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人敲门。

    谁呢

    2

    我盼有的人敲门，同时又怕另一种人敲门。

    这次的敲法，是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击我那独间小屋门上的玻璃，而且频率急剧地加强着。

    这一定是田欢，那二十五岁的大学生。我真不该在家，我怕他来。

    3

    这怕，不是惧怕之怕，而是怕麻烦之怕。或者，干脆地说，就是一种厌恶的情绪。

    我们这个胡同杂院里的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青年人来敲我这间小东屋的门，已经习以为常。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写的，又多以青年人为描写对象，因此都认为有各色各样的青年人来访我，正是我的福气不待去深入生活，生活本身已经找上门来了。

    田欢的初次来访，在我们小院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他是坐着丰田牌小轿车来的。我以“一视同仁”的善意接待了他，但他还没有离去，我便已经在心里说但愿他今后不要再来。不为别的，就为他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别的青年来，或带着稿子求教，或促膝谈今论古，或倾吐满腹牢骚，或者仅仅是出于好奇田欢却“别具一格”，半小时过去，我就明白，他是来占有我的。不是占有我的财物，也不是占有我的作品，而是来占有那令我当之有愧的东西。

    进得门来，他用一双转动的灵活而迅速的眼珠打量着我问“你就是苑直文”

    我点点头。他又上下左右打量着我那小小的房间，踱了几步，依然是很大的口气“这么小你那交叉路口就是在这间屋写的吗”

    我又点点头。他低头仔细端详了一番，选中了我唯一的那架藤椅，坐了下来，一边随手翻动着我书桌上的书，一边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告诉他“师范学院。”

    他撇撇嘴“你为什么不上北大呢南开、复旦也成啊。”

    我告诉他“我没考上那些学校，我考上的就是师范学院。”

    他扔下手中的书，把头偏过去，找准角度，从对面小柜上的镜子里观赏着自己的面影，夸奖我说“那你不错啊，你写的算是震了。原来我还当你是北大毕业的呢。”

    我没吱声，我发现他的瘦长脸和大嘴巴很不谐和，不知他为什么要那么顾影自怜。

    “你爱人她是写什么的”他注视着镜子，用手抚着长长的鬓角，接着提问。

    “她什么也不写，她是工人。”

    “工人”他那正在抚鬓角的手停止了动作，抬眼瞥了我一眼，然后又把眼光收拢到镜面上，继续抚鬓角，穷追不舍地问“干什么的工人搞工艺美术的”

    我说出了工厂名称，他咧嘴一个冷笑“集体所有制的吧你怎么找这么个爱人”

    我勃然了“依你说我该找个什么样的”

    他这才觉察出我的不快，停止了照镜子，也停止了“查户口”，眼珠恢复了活泼的转动，笑嘻嘻地说“我爱好文艺，我常访问你们文艺界的人”接着他就列举了最近的活动在哪个作家家里遇见了哪个画家，又在哪个电影演员家里遇见了哪个京剧演员，等等，并且一口气说出了一大串文艺界的“秘闻”谁的长篇并非自己写成却即将出版，谁和谁离了婚，谁排斥了谁而终于主演了什么电影，谁其实就是谁和谁的私生女听来倒也新奇有趣，不过我估计起码有百分之九十纯系谣言。

    待他滔滔不绝的炫耀使我的耐性已达于极限，我便问他所来为何他跷着的二郎腿点着拍子，爽快地说“你给我张照片吧，签上你的名儿。”说着便从衣兜中摸出了若干张照片，有的是颇为有名的演员，有的是颇为有名的画家，也有颇为有名的作家；不过我注意到，其中只有一张签上了名字，所以这些照片是否全是人家亲自送给他的，也还难以断定。

    我托词说手头没有照片，难以奉赠，总算把他打发走了。

    这以后，就有知情的青年朋友告诉我，田欢的父亲是一个什么部的负责与外商谈判的副司长，他坐的那辆小轿车，就是人家部里的，只不过他和司机混得很熟，所以常常坐来坐去地摆阔。据说，他是所谓“合法后门”的得益者。何谓“合法后门”比如他上这所名牌大学，如果他高考得分根本不够录取线，硬来上，那就是“非法后门”，风险很大；而他得分刚好骑着录取线，因此他父亲托关系同大学管录取的人一打招呼，就把他收到这所大学了，尽管他的分数比别的同学低一截，而且因为他来就要挤掉一名分数高的，但这事好遮掩，不是要“全面衡量”吗别人发现了来闹，也还可以用一通冠冕堂皇的理由挡回去。再比如他手头总有一两台录音机，什么双频道、立体声、附有邓丽君原声带的，他都玩过。这都是外国客商送给他父亲的礼品，按规定一律要上交，他总是先截下来玩一阵，玩腻了再上交，而这一台上交了，下一台又到手了，所以他总有得玩，比买下一台更富乐趣。你要是对这种情形有意见，他会辩解说“没违反规定呀，最后不是都上交了吗”也有的时候，上级允许不上交，而作折价处理，于是他就大做其录音机生意，自己先买下，再加价卖给求之不得的人们，据说最多能从中赚个一百多元这也很难抓住他的把柄，因为双方是“周瑜打黄盖”，而且可以解释成他买了一台送给对方，而对方因为别的事赠了他几百元钱。给我透露这些情况的青年朋友预告说，田欢再来的时候，很可能会动员我买台录音机，并且会表示他可以给我“打听”、帮忙。

    果不其然。田欢第二回来，除了传播些新的文坛谣言外，便由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太旧，谈及电唱机之不必购置，而终于落到录音机之不可不有上，据说我如果能经常听听外国流行音乐的录音带，比如美国电影午夜狂热的全套音乐，那我的便能写得更具现代化风格。

    我便故意说早想买一台，只是买不到。

    他便单刀直入地说“我卖你一台好了，值五百块钱，你给我五百五吧只收你五十块手续费，哈哈，我知道你捞了不少稿费，不过比起那些发了中、长篇的，你算个小户，我不向你多要”

    他竟如此之坦率，坦率得我不得不对他虚伪，因为倘若我也坦率，我冒出的那些话便会使他顿生报复之心我何必招惹麻烦呢

    我冷淡地表示这事恐怕不恰当，况且我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总算又把他敷衍过去了。

    然而，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一种说法，讲田欢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交叉路口，其中的素材就是他的云云。我并不感到惊奇。是的，他田欢享尽了“合法后门”的乐趣，他家住房本来就很宽裕，他却推动父亲为他在新住宅区争得了一个单元；本来某某宾馆的“自助餐”是专供应外宾华侨的，但是由于餐厅某服务员是托他父亲人情才分到这个工作的，因此他常在那个服务员值班时跑去白吃不过这些也还不足以使他的灵魂充实。他父亲有权，他可以仗势，而且有钱，但是他还缺少那么一种东西，所以他希望能附庸风雅，把我这样的人也算作一个，可以通过接触和宣扬，使自己同那么一种东西沾边。

    他上次来找我是在十来天以前，显得格外地踌躇满志，他宣布已决定去电影厂搞剧本，正在向学校请创作假，剧本将由某电影厂导演接，他前些时帮那导演从广州朋友那儿弄来台七百元的录音机，“他妈的让那班混蛋敲了一家伙，不过质量实在他妈的好”这么说，他不满足与文艺界的人沾边，而要使自己成为电影剧作家了；我不反对任何人尝试创作，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一篇作品也写不成的。有一次他在同我谈话时竟反问我“金水桥在什么地方”又有一次他主动给我留下个“临时通讯处”，把“秦皇岛”写成了“奏皇岛”，由此可见其水平之一斑。对于他这种人钻进某宾馆白吃“自助餐”，白白享用“过路”的录音机，我的愤慨还很有限；对于他这种人利用特权钻营到我视为最神圣的艺术领域里来，我气愤得灵魂发抖了我们难道真的将会看到所谓的“合法后门片”吗

    他微笑着，他是有信心的。他父亲有权，他可以仗势，而且有钱，并且将因此而获得那向往已久的东西了。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可是，我的屋门虽然号称向每一个来访的青年敞开，我却希望他一生一世不要再来。据说搞写作的人应当冷静地接触一切人和一切事，我却做不到。

    然而，此刻的敲门方式，不是宣布着不受欢迎的人又跑来了么

    4

    我拉开了门。啊，不是他我忽然格外地高兴，我迎接客人的热情一定出乎对方的预料，而我也在一种出乎预料的兴奋中，晕晕乎乎了好一阵，才仔细端详起来这位新的来访者。

    来者当然也是个青年人，中等个，皮肤黧黑，五官端正，眼睛闪闪发亮，唇上留着黑油油的胡子；衣着虽不能用“褴褛”二字形容，但起码可以说是寒伧土布衣裤，敞着怀，露出掉了色、尽是小窟窿的黑色粗毛线衣；一双沾满烂泥的自制布鞋我这才想起外面在下雨，我们这条仍旧是土路面的胡同一片泥泞。如果田欢看见了他，一定会用“土鳖相”三个字来嘲笑的，田欢自己总打扮成华侨或外籍华人的模样，说句公道话，那倒的确模仿得颇为高明，足以乱真的。

    我请来人坐到藤椅上，沏了杯热茶请他喝，问他从哪儿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从新疆来的。”他不顾水烫，贪婪地啜着热茶，坦然地说。

    我吃了一惊“从新疆来出差”

    “不”他搁下茶杯，两眼直勾勾地望定我。

    “那你是来上访的”

    “也是为了来找你”他那两颗黑眼珠黑得不能再黑，油亮油亮的。

    “找我”

    “对。我的女朋友帮助我，凑了二百块钱，就这么来了。”

    我盘算了一下以后，这样问他“你现在住在哪儿”心里一边怦怦跳。

    “住在东郊一个旅店说穿了，那是个大车店，一个炕睡十个人，一个铺位收五角钱，哈哈，倒不贵。”

    我松了一口气。倘若他没有地方住，我是无法可想的。

    “北京城里的旅馆是不让我这种自流分子住的，我只好住在东郊，坐几十站汽车来找你。”这时我才注意到，随着说话，他嘴里喷出阵阵酒气，而且他的脖子，特别是喉骨下面的那块地方，布满酒后的红晕。

    “找我干什么呢”

    “我也写。找你谈谈。”

    “你上当了。”我诚恳地说，“不少青年朋友都上了这个当，老远地跑来找我，以为我有什么秘诀，起码有点经验，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学着写点东西，我是不值得你们花这么大代价来找的”

    “啊，”他用黑得出奇的眼仁盯住我，忽然一笑，“你这么说，我倒不想骂你了”

    “你是来骂我的”

    “你以为是来干什么的当然是骂你。鬼才来向你打听什么秘诀，什么经验。我来找你，是为了当面痛痛快快地骂你一顿。”

    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很狼狈。我拎过小小的糖罐，请他吃糖，以掩饰不自在的心情。但是糖罐里的糖都吃光了，只剩下半截果丹皮卷，那是我儿子吃剩的。我更加狼狈。他却捡起那半截果丹皮卷，放进嘴里吃了，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香烟来，点燃抽着，把嘴唇噘得尖尖地喷着烟。

    “你骂吧。我欢迎最苛刻的批评意见。”我终于鼓起勇气说。

    “好，我就来骂。你发表的，凡能找到的，我和她都看了”

    “他”

    “我刚才讲过路芳的事，你不要故意追问。我和她都看了，我们仔细讨论过。我们恨你，恨你真话假话一块说。你说了真话，惹得我们看，找不着到处找，就为了看看你那些真话。可是你除了一两篇以外，全都有假话。把假话糅到真话里去，比全是假话的东西更气人。你为什么不坚持讲真话，句句讲真话”

    “难。”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就这样，已经有人要打棍子、扣帽子了。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

    “这样不行。你们把人从梦里唤醒，却又用假话给他催眠，折磨人我写，就不这么干，我要全写真话”

    “你写了吗”

    “这就是”他从地上提起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那是我原来所忽略的，只见帆布已经旧得挂丝，布满油渍泥点；他费力地从挎包中掏出了一叠很不整齐的稿纸，递到了我的手中。

    “你这真话，我说假话的配看吗”我望着他，微笑着，心里其实很不服气。

    “你配看。”他命令式地说，“因为你说的不全是假话。”

    正在这时，我爱人领着孩子回来了。爱人一眼看见来客的一双布满污泥的鞋，蹭到了床单上，但是她忍住了心中的不快，对来客客气地点了下头，又趁来客不注意，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便开始在屋角洗起脸来。孩子照例不听我的指挥，绝对不叫“叔叔”，而是把书包像掷手般地往大床深处一扔，便翻小人书去了。我看看书架上的闹钟，问来客“吃过饭了吗在我们这儿吃吧”

    “吃过了。”

    “怎么吃得那么早没吃过吧在我们这儿随便吃点吧”

    我听见爱人把梳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搁。

    “确实吃过了。我在东单一个人买了一只鸡，喝了半斤酒。我把剩下的半只鸡送给一个上访的妇女了，她牵着个丫头。”

    “再在我们这儿吃点吧，”也许是他那后半句话的效果，爱人走拢来，确是诚心诚意地说，“喝点大米粥，我这就去煮。”

    爱人去小厨房了，我跟了进去。

    “赶明儿你留人你做饭。我干了一天活，我伺候不来。”

    每逢这种情况我只得忍气吞声。我赶紧端锅要淘米。

    “回屋去吧，人家找你就为了跟你臭聊。”

    我回屋了。不一会儿，饭菜都端进来了。爱人特意炸了虾片和花生米。我知道，她的心是美的，只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一颗美丽的心是无法在这样的条件里充分放射出它的光辉的。

    5

    饭后，爱人带着孩子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这当然并非是因为她喜欢当天的电视节目，或者不懂得过多地看电视对儿子的学业是一大促退，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屋子太小，不足以同时容下四个人分三摊活动。

    我这才问起来客的姓名、经历。

    他叫佟岳，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自称是四川籍人。

    “你怎么跑到新疆去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那黑得令我心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幽幽地说“我杀过人，你知道吗我杀过人的”

    我愕然了。

    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身世“1958年，我十二岁，我的爸爸，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被划成了右派。都说1957年是反右年，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是1958划的右派，据说那一年补划了不少人，他就是我们镇上的一个。我周围的人，包括跟我们家斗过嘴的邻居，都说他是个本分人，可是他竟因为对乡里定的征粮高指标不赞成，说了几句真话，被划成了右派。还被开除了公职，背着铺盖卷回来了，妈妈跟他哭闹，他只是坐在床板上发呆，我记得清清楚楚，发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对面墙上，一块掉下泥灰露出竹篾的地方。从此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在纸盒厂当工人挣钱养活，爸爸天天背上鱼篓去钓鱼，有时我也跟着他去，钓了鱼我们就跑到集上去卖，可是往往买主都把鱼绳挂到手指头上了，旁边有个小孩嚷一声他是右派。买主就又把鱼退还给了爸爸。后来他钓鱼就单为给家里吃了，可连家里人也看不起爸爸，六岁的四妹有一回竟用手指羞着说他老右派，不做事，光吃饭他就搁下碗，没有再吃下去。我那时比较同情他，可是年岁太小，也不大懂他心里的愁苦。有一天他钓来好几条大鱼，趁我们都不在家，一个人煎了，下酒吃了，吐了一桌鱼刺，然后就上吊了。妈妈受刺激，大病一场，我们简直没饭吃了。我就恨起把爸爸划成右派的人来。一天夜里，我把菜刀藏在怀里，跑了十几里路，跑到爸爸教过书的学校，我知道校长是谁，见过，一个女的，才三十多岁，我想就是她把爸爸划成右派，害得我们家这么凄惨的，我要杀了她”

    “你杀了她”

    “我溜进她的屋子，她正睡着。月亮光照进屋，我见她搂着三岁的女儿，睡得正香。我忽然想到，我把她杀了，她的女儿可怎么办我看见了床边桌上，有个用碎布头缝的小球，里头塞的是棉絮线头什么的，还没有缝完，一根带线的针插在上头，月光下亮闪闪的；那是她缝给女儿玩的，我把她杀了，她的女儿就玩不成这个球了原来她也是人，也有女儿，也想让女儿玩球，买不起就自己缝；她确实把我爸爸划成了右派，开除了公职，害得我们家闹到这个地步，她是我的仇人，可是望见那只没缝完的布球，特别是那根在月光下亮闪闪的带线的针，我下不了手我就又把菜刀揣进怀里，跑回家了”

    “啊”我吁出一口气来。

    “过了几个月，妈妈病好了，大姐从高小退了学，当了临时工，我们家又能勉强过下去了，我就把这件事，向班上的老师坦白了。他当时就汇报了上去，第二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起来了，我被带到了爸爸原来教过书的学校，开了批判会，说我是搞阶级报复。那个女校长恨我恨得脸上的肉直跳，公安局说我不够法定年龄，批判完了就放了，她不答应，于是我被送去劳动教养教养了两年，我出来了，谁都瞧不起我，谁都不需要我，学校不收我，当临时工的机会也没有，我就偷起东西来，我被抓住，铐起来经常是同别的犯人铐在一起挨打，被人啐唾沫，关在臭烘烘的、生满虱子的牢房里可是一放出来，我就又偷”他的黑眼球闪着倔强的光，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粗壮的脖子上，一道原来我没注意到的刀疤，鼓得高高的，随着筋脉一高一低地起伏着。

    “后来呢”

    “后来我决心重新做人，我就卷起铺盖卷，一个人搭火车、坐汽车、走路，到新疆去了。”

    “户口呢”

    “要什么户口。那里非常偏僻，地多人少，只要去干活，就能挣工分。你不要一听新疆就满耳朵冬不拉响，满脑子小绣花帽子和花布拉吉。我们那个村子百分之八十五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不是放牧牛羊而是种庄稼。你要相信我，我到了那儿就成了个诚实的人，凭力气吃饭，你看我现在的身体，你看我这一双手。”我这才看出他肩膀的厚实敦壮，我注意到他一双粗大的手不但布满了老茧，而且右手大拇指缺了小半截。

    “你是怎么转念的怎么一下子就决心远走高飞重新做人”

    “批判和大道理对我这个人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反而是另外的事。我最后一次从牢里出来是1964年夏天，我从儿时上过的学校走过，听见里面传出打乒乓球的声音，我的乒乓球曾经是打得很好的，在我爸爸自杀以前，我得过一次亚军，所以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迈进了赛乒乓球的屋子我一进去，正在打的两个同学突然都不打了，他俩不约而同地离开球台，去把搁在一边的外套抓在手中，用那样的眼神望着我他们是怕我掏走他们的钱包。你说怪不，这个镜头忽然使我良心发现，我跑出了学校，跑到了河边，我把所有衣服全都脱光了，跳进了河里，使劲地游泳，我拼命地用手脚往下按水，使自己浮起来，我脑子里轰轰地响，只有一个声音我不了、不了、不了紧接着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我靠在墙上晒太阳，心里头像梗着根竹竿，忽然有人叫我佟岳佟岳我抬头一看，是公社副书记老李，这个老李以前我只是认得他，从来没注意过他，他为什么那么惊讶地叫我难道我又犯了什么罪过佟岳佟岳蜈蚣爬上你脖子了我本能地一拍，把一条半尺长的蜈蚣拍下了地。我很奇怪，我这么一个人，就是被蜈蚣咬肿了、咬死了，又有什么可惜这个老李怎么这么可惜我我抬起眼睛，只见老李走到我的眼前，他那时顶多三十多岁，瘦格格的，用瘦巴掌拍了我肩膀一下，其实是很平淡地说了几句佟岳呀，你年纪轻轻，为啥就这么半死不活的呢我看着你可惜哩你要是好好作活路，我看你出息大哩他说完也就走了。他一定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力量，这几句话就把我一生给决定了，没几天我就跑到天山脚下，隐姓埋名，一下子就这么多年”

    “家乡的人，你的妈妈，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吗”

    “我妈妈知道，我给她寄过钱，所以家乡的人也知道。当中，一纸外调信函，使大家知道了我是右派的儿子，所以，一直抬不起头来。白天我闷头干活，晚上我就看书也真是巧事，当中，我们公社中学的图书馆所有的文艺书几乎都被宣布为毒草，这些毒草被扔到了一个大坑里，原来说要烧掉，后来不知怎么的又没烧，用沙埋了，我就常常去挖一点带回我那屋里，看呀看结果，我爱上了文学，我手痒了，我就写”

    “你一直没有成家吗”

    “谁说的七年前我就有老婆了，我们有两个孩子”

    “那，你说的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当然不是老婆。我老婆也是个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我们就凭都让人瞧不起这一点，互相可怜，结婚了。可我并不爱她，她其实也不爱我。我们就这么过，我看中国人里有不少是这么过，没有爱情，也不一定厌恶女朋友是这两年从县里分来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在我们村学校教书，比我小很多，爱文学爱得不要命，为了你一篇该死的，我们俩能吵上两三个钟头。我爱她，她也爱我。可我不能跟老婆离婚，她没地方去，还有两个孩子。我那女朋友说她一辈子不结婚，一辈子当我的朋友”

    “你不应当自私，你应当劝她结婚”

    “和谁结婚和心爱的人她心爱的人就是我。”

    我望见他那黑亮得让人没法形容的眼睛，知道改变他的意念是不可能的了，便沉默下来。

    6

    这天晚上我赶写一篇稿子，睡得很晚。夜里，我迷迷糊糊做了好多梦，我仿佛看见佟岳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就站在我的床前，忽而他把菜刀扔掉，脱光衣服跳进了一条大河，高溅的白浪花里，跳动着他黝黑健壮的身躯

    第二天清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光已经透过半开的窗帘，亮晃晃地照到我的被子上。爱人和孩子都走了，桌上撂着两只喝空的粥碗，无言地指示着我起床后应尽的义务。

    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还是那种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击门玻璃的哒哒声，而且频率急剧地加强着。

    一定是佟岳又来了。他好不容易从新疆来一趟，我应允同他多谈几次。我答应留下他的稿，抽空就看，然后陆续给他寄回去，当然要提些意见我估计那都是难以公开发表的东西，我没有说“如果好，向刊物推荐”的话，以前我曾轻率地同一些文学青年讲过，结果弄得很被动，编辑部和文学青年双方对我都很有意见。

    我一边答应着“就来”一边匆匆地下床穿衣。穿好衣服后我先把唯一的两扇活窗打开，屋里憋了一夜的蚊香气，掺和着我一家三口呼出的废气，实在难闻。从窗缝中飞出几只血肚黑蚊，举手拍去没有拍中。于是我走到门边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田欢。

    我非常失望，而且压不住厌烦“你”

    “我。”田欢大摇大摆地进了屋，径直走向藤椅，先把上头的坐垫拿起来抖了抖土，然后再搁回去，轻轻地坐下。

    “又写什么啦”他偏头向桌上望去，毫不客气地拿起桌上的稿纸，翻动着。

    这是最让我难受的事。我没有成篇的东西，最怕别人看，就连爱人偶尔从我肩后探一下头，我也要不自在，常常引起口角。

    我从他手中抽出稿纸，搁回桌上，明确地给他个钉子碰“你不要管。”

    他无所谓，从随身带来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只厚厚的稿袋，“啪”的一声摔到我的桌上，笑嘻嘻地说“你给看看我们的本子。”

    仿佛他用不着知道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致来读他们那个本子，仿佛他让我读，是对我的一种赏脸和恩赐。

    我没有作声，只瞥了一下稿袋上写着的题目漓江诗女，下面并列着三个署名，头一个是他。我怀疑这个本子的价值，因为我可以肯定田欢其人虽然对漓江和姑娘都不陌生，却基本上与诗无缘；但是我又相信这个本子八成能拍成片子，因为我知道署第二个名字的正是那位从田欢手中买到录音机的导演，而第三个名字则是一位只热衷开家庭舞会而从不读书的干部子弟，他的唯一长处就是他爹的职务相当不低。我注意到导演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执笔”字样。我真该为这位中年导演一哭。

    “我们想先在刊物上发表一下。你得帮我们把这事办成。”他厚颜无耻地扳动着指关节说，“你以后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发出来领了稿费，咱们先去全聚德，你把老婆、孩子全带去，咱们不喝中国酒，我有从友谊商店买的三十三块钱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喝完了瓶子给你儿子当凉水瓶用。”

    幸好这时又有人敲门，不然也许我喉咙里的一团火就喷出来了。

    这回来的是佟岳，我觉得他对我是那么宝贵，我一把握住他肌肉结实的胳膊，把他拉到床边坐下；于是他一双沾满污泥的鞋又蹭到了床单下摆上，在我爱人曾唠叨过几句的污迹下，又添上了新的污迹。

    我没有给他们双方介绍，他们两个对望着，两个人眼里都毫不掩饰地流露着鄙夷的神情。我望着这个场面，心里涌出一股复杂的滋味。他们两个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父亲，这就决定了他们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未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将来呢

    我尽可能平和地对田欢说“好，本子就留下吧，我下星期一就给你回音。”

    他站起来，分明不仅是说给我，而是首先说给穿土布衣服的佟岳听“我跟学校请了创作假，明天我们就去承德烟雨楼，在那儿写第二个本子；如果那儿的小灶败胃口，我们下星期可能就转移到无锡太湖边上去，你先等我的信吧，信上我会把信箱号码告诉你的。”

    我忍耐住，把他送出了门，他不怕屋里的佟岳听见，在门外对我说“那小子是上访的吧你少理他们，省得给你惹事。”

    我回到屋里。佟岳一句也不问关于田欢的事，显然，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已经看透。我想到佟岳虽然比我小五岁，但他的阅历却分明比我丰富。

    我坐到藤椅上，诚心诚意地报他以微笑“我们再敞开谈谈吧”

    “不谈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回去。”

    “为什么你不是第一回来北京吗不是还有事上访吗钱和粮票不够我可以给你点”说到“钱”字，我意识到自己脸红了。其实这又何必

    “我到长安街上走了走，是漂亮。可是我钻进街上的胡同往里走，心里就难受。为什么三十年了，光是把街面弄得漂亮了一点，稍微向里深入一点，马上就经不起推敲这几天下雨，那些胡同里多少房子漏雨，我从破旧的大门望进去，蘑菇似的小房子，自己盖的，高高低低地挤在一起，院子里汪着水，小孩子用树棍打水玩这不该是离长安街几十米应该有的景象”

    “那么，你认为造成这种景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认真地问。

    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忽然眉毛一扬，用低沉的嗓音说“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你知道我那女朋友是什么人吗”

    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忽然扯到这上头来我没吱声，只听他慢悠悠地说“她是从内地下到新疆兵团的知青，后来上了师范，毕业以后分到我们那儿小学校的”

    我提醒他“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他声音高扬起来“可是我没有全告诉你。我们两个先从文学上接近，后来，交往深了。她有一次偶然提起她的父母，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同她母亲离婚了，她的母亲死在1967年，是经不起揪斗，上吊死的，罪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你为什么好像不愿意听这些这种事太多太多，不稀奇了是不是当初我刚开始听她讲，也是这么个劲头，我虽然也同情她，但并不震动；后来，她就从箱子里拿出一样东西，说是她妈妈的遗物，你猜那是什么”

    他睁眼望着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怎么猜得出来为什么非要我来猜

    “告诉你，你记住”说到这里，他两眼像放射出了电光，简直要穿透我的心肺，然后，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宣布说，“那是一只破旧的、用布片缝的球，里头填的是棉絮和线头”

    我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心脏仿佛猛地被电流击中，腾腾腾地几乎要冲出我的胸膛

    “当时，我一把抢过那只布球来，红着眼嚷你妈是校长”

    “是呀，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

    “她是“漏网右派”哈哈哈我狂笑起来。”

    “是的。造反派说她反右的时候不坚决，有的人五七年就该划右，她拖呀拖到五八年才去划”

    “我就大声问她你知道她五八年划的右派里，就有我的父亲吗”

    “你的父亲她五官整个乱了，完全变了模样。”

    “哈哈哈我父亲经你妈的手划成了右派，卷起铺盖卷滚回了家，后来就上吊死了；八年过去，你妈又被说成是“漏网右派”，也上吊死了哈哈哈我抱住头笑，一直笑到又抱住头哭。”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原来没问过我是从哪儿到新疆去的，怎么去的；我也没问过她的家乡在哪儿，家里有些什么人；我们都回避问这些问题。现在说开了，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不是冤家不聚头。那天，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只破布球夹在了我们胸脯之间，我们的眼泪打湿了那只球我三十岁，她才二十一岁，我们加起来也不过刚过五十岁，可是我们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六七十岁的人，我们觉得悟出了许多的真谛，我们成熟得连我们自己都害怕”

    我重重地坐落到椅子上，用手支着额头，仿佛被人用重锤敲击了一下。

    “你明白了吗这就是我对你那问题的回答中国为什么搞成了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吃了极左的亏开头，是好人出于好心左，后来，、那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就凭着比左还左得了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劲反右、反右、反右，结果，跟着反右的人自己也成了右派，让人家活不下去的人自己也活不下去中国要想前进，就要狠批极左你们文学家还犹豫什么呢怕什么呢”

    我抬起头，望着佟岳那刚毅的面容，那充分体现着男性美的小胡子，那黑得像潭底青玉般的眼珠，那整齐、结实的两排白牙，那脖子上隆起的伤疤我忽然觉得，他就好比是一座荒莽的大山，这大山上确实生着杂草、露着乱石，没有森林绿荫，没有溪泉瀑布，不入名胜之流，不堪耕种收拾但是，这山下却埋藏着最珍贵的黄金

    我依依不舍地把他送走。我心甘情愿地送了他一册处女作，一张签有名字的照片。他不让我送出胡同口，他给我的临别赠言是“批极左要从讲真话开始。你要句句都讲真话。真话让我活得下去。真话能救中国。”

    他走了，给我的床单上留下了污迹；他走了，在细雨中打着一把破旧的蓝色塑料伞，我临到最后才看出伞上用红漆写着的旅店名字，原来那是他租用的；他走了，他的背影绝不高大，但是厚实、淳朴；他走了，给我留下了一叠边缘打皱、沾有水渍的稿子；他走了，给我留下“我杀过人的”这样的永远难忘的声音；他走了，他使我永远难忘那只用碎布缝成的、里面填着线头和棉絮的球；他走了，他的妻子和女朋友都在等着他，还有他的孩子；他走了，要走几千里，要走到对我来说犹如天涯般遥远的地方；他走了，我应当做些什么在这块被十年浩劫弄得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信赖的土地上，我对他所给予的信任和托付，何以报答

    7

    夜雨哗哗。我坐在自己的斗室里，沉思着。一开始，我只为田欢那样的幸福青年过分的幸福而愤慨，为佟岳这样的不幸青年如此地不幸而抱不平；渐渐地，我的心平静而充实起来，我意识到，要改变田欢的个人品质也好，要开采出佟岳那深埋的黄金也好，关键还在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而要使这环境在各方面都真正称得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我们也许还得付出昂贵的代价

    当然，事情要一点一滴地做起，我有义务立即行动，用我当之有愧而毕竟已有的影响，靠我的努力活动，去为佟岳这样的青年开路，去为金矿寻求开采者我想到了自己，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热心可感的前辈和先行者为我奔走呼号，仅凭我自己的一点点才力，我就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我不能守成，我要勇猛精进，我要为走在我后面的弟妹们搭桥做梯

    8

    又是一个清晨。

    又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

    1979年1月，，，请牢记收藏,网址 最新最快无防盗免费阅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