动声色在心里叹道:“没想到机关里的人际关系,比连队还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