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脱胎于野蛮，异化于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元1894年的甲午交锋是一场文化力的激烈对抗。“铁血宰相”俾斯麦讲：“如果一种文明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保护，那么这种文明是脆弱的，迟早会被野蛮所征服。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着经济上的强盛，而且伴随着文化的兴盛和文明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和文明发展为支撑。
不尽江河万古流。江河，涌流着中华文明的血脉，海洋，镌刻着民族的耻辱。江河与海洋，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今天，审视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大变局，我们不能不重新面对海洋，从文明碰撞的角度去解读历史，也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去勾画未来。当一个民族痛苦到极点，即是这个民族觉醒的时刻，只有文化上的反思和觉醒，才能真正从危亡中拯救一个民族。从一定意义上讲，甲午交锋是一场文化力的对抗。
文明，脱胎于野蛮，异化于文化。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生命起源于海洋，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主线。从一定意义上讲，海洋文明，源自海洋文化，重视向外开拓。大河文明，则源自大河文化，重视内敛含蓄。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并非以离海远近而划定，靠近海洋，并不等于拥有海洋文明，甚至即使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也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三面临海，但其文明主要来自尼罗河的浇灌；古巴比伦也面向大海，但其文明主要得益于两河文明；中国自古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文明主要是来自黄河与长江的浇灌，是一种大河文明，更确切地讲，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江河文明。滥觞于地中海的古希腊海洋文明，是综合与融汇东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新型海洋文明，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旗帜和摇篮。江河入海流，任何江河水终究要汇入大海，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非天生排斥，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不应该成为常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沿着理性的轨迹前行，互相兼容，融合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明可能意味着文弱，野蛮则意味着蛮勇。从历史上看，日本自古就是海洋小国，虽然四面临海，也拥有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但日本长久受中华文明的滋润和影响，其文明的核心依然是大河文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启了试图向海洋文明迈进的扩张性航海时代，伊藤博文主导下的日本政府，在大力加强海军力量建设的同时，也试图加速由大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转轨，使日本身在亚洲，魂为欧洲。但由于受岛国心态和民族习性的影响，日本在向海洋文明迈进的过程中，失去了理性发
展的方向，最终加快堕落异化，走上野蛮侵略之路，尚武主义成为主流，蕞尔小国对大清王朝伸出狰狞魔爪。开拓异化为扩张，开放异化为狂傲，包容异化为占领，海洋文明在日本异化扭曲，并最终与大河文明激烈碰撞。公元1884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撰文提出，中国将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三年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大清帝国的作战准备。甲午战争前，山县有朋在国会演讲中狂妄地把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台湾等地视为日本的利益线。此时，福泽提出的“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的侵略思想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导灵魂。
毋庸置疑，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大河文明的典
范和代表。
相较于其他文明古国，中华文明连绵数千年而不
绝，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面对甲午败局，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华文明。
解读中华文明，必须要深入了解长江与黄河，最合适的观察点应当在青藏高原。数年之前，我曾乘车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过五道梁，住在紧邻沱沱河畔简陋的旅店。高原的天黑得异常晚，虽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天色依然明亮。我独自一人沿着沱沱河畔行走，彼时，晚霞满天，河鸥飞旋，河水既混沌又黄的发亮。面对滚滚河水，我站在河岸久久沉思。黄河之厚重，长江之清越，雅鲁藏布江之雄浑，都是一同源自这条高原之河。转身望去，这条河从绚烂如画的彩霞中流来，又消失在远处的天地一线间，只有那不时卷起的水花，在提醒着我，这是一条真实的河，不是流在梦中的河。面对这条河，我思绪万千。我的一位忘年至交施江城老师，从不到而立之年起就沿着三江源，一路走下去，边走边画，用了整整30多年，从长江源头画到了长江入海口。时至今日，还很难以忘记初次见到那幅《万里长江图卷》带给我的震撼，整整10多个长卷，三江之源，雪山草地，天府之国，楚湘大地，绮丽江南。后来，他创作的《云峰会弈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悬挂在鸟巢会客室，江河气概，云卷云舒，让人一眼难忘。从不到而立之年，画到花甲之年，施江城老师也成长为中国山水画大家。一定意义上讲，他画的不是一条江，而是厚重丰富的中华文化，是沉甸甸的人文历史。从高原出发，一水长流，或江或河，不停地滋养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就是在沱沱河畔，他开始比较和感悟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他也从这里汲取了无数灵感，在他的画笔下，不断地涌流出亘古的禅意和高远的情怀。
中华文明是人类大河文明的代表，得益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滋润与灌溉。山水多情，江河中融进了画家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在施江城老师的画卷里，蕴藏着画家对祖国山河的无比挚爱。关于大河文明，我曾与他进行彻夜长谈。在画家挂满画稿的画室里，施江城老师指点着画面上勾勒出的远山与近水，不断地比较着同源不同流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异同：流入北方黄土高原的为河，汇入秀丽南方的为江，相同的起点，相同的归宿，因历程的迥异而蕴藏着不同的精神内涵。黄河体现的是凝重深沉、悲壮苍凉的美，是健壮雄性的美，是坦荡雄浑的美，是裸露天华、质朴而坚定的力，是不尚雕琢、混沌而空寂的神秘，是一种苦涩而伟大的悲剧魅力，是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宇宙意识；长江文化的美学精神是一种雄健畅达、清韵超越的美，
是仁和母性的美，是浪漫飞扬的美，是精妙瑰丽的美，是陆离多彩、灵动而飘渺的神秘，是一种超越生命、知命达观的生命魅力，是一种“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流观宇宙大生命的运动意识。
文明，源自文化。中华文明，源自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交织融合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碰撞、发展和升华，如同一条同源之河，从远古时代流来，又融汇于现代，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精华一代代传承下来，不断汲取着岸边一道道清澈的溪流，向着大海奔腾不息地涌流而去，不尽江河万古流，在人类文化史上成
为最亮丽的风景。文明的形态并非固化不变，华夏大河
文明也曾一度走上探索海洋的盛世之旅。公元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后，下令迁都北京，修复长城，疏通运河，派出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多次远洋，给大明王朝带回财富，给世界带去文明，是一场庞大战力支撑下的和平主义的伟大宣示。令人遗憾的是，永乐皇帝去世后，为大河文明一度注入清新空气的郑和船队被解散，宝船
被封存腐烂，大河文明退化保守，封锁国土海疆，抵制创新变革。从大河文明传承上讲，内敛保守绝非大河文明固有的特质。从孔子开始，儒家就已提出为天下苍生的使命追求，孟子提出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大学》中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提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东晋谢灵运开启了中国文人远行之风，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儒王阳明更是强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甚至骑驴载书奔走大江南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一度为中国历代文人看重，开放接纳，提升境界。我们也要看到，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大河文明更是危机四伏，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为此承受着血和泪的痛苦，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大清晚期，面对海洋文明的汹涌浪潮，因循守旧的官僚阶层仍然盲目坚持“华夏文明优越论”，早已失去了“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文精神传承，以偏狭心态反对学习世界海洋文明的优长，使中国文化走向枯萎，在文明碰撞之中逐渐失去生命力。
今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不断提速。我们要重新认识海洋和海洋文明，海洋是生命摇篮，海洋是风雨故乡，海洋是资源宝藏，海洋是交通要道，同时，海洋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嬗变的新鲜血液。同时，我们也要坚守大河文明之魂，因为海水可以带领我们远行，拓展文明视野，但只有淡水可以维系生命，滋养文明之根，两者不可替代，缺一不可。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着经济上的强盛，而且伴随着文化的兴盛和文明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和文明发展为支撑。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老子讲：“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大江，大河，大海，中华文明理应跨过文明冲突的羁绊，融合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由江河走向大海，让文明碰撞的危机成为文明融合的契机，坚持和平主义的传统美德，同时不淡忘尚武自强的危机意识，在实现大国崛起的进程
中，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胸襟和气度铸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把中华和合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加快推向世界，和合共生，和合融汇，和衷共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