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有印象的记忆，是在冬季里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阿姨带我下楼到院子里晒太阳。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的欢叫着，冬日里的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

    这时一只大公鸡朝我走来，它的冠子又大又红，嘴和爪子都是金黄色的，全身羽毛红亮亮的。当它走到我的跟前时，我感觉它比我还要高大，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大公鸡先是歪着头伸长脖子好奇地看着我，突然之间它向我发起了攻击，惊慌之中我摔倒在地上大哭了起来，阿姨跑过来把大公鸡撵走了。虽然我没受到伤害，可手里的饼干却被大公鸡给抢走了。

    当我把大公鸡抢走饼干的事情告诉爸爸后，爸爸开心地笑了。后来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印有大公鸡图案的饼干盒，他还常常学我说话，“我要井（饼）干！我要井（饼）干！”

    我非常喜欢我的爸爸，但他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每当天黑以后，我都会站在床上，趴在窗台边往外看，只要看见汽车灯光照进院子，就会大声地对着妈妈喊：“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爸爸出差了，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听妈妈说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想爸爸了，盼望着爸爸能够早点回来。

    也许是长时间见不到爸爸，加上妈妈忙完了工作又忙着照顾小弟弟，我的心里不高兴，常常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和姐姐们吵闹，每当这时候，她们总是烦我，把我关进厕所里并把门上的插销插上，任凭我怎么喊叫，她们就是不开门，直到我屈服了，说了好多“求求你们开门吧，我再也不胡闹了”之类的话，她们才放我出来。

    有时候我不高兴了，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把洋娃娃关进厕所里。直到有一天，妈妈带着我们姊妹六个和阿姨一起上了火车，我才知道要到爸爸工作的地方去，那一年是1959年的夏天。

    火车慢慢地开动了，沈阳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渐渐远去，妈妈好像有些恋恋不舍，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不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只顾着高兴地从这个包厢跑到另外的包厢。后来我们长大了，才懂得妈妈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毅然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带着我们去了四川。

    列车员阿姨真好，她给我们拿来了一口袋小人书，哥哥姐姐们高兴坏了，一个个坐在床上安静地看起书来。记得火车快到锦州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们不远的地方就是大海了。在餐车里我们吃了黄花鱼，妈妈说黄花鱼就生长在江河与大海交汇的地方。在过长城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讲了故事，也许是我玩的太累，什么也记不得了，后来怎么到的北京，我没有任何记忆，听姐姐们说我们住的地方离天安门不远，招待所的炊事员伯伯当年还给朱总司令做过饭呢。在北京，妈妈带着我们到她延安时期的战友家里玩，还带我们去了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和北京天文馆，再后来是怎么离开北京的，我没有任何记忆了。

    当火车跨过一座大铁桥时，妈妈告诉我们这就是黄河，是祖国的母亲河，也是祖国南方和北方分界的地方。快到陕西临潼的时候，妈妈告诉我们这里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抓住蒋介石的地方。再往北走就是延安，那里有许多窑洞和宝塔山。“宝塔山能吃吗？”“不是宝塔糖，是不能吃的。”妈妈所说的地理和历史，对我们当时来说是不明白的，但妈妈久久凝望着窗外的情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妈妈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仅英语非常好，而且还可以阅读俄文原著。参加革命前，她是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1936年她参加了革命，1937年邓颖超同志介绍她去了延安。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妈妈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呢，她的青年时代是在那片黄土地上度过的。

    火车飞快地向前飞奔，在过秦岭的时候，山洞一个接着一个，火车头也由一个换成了两个，一个在前面“呼哧、呼哧”地拉，一个在后面“轰隆、轰隆”地推，火车钻进山洞时，窗外一下变得很黑，声音一下变得很大，我害怕的从过道里跑进了包厢，三姐笑话我是“胆小鬼”，我说，“我不是”。她说，“你就是，要不是，你为什么抱着洋娃娃往妈妈那里跑啊？”正当我们在过道里争来争去的时候，呼的一下火车又钻进了山洞，黑暗中三姐一把抢走了我手里的洋娃娃，当火车钻出山洞时，三姐把我的洋娃娃扔到了车窗外面，看见飞到车窗外的洋娃娃，我急的又哭又跳，三姐却笑着说，“你要不是胆小鬼，怎么不敢跳下去捡啊？”我被她气得没办法，只好拉着她的衣服闹到妈妈跟前，妈妈对三姐说，“你干吗非得把他的洋娃娃给丢了？”三姐说，“那个洋娃娃又脏又旧他还成天抱着，哪像一个男孩子。”妈妈说，“算了，算了，扔了就扔了，以后给你买一个新的。”我们就这样一路上笑了哭、哭了笑、吵吵嚷嚷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