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曹勋的疑问，郭康也不算太意外。

    对紫帐汗国的众人来说，埃及这地方，大概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

    首先，当然是富庶。

    尼罗河是条非常特殊的河流，它每年都会在固定时期泛滥。河水泛滥的时间，正好和作物生长的周期对应。

    收割完之后，河水会淹没周围的农田，然后在固定的时间退去，在农田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之后的时间，河水会非常安稳，人们可以返回田野，重新进行下一轮耕作。

    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埃及人早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尼罗河两岸，也因此成了世界最富庶的地区。

    这个“富庶”，不是当今所在的中世纪晚期，地中海世界各个文明，农业相互“比烂”的结果，而是实打实的赞美。

    实际，直到郭康前世所在的21世纪，地球粮食单产最高的地方，既不在农业科技十分发达、土地肥沃的西半球某大国，也不在种了几千年地、把精耕细作玩出花的东半球某大国，而依然在科技和工业十分落后的尼罗河流域。

    这还是阿斯旺大坝修建之后，尼罗河已经不再定期泛滥时的成绩。

    尼罗河就像一位勤勤恳恳的母亲，每年亲自送来一次肥料，在田间铺好，淹死掉杂草，淘洗走盐碱，几千年如一日地维护这片土地。

    周期性的泛滥，让埃及人产生了对应的宗教，崇拜死后的新生。他们也发展出了天文学，用以确定历法，判断尼罗河泛滥的时间。

    而这些宗教中所畏惧的，河流带来的“灾祸”，在紫帐众人看起来可能都不值一提，因为基本也就是泛滥来的不怎么准时，或者带来的淤泥没这么多。

    虽然也会造成一些麻烦，但和某些不知道为什么也被称为“母亲”的暴力河流比起来，实在是太温柔了。

    而第二点，就是战斗力堪忧。

    一般来说，有些名声的文明，都有自己的高光期。在这种时期，不仅文明发达，武力往往也很强势。

    比如经常被大家嫌弃的波斯，实际也不止一次强大过。萨珊波斯王朝在瓦解之前，也是个向东灭了贵霜、向西想吞并罗马的大国。只不过他们不知为何，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才给人兵弱不堪战的印象。

    而埃及人的问题是，以中世纪时期，大家的认知，找不到他们的这种“高光时刻”。

    郭康自己倒是清楚，在很久很久以前，埃及也确实强盛过。问题是，比起欧洲民间故事里常用的时间开头，这个“很久很久”，实在久远的过头了。

    这会儿的埃及人，只能根据金字塔等遗迹，判断这里有个古时候的文明。至于它到底是什么来龙去脉，和现在的人有什么关系，大家是完全没数的。

    这些埃及人并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要到近现代考古发展完善之后，这些事情才被大家知晓。郭康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也没法靠一己之力去发掘和识别那些重要的碑文。靠他的力量，显然是没法改变这一点的。

    而这种事情，仔细想来，甚至不能苛责埃及人。

    他在塞里斯文化的影响下，待了太久，把很多稀罕的事情，看得习以为常了。但接触多了其他文明，就会发现，很多“常识”，才是反常识的。

    实际，遗忘过去的历史，才是最普遍的现象。谁要是没忘，反而是独特的个例。

    旁边的波斯人，同样搞不清亚历山大之前的历史，只是虚构了传说中的俾什达迪王朝和凯扬王朝，来补全萨珊王朝之前的空缺。而他们已经属于“还编的出来神话和史诗”这一档，其他大部分文明，连编故事都编不到这种时候。

    这个世界，历史稍微有序一些的，也就剩塞里斯和希腊了。

    虽然大家经常嘲笑希腊人乱写故事，还怀疑其他人为什么煞有介事地当回事，但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真要是和其他文明横向对比，荷马等人的故事已经算是比较靠谱的了。

    希腊人至少知道，古典时代之前，发生过多利安人的入侵。他们记得这次入侵摧毁了包括迈锡尼在内的大部分城邦，只有雅典等少数几个地方幸存了下来。面对已经不是荷马史诗里那个“斯巴达”的斯巴达人，雅典人还一直因此自豪。

    虽然这个记忆也不见得准确，但在公元前1000年这个时间段，对于历史还有大体的印象，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了。整个世界，恐怕都找不出第三家来。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有“言必称希腊”的状况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除了希腊之外，确实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而埃及人的境遇，比其他人还要更惨一些。

    他们连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认知都是混乱的。

    大部分埃及人自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觉得自己是当年大征服时代之后，阿拉伯移民的后代。而那些自认土著居民的，大多是还信奉早期基督教会的科普特人。两者之间信仰不同，也一直有隔阂。

    但郭康那个时代，人们通过现代技术研究，却发现之后的埃及人，确实就是远古埃及人的后代。

    在世界大部分文明地区，当地人的血统是非常难改变的。外来征服者的人数太少，不足以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后世的土耳其人，依然是古时候的小亚人，不是突厥人后世的埃及人，也依然是古时候的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这两边对此的态度，倒是差别很大。土耳其人明显不太想承认这个结果，但不少埃及人却发生了动摇。

    原因也不难理解土耳其人不太想改变自己的认同但埃及人总觉得教友们就会坑害自己，对于“阿拉伯民族”的认同产生了不少抵触情绪，证据一来，自然也就乐意接受了。

    虽然都号称是基于血缘的族群，但这种认同很显然并不总是基于血缘。或者说，大家只是灵活地采用血缘作为证据。认清了这点，也就能理解埃及人的想法了。

    而这个还没有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普通埃及人怎么辨析自己的血统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根本不需要。

    层阿拉伯人，把这里所有从事耕种的人，统称为“费拉”。

    血统和文化的区分，在这里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尼罗河水流淌了数千年，这里的人也耕种了数千年。长久的历史中，有些人波斯化了，产生了“奈鲁兹节”有些人希腊化了，走进了亚历山大里亚有些人罗马化了，制作出了穿着军团士兵铠甲的阿努比斯雕像还有些人阿拉伯化了，开始使用阿拉伯人的语言。

    但这里来来去去的统治者，恐怕并不怎么关心这些“细碎琐事”。因为不管用什么文化，费拉依然是费拉，基本不会被允许参加军队，更不可能进入高层。

    他们只需要承担赋税和劳役，像尼罗河边的芦苇原，那些一年一枯荣的苇草。无论死去多少，都会重新长出来。

    说白了，谁会关心芦苇的血统、文化和自我认知呢

    所以，当年的埃及人，对于政权更迭、宗教替换的冷感和麻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更悲惨的是，埃及人的战斗力，确实和别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一样的糟糕。

    汉朝的农夫，一样以“韭菜”和“鸡”自嘲。但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这些人真的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既不怎么“韭菜”，也不“鸡”，反而一不留神就会给肉食者一个大“惊喜”。而纵观埃及历史，这些埃及人是真的从来没做到过。

    其他的事情还好说，总是打不过人家，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到最后，欧洲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埃及的状况，就是文明发展的终点。所有文明都会由生机勃勃的时代走向兴盛，再丧失生命力，走向衰落和平庸。这种死水一般的沉寂状态，就以埃及人为典型代表。

    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它也是典型的“夏虫不可语冰”的产物。研究者可能没见过衰落和兴盛周期更替的现象，所以想当然地把这种“一次性”文明当成了常态。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塞里斯人自己，一直把“周期律”当做一个诅咒似的规则，总想从里头跳出来，但对绝大多数文明来说，这东西应该叫祝福才对。

    没有几个文明能幸运到居然还有多个周期。就算比较强大的，往往也就是撑两个汇合就走向覆灭。而绝大多数，连“兴盛期”都不存在，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从他们的角度看，塞里斯人抱怨和担忧周期律，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行为

    而埃及人，他们已经惨到从名词变成形容词了。

    在塞里斯，这种情况说实话很少见，郭康想了半天，感觉可能也就大宋有这个潜力。他们形容希腊、安达卢西亚之类的国家，会委婉地说对方“有类大宋”。或许，“很宋”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形容词吧请牢记收藏,网址 最新最快无防盗免费阅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