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腊人采取的应对方法也很“传统”。

    一名爱奥尼亚群岛的老贵族赞贝里奥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希腊文明有三个元素，也就是古典希腊元素、基督教元素和罗马元素。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形成了希腊文明。

    这个理论，中原人估计会很熟悉。因为这其实就是“通三统而为一统”的思路。就像孔子说的，周兼于夏商二代一样，希腊也是兼于罗马、教会等前朝元素，形成既继承了过去、又有所创新的新文化。

    面对当时人对于中世纪东罗马的排斥，赞贝里奥斯认为，不管喜不喜欢，都必须承认这个时代，承认将后来的希腊和古典希腊联系起来的拜占庭文明，以及其中那些不可或缺的“东方特征”。因为它们也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理论补上了之前希腊民族主义中的巨大漏洞。当然，依然有很多人坚持希腊文化纯正性，讨厌落后、外来的“东方性”。

    不过，另一位历史学家帕帕里戈普洛斯随后完善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历史本来就是连续演化的，强行分段、制造差别，并不合理。希腊国家当然也是连续演进、不断发展的，语言、宗教等等出现变化，非常正常。他更加强调语言的持续，和希腊民族的持续。

    他提出，古希腊城邦其实已经落后了，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国家。亚历山大的到来，反而对希腊进行了改造。加上之后基督教的传入和君士坦丁的迁都，一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重大转型。每次转变，都适应了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使命，完成了对过去的拯救。而基督教和罗马这类外部因素，也因此离不开希腊，双方互相扶持发展，推动文明的进步。

    这三次变化，被他称为希腊的“三次重生”。不但不是落后和退化，还是不断兼容并包，持续发展的标志，也是希腊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处特色。

    可惜，这些希腊历史学家可能没怎么接触过塞里斯历史，否则也不至于为难这么久

    这个理论当然也不怎么完善。别的不说，就郭康那个时代，民间舆论纠结的诸多质疑元、清正统性的问题，随便丢个出来，希腊人估计都受不住。

    当然，好在全世界也没有第二个这么严苛的地方了。希腊人这套理论，至少在他们那边是够用了。

    可惜，这种理论虽然了一些说服力，现实影响却很有限。

    最大的原因，依然是希腊人必须依赖欧洲人。

    为此，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选择自己名字的时候，当年的希腊文人们甚至更希望用拉丁语的“格雷西亚”，而不是希腊语里的“希腊”作为自称。而前者本来是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大希腊地区的特指，用来代指整个希腊，其实是一种误读。

    对此，他们的解释是，希腊人自己用这个词代指希腊，出现得也不晚，是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使用的。至于真的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还是郭康常用的那种“亚里士多德说的”，可能亚里士多德自己都不知道

    这事儿更是搞得自相矛盾为了正本清源，和“罗马鞑子”划清界限，回归纯正的希腊文化，这些希腊人连东罗马都不认了，造出个这么大的麻烦来。结果，在选择名称的时候，又回到罗马人的语言了。

    这明显已经和罗马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都没什么关系了，整个逻辑就是混乱的。哪怕亚里士多德自己来，也得注意下避嫌吧。

    当然，混乱的原因，却并不复杂这都是主人的愿望罢了。

    为什么希腊人必须和罗马划清界线因为欧洲人决不能接受有个罗马出来。对这件事，郭康自己可是太清楚了。

    而为什么希腊人起名字却又要用罗马话不还是因为欧洲人习惯了拉丁语和它的衍生词，用着更方便，有利于国际观瞻。

    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国注定的悲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希腊人自己的表现也确实不怎么样。

    这个“国家”在一开始，就无法实现内部团结它是由大批被称为“克莱夫特”的土匪组织，和一些传统贵族组成的松散联盟。土匪们不服从所有人的命令好处是他们讨厌颐指气使的奥斯曼人，坏处则是他们同样讨厌给自己发号施令的希腊政权；

    而老贵族们虽然家底厚实，有些家族甚至已经是东罗马、奥斯曼和希腊的三朝元老，但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

    更麻烦的是，这些人对希腊的忠诚程度可能还不如土匪们他们大部分都是奥斯曼时代，为苏丹效力的上层希腊贵族“法纳尔人”。

    有些家族本来在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当地头蛇，因为助纣为虐，被当地人厌恶的程度超越了奥斯曼人，只能开溜；有些则背叛了苏丹投靠俄国，又背叛沙皇逃到希腊，让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真的热爱祖国还是仅仅又一次进行投机。

    对于这些人的特点，雅典的主保圣女、圣菲洛泰进行过概述。这位为了保护被奥斯曼人掠走的妇女而殉道的贵族妇女，对同胞们的评价是“没有善恶之别，没有信仰，没有定力，寡廉鲜耻且大胆妄为，每天怨气冲天时刻准备着从他人的不幸中捞上一把。”从事后发展看，她的评价还是挺准的。

    这些人确实很早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制定临时宪法，但这个组织完全没能弥合众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要向外国要钱要支援。亲赴希腊参与独立战争的英国历史学家乔治芬利则直言记录说，这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设法欺骗欧洲人给钱，却很少努力把希腊人自己组织起来。

    这种努力倒不是没成果。一众西欧人真的前往希腊支援作战，而更多的人也出于各种目的，乐意筹集资金。

    在伦敦，哲学家边沁等人组织了“伦敦希腊人协会”，试图借助希腊独立，进行自己的理想社会建设尝试。协会吸引了不少出手阔绰的贵族，最高的1825年，当年就向希腊投入了二百万英镑而那一年英国陆军的军费也就680万。

    拜伦倒是比边沁现实一些，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切实际。但希腊的实际情况，甚至让这位深信怀疑主义、有严重抑郁症的诗人都大跌眼镜。凭借着能把精神病人气出院的操作，老贵族们成功把这些资金，全都浪费在了无止境的内讧和党争上，没能取得任何成果，只能向更严苛的债主借更多的钱来填窟窿。

    所以这些理论的问题，其实很尴尬。几百年了依然是这个样子，让郭康很怀疑，希腊人研究这东西到底有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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