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些年，黄景达是王国鼎的秘书，何天明是王国鼎的参谋。现在，何天明已经是山阳市的常务副市长，而黄景达离开王国鼎后，已先后经历了西山县委组织部长、西山市委副书记的任职变化。可以说，这两个人，都得到了王国鼎的重用。

    为了巩固自己身边的力量，方致远被调到了市委办，担任了市委副秘书长。他是分管文字材料的。程大同当年被抽调到了市委宣传部后，进步很快，现在也是副处级干部了。王国鼎也把他调到市委办，职务也是副秘书长，他分管的是综合协调。

    眼下，王国鼎也很看好吴天然，希望他将来能大有作为。

    而作为吴天然，他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对王国鼎的服务工作。

    比如，2000年8月，《南方周末》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三农”问题旋即成为媒体及广大受众关心的热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句话被反复引用，成为一时名言。

    吴天然是在第一时间，就把李昌平的上书事件前前后后，系统地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供王国鼎参阅。

    王国鼎看了，很受震动，也很欣赏吴天然的尽心尽力。

    原来，在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含着泪水”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开头就有一种“震撼”效果：“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封信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亲历亲见历数当前“三农”问题的严重：“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信中还开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一、坚决刹住浮夸风”，“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这封4000余字的信的最后说：“现在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发展，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都能像王任重同志那样，每年能在乡镇工作两个月，和他们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封信在上层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不久，一个直接来自北京的中央调查组避开监利县委县政府到了棋盘乡，就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展开了调查。调查结果，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属实，而调查组所见的一些问题甚至比李昌平反映的还要严重。5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朱镕.基的案头。朱镕基看了报告后批示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他还请中央的其他领导宝同志阅示，并请计委主任、财政部长认真看看。抄报湖北省领导。

    此后，监利县进行了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历时约两个月。“监利经验”开始见诸当地报端。

    而也就在此时，李昌平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职务，南下打工了。李昌平后又移居北京，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去职时，李昌平声称他没有受到任何具体压力，并通过媒体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后来，李昌平在接受《南风窗》杂志专访时说：我是在取得“监利经验”后下海的。我在监利的价值已经没有了，我选择下海是我对监利农民的彻底贡献。“叛逆”是有成本的，改革是要代价的。他自称：“为农民给高层领导写信，建国以来有三个人，梁漱溟、彭德怀，第三个就是我。当然我是小人物，而且我似乎是最幸运的。”

    在谈到“监利经验”时，他说：“三农”的问题非常多、也非常复杂，监利改革两个月的时间都不到就取得了“经验”，这种经验有什么价值呢？何况“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本质，就“三农”问题谈“三农”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不久，李昌平的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为这本书作序，序中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

    当对李昌平事件有了深入的了解后，王国鼎说，天然啊，非常感谢你为我整理的这套资料。我读后深有感触。这样吧，你再把这些内容缩短提炼一下。随后以《领导参阅》的形式印发给正处级以上领导们学习。

    有天晚上，王聪聪来约吴天然看电影。

    坐在电影院里，王聪聪还特意对吴天然说，天然啊，最近这一段，我爸可没少提你。我妈也对我说，看看，你爸可是越来越欣赏吴天然了。

    吴天然轻轻接着王聪聪说，聪聪啊，我是谁？我可是王聪聪的爱人。王聪聪的爱人能不优秀？

    王聪聪撇了撇嘴说，去去去，又臭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