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风云突变
在国内遭受三年天灾人祸的困难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卓绝、勇渡难关。可以说已经把人的力量发挥到极限了。正当如此困顿危急的关头，偏偏国际上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时机已到，中国共产党是挺不下去了，于是联合起来企图扼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他们从经济封锁，发展到军事威胁，甚至蠢蠢欲动，想动真格的，鼓噪怂恿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时间风云突变，牛鬼蛇神一齐跳了出来，海峡上空战云密布。他们满以为我们己经饿得奄奄一息，甚至连枪都拿不动了。“哈哈！共产党、毛泽东大势已去，这无产阶级的政权马上要寿终正寝，该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了。”蒋介石开怀大笑。
当时确实令人感到满城风雨的紧张，政府也开始了紧急备战的大动作：全民皆兵的国防教育，把重工业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有计划地转移到内地、大西北，疏散沿海城镇人口、尤其是像上海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强化国内阶级斗争，严密监控“四类”分子，沉重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从六一年发生加勒比海危机到六二年夏秋之际，形势是越来越紧张，据说，在福建前线已经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有过几次接触，真可谓是剑拔弩张。
有道是“城门失火，秧及池鱼。”罗正清虽然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但谁叫你是“四类”分子呢？因此，在这非常时期也得给予“非常的礼遇”，还是要“猫当老虎来抓”。本来只须一星期写份汇报，如今要求天天写，而且要写得十分详细，从早上几点起床一直到晚上几点睡，一天中什么时间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接触，说什么话等都得记下来；甚至在时间的衔接上不能有错，还要有证明人，否则，要严密审查。他觉得别的倒没什么，最大的困难是记性差。后来想了个办法，即随身带个小本子和笔，每做一件事就当时记下来，到晚上由罗远帮忙整理。因此，罗正清的汇报变成一日两次，中午是口头汇报，晚上是书面汇报。
罗远整理出父亲一天的日程表：半夜一至二点起床，三点到菜场排队买菜，六点到六点半回家烧早饭，七点半至十点半扫马路，十点半回家烧中饭，十一点到十二点吃中饭，十二点半至一点到居委会汇报，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扫马路，五点回家烧晚饭，七点到八点写汇报，八点半送达居委会治保组，九点回家休息、漱洗，然后上床睡觉。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像陀螺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只有到晚上睡前有一个小时的喘息，而睡眠充其量只有四、五个小时，这样的劳累程度实在是“三年活两岁”，在缩短寿命，真不叫人心酸！
即便如此，罗正清还是没有逃脱再次被坐牢的命运。在加勒比海危机，和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紧张局势下，国庆前夕，这个老“反革命”终于再一次被“请”进了公安分局羁押。这是罗正清的三进“宫”，所以，李洁如母子已经有点麻木了，没前两次那样伤心。事情也如所料那样，等过了年，到六三年形势稍稍缓和了，“三？八”妇女节后，罗正清再一次放了出来，还是继续接受管制劳动。
六二年适逢罗远高考，也该他倒楣，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加上自己的政治色盲症导致过分的自信，妄想进北大的重点专业，这是痴人说梦！罗远的落榜也不奇怪。
现在罗远的心情相当复杂，想到自己的前途受父亲的影响，不免生出一种艾怨之情，特别是和出身好的一比，更感觉自己太委屈了；但当看到父亲整天默不作声，像个哑巴似的，低头进、低头出，只有见到母亲时才会有片言只语，这样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头，又使他产生一种怜悯、不安、痛楚相交织的感情，毕竟是亲生之父啊！何况自己已长成一米八十高的男子汉，还得闲坐在家里靠老娘生活，这于心何忍呢！
六二年八月，罗姝来信说：她们剧团在国庆期间，要到上海访问演出。全家人非常高兴，将近三年没看见，不知这黄毛丫头如今长得啥样了？特别是李洁如在失去了一个女儿后，不知怎么的，她好像有种责任：一定要保护好这惟一的小女儿。于是乎这爱女之心是朝朝暮暮、无时无刻，她怎么能不思念，这远离身边、漂泊异乡的小女儿呢？回想起三年前，刚上初三的罗姝，看到母亲独自挑起家庭的担子，作为一个女人实在是不堪重负。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为了支持哥哥读高中、上大学，毅然决定牺牲自己，远走他乡去谋生。“唉，这都怪当爹、娘的没能力，害苦了孩子。”想到此，李洁如不禁长叹一声。
罗远听到妹妹要来的消息，心里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三年兄妹没见面今天终于可相会了，猜想她一定出落成一个很漂亮可爱的大姑娘了；惭愧的是，妹妹比自己小却敢于辍学去谋生，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他这位哥哥。而如今，自己考不上大学呆在家里吃闲饭，心里真是不好受。
十月二日中午，突然，门“砰”的一声被推开，紧急着一声“阿姆——”只见罗姝猛扑过来紧紧抱住母亲泪如泉涌……李洁如也搂住女儿潸然泪下，这情感的喷涌、这凄厉的哭声，撕心裂肺，众人无不动容，纷纷擦拭着泪眼。左邻右舍听到响动也都围聚拢来，白净、王若菊、许望奇等伙伴也来了。白净拥抱了罗姝，大家安慰她，并问长问短地打听一些异乡客地的生活情景，这一下，打开了罗姝的话匣子：“……阿勒经常要到厦门、鼓浪屿和其他海岛前线去慰问演出，那里交通不便，往往要走很长很长的山路，我和另外一个上海小姑娘老是跟不上大家，拖在后面，人已经走累了，脚板底都磨起了泡，但呒没办法得咬咬牙拼命跟上，否则，天暗下来，听当地人说有狼、有狗熊之类的野兽，怕死人了。更吓人的是，前线炮声隆隆，登上鼓浪屿顶，简直可以看到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打篮球……像阿勒上海大城市出来的人，哪见过这阵势啊，真要心惊肉跳……”
“噶倒是性命交关，让人担心担事的。”白净她们附和着说。
“这还不算，正式演员夜里演出，日里可以休息，阿勒是学徒，早上五点就要起床练功，白天学戏，夜里还要跑龙套、打杂，一点也呒没休息。定量标准比上海低只有二十斤，吃勿饱饿肚皮，到田野里、山上去挖野菜、草根、摘野果子吃，有一次吃了中毒，嘴唇都肿起来了，恶心、呕吐，还好医得快总算逃过一劫。”
“阿呀，真是作孽，小小年纪跑到外头去吃苦，又是个女小囡，真让人勿放心。”楼上的许家阿婆总是慈悲为怀。
“阿姆，我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也不想离开上海了，就是死也要死在上海。”说罢罗姝眼泪扑簌簌地流个不止，并且一下跪倒在母亲脚边。
众人一齐劝起她，李洁如只是无语地流着泪，这时侯罗远一把拉过妹妹“姝姝，别走了，我们苦也在一起，我己经长大了，会去挣钱的，听小阿哥的话，噢？”兄妹俩依偎在一起，这情真意切的话语深深打动了众人。大家觉得形势这么紧张，福建又是前线，多是山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怎不叫人担忧啊！
第二节形势逼人
罗姝回家了，但成了黑户口没有口粮，没有——什么都没有，她的生存资源得从全家人头上“剥削”下来，这样，原来已经入不敷出的负担更趋沉重了。不过，一家人团聚免遭相思之苦，情感上获得的慰藉，也足可弥补生活的艰苦。
罗远觉得，依目前的家庭状况，哥哥虽己解教，但被一腳踢出大上海，客居安徽；父亲再一次关进了牢房，自己成了“长子”，毫无疑问，应该去找工作、就业挣钱挑起家庭担子，为父母分忧。但从自身的前途，为实现从小的理想方面考虑，那么必须要上大学。怎么办？正是骑虎难下，何去何从，处在十字路口。
他向街道办事处有关领导说明情况，要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是：现在国家困难时期，许多工厂都停工了，连原来的工人都失了业，哪还有工作安排啊？这使他更加苦闷，要工作没工作，要读书没书读；一个大男人有劲没处使，整天闲坐在家吃白饭。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
夜，黑沉沉的，又有点阴冷的感觉，似乎要下雨的样子。但是，大上海的马路上依然灯火通明，商店的霓虹灯广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不过，这样的虚假繁荣还是掩盖不了门可罗雀的萧条市面。罗远沿着黄浦江边踽踽而行。他根本没心思去浏览市容，只是把目光投向黑油一般的黄浦江水，那泛起的微波荡开倒影中的灯光，才形成些粼粼的亮色。他漫无目标地走着、走着……这个孕育他成长的城市，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陌生起来了？简直连他的立锥之地都没有了！难道就容不下他这尚未走向社会的年轻人？“上帝啊，你是否想招我回天国？”这个可怕的念头瞬间掠过他的脑际。他呆呆地凝视着黑黑的黄浦江，在堤边徘徊，不一回又把目光投向同样漆黑的夜空，感觉视线是越来越短，几乎要看不见这个世界了……突然，肩上被人拍了一下，罗远回头一看，原来是弟弟罗欢。
“小哥，，嘎夜了好回去嘞。阿姆不放心，叫我跟来的。”罗欢深情地说。
罗远心头一热：“唉，伟大的母爱呵！”既而又闪过一丝愧疚：“我今天怎么啦？难道用这种方式去面对亲人？有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于是，他挽起弟弟的手，一起走回家……
时间老人是最公平的，无论是多么幸福、快乐的日子；还是多么艰难困苦、悲痛的日子，都将过去成为记忆。这不，到了六三年开春，眼看形势有所缓解好转，物资稍为多了点，人民群众的生活也相应得到点缓解。罗远他们的学习小组也效果显著，大约四月中旬以后，可以各自回母校去参加最后的复习了，到五月份高考的报名就要开始。而父亲又一次从“庙”里解放出来，继续接受管制劳动。在这时候，罗远要考大学的念头再次膨胀起来。他想：“反正复习得差不多了，自我感觉也挺好，不妨再试一次，考不上然后去就业也不迟，否则，要懊悔的。”就这样，他打定了主意。
正当罗远摩拳擦掌，准备跃跃欲试的时候，居委会召开了户主大会，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执行“精兵简政”的文件，要求疏散大城市的人口，一则，减轻城市压力、负担；二则，也为了准备打仗，转移人口……按政策规定，社会闲散人口、老弱病残、“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被列为重点动员对象；有乡的回乡，没乡的去崇明岛、新疆、或黑龙江。消息传开，顿时人心惶惶，特别是被列为重点对象的那些人，更是寝食不安。对罗远也是当头棒喝。不过，他还心存侥幸，思忖：“既然是动员那得自愿，我就是不同意，拖到高考以后再说。”罗远自以为想法聪明，可人民政府比你还聪明。不光是里弄居委会主任，共青团书记分别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就连母亲厂里的党书记、工会主席也找母亲谈了话，明确指出，希望她说服儿子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如此这般双管齐下、车轮大战，罗远哪怕三头六臂、随便怎样抵挡，也是坚持不住的。
早晨，刚吃了早餐，户籍警孙同志和团支书李姐便双双登门。孙同志是一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他和李姐俩谈话艺术高超，他们先给罗远戴上一顶顶“高帽子”，对他的心理注入一支镇静剂，然后，耐心开导他，该如何面对国家的政策，摆出利弊得失；要是罗远提出问题，或是困难，一定尽全力解决，这样，你就不得不顺从了。
请看下面他们的谈话：
“……罗远，你是个好青年，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在我们街道也是数一数二的。”孙同志的开场白就中肯地作出评价。
“是啊，是啊，罗远思想觉悟高，能正确对待家庭出身问题，非但不受影响，而且一贯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走在前面，甚至在家里还帮助父亲学习、改造；还有罗远的人品更没得说的，待人和气，彬彬有礼，虚心好学，不与人计较，还乐于助人，诚实守信……”这位李姐把能说的褒奖之词都说了。对于表扬那是春风拂面、蜜糖入口，是十分顺耳的；罗远有一种被人赏识、理解的满足感，心理确是乐滋滋的。
“所以嘛，我想罗远的政策水平也较高，理解力也蛮强，这就用不到多说了……”孙同志不失时机地“将了一军”。接着孙又说：“我们晓得侬格心思：想考大学这没有错，但是，侬想过吗，就算考上，家里的经济负担吃得消？生活费，书籍资料费，还要身上穿着等，再说，起码四至五年毕业，侬姆妈已经五十多岁快要退休了，啥人来负担？这是现实问题；还有，‘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在当前形势下，侬咯家庭出身要想进好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看来是不大可能咯，一般性大学侬又勿想读，这说明即使考，也实现不了侬格理想。”
罗远万万想不到对方会如此了解自己的心态，说出一番有理有节、合情坦率的话。是啊，这正是自己深感矛盾的地方，今天恰巧被言中了。虽然如此，但罗远也绝不会想走回乡支边这条路，他认为就算不考大学，那也可以先找工作就业，再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如果是去了农村，那就休想进修学习，这辈子算完了。他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后，李姐接上说：“想找工作就业这可以，问题是上头的政策现在工厂一律不招工，只有服务性行业，像公共汽车售票员、浴室、旅馆、饭店、酒家、煤球店、理发店、老虎灶等，招收一些营业员；噶种工作初中生就可以了，像侬这种优等高中生是大材小用了。再讲，三四十块工资一个号头（上海话一个月的意思），也实在太低了。”
“难道说到农村去就不是大材小用了？”罗远抓住了李姐这句话柄反问道。
“这个，侬眼光就太近了，你们是知识青年，勿像一般闲散居民。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接受考验，了解社会后，国家还要派大用场呐！要晓得农村、边疆正缺乏人材，侬呒没看到邢燕子、董加耕，不是出名了吗？”孙同志这位老革命毕竟政策水平高一点，及时作出合理的回答。他接着又说：“毛主席在赞扬他们时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话的意思侬去体会体会。”
罗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又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第三节这就是前路？
三天后，李洁如下班回家对罗远说：“厂党支书和工会主席给了我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脱产动员、说服儿子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回乡支边’，一天动员不了二天，二天动员不了三天……一直到完成为止再来上班，工资保证照发。不过绝对不要强迫硬压，要说服自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说服儿子响应国家号召，居然采用带薪脱产动员？还说不能强迫，换言之十天没做通那就二十天、三十天、甚至无限天，可能吗？其实，这就是“最后通牒”，反正不通也得通，已经没有选择了。
这从李姐的话也可得到证明：“……即使想参加工作，也得靠边站，等人家安排后再看，因为，侬已经不服从分配一次（指动员‘回乡支边’），那么，第二次分配当然要排在别人第一次之后了。”这样的话，不知道要到哪个猴年马月才能轮到，岂非故意刁难是什么？
罗远不需要母亲做过多的解释了，到这个地步哪怕政治上再幼稚，也会看清楚的。他知道这已经是自己非走不可的路，叹只叹一年的心血又白费了。“早知如此去年就可走了，何苦等到今年呢？”人生就这么奇怪，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常受老天爷的作弄。罗远终于恍然大悟：归根结蒂是家庭出身剥夺了他的高考权利；是家庭出身葬送了他的美好憧憬。
他不禁仰天长叹：“难道这就是我的前路么？”
“谁叫你生在帝王之家？”明末崇祯皇帝挥泪斩长平公主的话，犹在耳畔响起……
罗远和父母考虑再三，认为到崇明島这不毛之地去垦荒，其艰苦程度难以想象，而新疆、黑龙江这种少数民族边区，别说南方人生活不习惯，单说路途这么遥远，来一趟上海多不容易，何况爹、娘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三长二短赶回来都来不及，还是选择回诸暨老家吧。一来离上海近，火车直达四个多小时好了；二来生活没大问题，还有堂兄弟、叔伯婶娘照顾；第三，反正父亲早晚也得走，与其父子天各一方，还不如趁此一起回故乡，相互有个照应（其实街道里弄以及李洁如所在单位的本意，就是双管齐下要他们父子都走人）。
“诸暨是个好地方，西施美女的故乡嘛，我那个时候打日本鬼子曾经到过的，山青水秀气候温暖，真正的江南鱼米之乡。”孙同志听说罗远选择回故乡，就滔滔不绝地回忆起新四军抗日的岁月。
既然做通了儿子的工作，李洁如便回厂上班，并作了汇报。厂方立即派了一位工会干部，会同街道派出所的户籍警孙同志一起先赴诸暨，去落实安置问题，体现了政府工作的负责任。
谁知，当他们来到罗远的故乡——浙江诸暨安亭公社燕山大队时，大队长表示为难。
他说：“他们在老家是地主这没错，可罗正清从读大学起就在外头，这份家产在其父母死后一直由妹妹、妹夫一家管业。土改时，其妹夫一家回自己老家，按政策当无主产业处理收归集体，全分光了。现在连住房都没有，怎么能接收呢？”其实，农村老百姓是很朴实的，紧缩城镇人口、减轻城市压力，说白了就是把人口负担转嫁到农村，到他们的碗里来分点饭吃，这就是说，他们从内心深处并不是愿意接受的。农村在实施了调整政策后，解散了食堂——结束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恢复各家自起炉灶，积极鼓励大家广种“十边”，努力发展粮食生产。所以，当城市里遭受困难最严重的六一、六二年时，农村却是正在恢复元气的时候，正因为这样，国家才可决定六三年开始人口的转移，这是罗远无法理解的。
当大队长把皮球踢回到上海来的两位同志后，他们也感到问题很棘手，这住的问题顶要紧，现在即使动手造，没有这么简单，那怎么办呢？一时三刻倒也拿不出主意，心里在犯愁，可能要白跑一趟了。为消解点烦闷，趁大队长家在烧中饭时，他们俩人就走出门到村里闲逛。他俩向社员打听罗正清家的老房子在哪，然后，沿着指点的路径，走到村后靠山脚处，看到一排虽有点旧，但结构完好整齐的十来间楼房。他们沿着青石板的上坡路走到朝南的大台门，跨进台门是一宽阔的走廊，挨家挨户差不多都在烧中饭。农村里消息传播起来，速度之快简直像电波一样。此时，每个窗户都有人探头探脑地张望，大家知道：“罗正清的儿子要回来了，‘上海佬’已经来了。”
第二间房子住的是一五保户孤老太，她是罗正清母亲当年收留的一个孤女，无名无姓，因脸颊旁有一块姆指大的印记，人称她花脸妹，如今年岁大了就叫她花脸姑婆。她一直来成为罗家的女佣，烧饭料理家务，服侍罗正清母亲的饮食起居，罗的母亲死后就跟了罗的妹妹。土改时，为了照顾她，就把这间原为罗家厨房的房子分给她。因为厨房里基本上一应生活器具都较齐全，包括灶头全完整。
现在听到有陌生人走进来，她便倚在门边看。“老嬷嬷，您好！”孙同志主动打招呼。花脸姑婆也蛮客气地请他俩进屋坐。在闲聊中得知老太是罗家旧人，孙便不失时机地说出：“罗正清的儿子要回来了，您欢迎吗？”孙的言外之意是，偌大的房子（在上海人的眼光里这一楼一底住一个人是太浪费了）你一个人住，能不能与罗远同住？
哪晓得这老太理解错了，以为是来征求她的意见：“肯不肯把房子让出来”。出于对罗家的恩情，也为了表达她的一番好意，花脸老太十分豪爽地回答：“欢迎，当然欢迎。叫他来好了，房子我会让出来格，反正一个独自老太婆随便何头都好住，叫大队弄间旧平房也可以。”
想不到无意间的闲逛，却得到这么大的收获，真是“踏破铁鞋都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听此话，他们喜出望外，“两脚抹桐油”立即告辞老太返身与大队长去谈判了。最后决定：上海方面拿出五百元钱，由大队修缮一间旧平房给花脸老太住，而这间老房子让出来给罗远。这样，总算解决了住房问题。“精兵简政、动员回乡”是国家的政策，大队长在桌面上也无话可说，于是，他俩便大功告成返回上海。
第四节再见了——大上海！
罗远要去乡下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于是乎，这几天罗远家里是门庭若市，从来没有这样闹猛过。来探望、慰问、道别的，不仅有自家的亲戚、朋友，更有母校的老师和同学，甚至，连小学的班主任老师也带着老同学来看望他；至于街坊邻里的伙伴，那是天天来陪伴他，终究，相处一起的日子不长了。这里面必须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白净，可以说是一得到罗远要去乡下的消息，便脸上阴云密布，没了笑容，且整天陪着罗远形影不离，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不知道怎么跟罗远说好；另一个则是邻居王若菊的爸爸，这位王先生是在银行工作的，平时因工作较忙，很少在邻里间串门，而今此，也破例来到罗家。王伯伯热情地拉着罗远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对罗正清和李洁如夸道：“真是个好小囝、好青年，难得，难得！左邻右舍哪个不称赞？勿要灰心，听党的话，到农村去锻炼锻炼也好，将来会有出息格，‘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只要有决心一定会成功，王伯伯祝贺你了！”说罢，再一次紧紧握住罗远的手不放……
古语说得好：“千金难买众人口”。这么多群众来送别一个高考落榜、又即将离别大上海下乡的青年，不知道为什么？但至少说明罗远的众人缘不错。这种人间的亲情、友情、热情、真情一时间化作了离别之情、怜惜之情、难舍难分的悲悯之情……情！情！情！——这是人性至高无上的爱心！她会化作无穷的力量，强大的精神支柱，激励你去勇闯人生的急流、险滩，寻找大海中的美丽珊瑚礁。
当送别的众人陆陆续续散尽以后，却有一个人躲在屋角偷偷地流泪，这是罗姝。罗远了解妹妹的心思：没有户口对家庭经济的压力不去说它，但一个大活人住着总得给人一个口实吧。从去年十月到现在也有半年多了，就算身体不好养病，也不至于长久养下去。如今，户籍管理又相当严，怎么办？上海是无论如何待不下去的，要跟罗远一起回乡，面子上又落不下，人家要说“怎么兄妹俩都去乡下？”当然，再回福建也不可能，“好马不吃回头草”。惟一的办法就是母亲目前在执行的，托人在上海就近的郊区、农村找一可靠对象嫁出去，反正已有十九岁了。然而，这不是姝姝心甘情愿的，正因如此，她才伤心。“唉，想不到我们兄妹俩都有这么命苦！”罗远只好暂时放下心头的烦恼，过去劝慰妹妹……
到了这个地步木已成舟，罗远倒反而释然了，他想：“也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自己不是对文学创作向来耿耿于怀么？现在去了乡下正好深入到农业第一线，深入有血有肉的群众生活，这不就是创作的源泉吗？‘东方不亮，西方亮’，提起笔来实现自已真正的理想吧。”想着想着反到有点“阿Q”式的自得其乐了。谁知，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母亲时，且被当头泼了盆冷水。
母亲说：“我是想得侬谈谈，作为临别赠言。我晓得侬喜欢舞文弄墨，但我不希望侬这样做，因为文学是政治的工具，文学又是情感的渲泄，这是条高压线相当危险的，阿勒只求做个平平安安的老百姓可以了。侬应该做火柴盒子里的火柴，别人不要侬点着时，就安安稳稳地睏在盒子里，人们要取出来点着时，那就要尽量放出光和热，来照亮别人温暖世间。我还要告诫侬：‘做人就像照镜子’，侬朝镜子里笑笑，镜子里的‘他’也朝侬笑笑；侬朝镜子里白眼睛，镜子里也照样朝侬白眼睛。所以，要前半夜想想自家，后半夜想想别人。还有经常照镜子就是看看面孔上、身上、有啥个龌龊，可以弄清爽。”这是多么形象、多么富有哲理的的话呀！这种人生的箴言，是比满屋的金银财宝都要富有得多的财产，终生受用不尽，罗远从心底里感谢伟大的母亲。
离别上海的日子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午夜一点四十五分的快车。“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六月七日这天，吃过晚饭，众人又一次聚拢到罗家，这都是来送行的，很难用笔墨再来形容、描述这令人感动的别离场面了。将近十点，李洁如催罗远和他爹好动身了，因为，从南市到北站路较远。这样，众人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史正茂、白净、许望奇、王若菊等，还有原高三班的部分同学；班主任余先生因有心脏病，经不得大喜大悲的刺激，不能亲自来，特派女儿代表她前来送行，并送上三十元钱聊表心意。这三十元钱是余先生教书半个月的薪水啊！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师生情谊！罗远含泪收下了。
这十多个人的送别队伍颇为浩浩荡荡。到了火车站一看时间尚早，罗远让父亲在候车室里看住行李，自己和同学、伙伴们走出车站逛逛马路，在离别之际想再一次看看上海的夜景。他们来到西藏北路桥上，看着倒影在苏州河里的高楼大厦和闪烁的霓虹灯，回味起一路走来的人生旅途：天真无忌的童年，快乐有趣的少年，以及热情似火的青年……啊，梦，彩色的梦，充满诗意的梦是多么令人神往、陶醉！可现在在哪里？像阳光下的肥皂泡，虽有七彩颜色，但经不得风吹就破灭了；像今晚上苏州河里的灯影，随着水波的摇曳美丽的灯影破碎了……马路上车流、人流、不息地来往穿梭。上海，这个不夜城，留给罗远的有多少美好的记忆呵！他依依不舍地、贪婪地、观赏着这并不繁华的夜景，似乎要饱赏个够，要把她深深地印刻在脑际里。因为他有预感：此一别也许要说永远的再见了！
“呜——”火车发出一声长鸣，车轮开始慢慢地滚动了。“车轮啊，你不要转得太快，让我多看一眼这座哺育我成长的城市，让我多看一眼这些亲爱的同学、伙伴；你沉重的铁轮哪里是压在轨道上，分明是压在我的胸口上，辗碎的是我的心啊！”罗远拼命地从窗口探出脑袋，向着渐渐远去的同学、好友们不住地挥手、挥手……看见了，看见了，有个影子在追着火车跑、不停地跑……跑得气喘吁吁，跑得追不上、蹲下了，双手掩着面——白净啊，我对不住你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这份情意！
火车在驶离北站后开始加速，罗远望着车窗外夜上海一片辉煌的灯火，再把目光移到远处黑暗的天际，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列车啊，你要把我载到人生的何方前路？我的未来憧憬在哪里？”——憧憬已成镜中花，憧憬己成水中月！
“呜——”火车再一次发出长鸣，因为，它已开足了马力，以最快的速度驶离了上海。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连上海的影子也被夜幕吞噬了！
“再见吧，上海——我的第二故乡！”罗远望着窗外墨黑墨黑的夜空，只感觉到列车在驶向黑沉沉的前方。他不愿再想下去，因为心已碎了。他伏在车窗前的桌板上，止不住的泪水流淌着，对座的老父亲只是默不作声地用手抚摸着儿子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