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的甲午风云，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视野博弈和力量对决。历史表明：视近者危，视远者安。善谋者，未雨绸缪；不善谋者，危在旦夕。视野决定命运。因为视野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个人视野决定个人命运，国家视野决定国家命运。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行程，而一个国家的视野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视野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格局。回望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败局，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示。120年前的甲午惨败，是一场视野博弈下的力量对决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讲，大清王朝败在视野狭小，败在行动缓慢，败在格局不高。
回首甲午，我们不能不悲愤地看到，120年前决定中国命运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败于小、多败于少、强败于弱的耻辱之战。彼时，大清王朝国土幅员辽阔，疆域东起茫茫大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南达曾母暗沙，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拥有43000多万人口，军队规模达100余万人。公元1870年，大清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2%，仅次于英国。而日本只有一个蜿蜒狭长的岛屿，仅区区38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6700万，军队规模不足25万人。然而，泱泱大清帝国仍然败于宵小日本之手，实力之巨大悬殊，胜败之匪夷所思，时至今日，仍然令人费解不已。甲午之败的奇耻大辱，不能不令我们深刻反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反之，则愚蠢麻木，危在旦夕。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大清王朝向以天朝上国自居，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对外知之不多，视野狭小，如同瞎子摸大象，只摸到局部而自以为已摸到了全局。自公元1840年之后，洋人纷纷叩关而入，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此后便是不断地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大清王朝身陷绝境，使一些清醒者开始在痛苦之中睁开眼睛看世界。公元1866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公元1868年，清廷派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公元1887年，光绪皇帝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历时2年之久，调查报告100多卷。但这些长篇大论的考察成果却鲜为人知，更缺乏借他山之石推进改革发展的动力，最终使清廷错失拓展视野的良机，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公元1871年日本派遣几乎囊括明治政府各部要员的庞大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目标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借鉴欧美各国政治、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等制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推动明治维新改革，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巨大作用。公元1885年，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回国，他心系大清命运，身在旅途，心在朝堂，通过观察国外发展变化为病入膏肓的大清王朝把脉，利用二年时间闭门写出长达40卷的《日本国志》，详尽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改革进展，试图为大清王朝改革提供参考。可惜，此书并未引起视野短浅的中枢重臣重视。
鸡蛋从里面打破，是涅槃重生；从外面打破，则是彻底毁灭。人亦是如此，从内打破是成长，是重生；从外打破是压力，是毁灭。人生如棋，一步失误，则全盘皆输。危局当前，如果此时大清王朝能够清醒认识自身存在的重重积弊，顺应世界大势，借鉴先进经验，加快内部变革，或许可以改变命运，在内忧外患中涅槃重生。可惜历史不能重写，那些脚穿官靴、迷恋京剧、擅于内斗的大臣官僚们，最终还是驾着破败不堪的大清王朝的马车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改变一个人的位置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艰难，改变一个庞大王朝根深蒂固的
思想更是艰难险阻。虽有黄遵宪等清醒者振臂高呼，但他们的声音最终还是淹没在朝廷官僚的高谈阔论和声色犬马之中。
视野决定命运。个人视野决定个人命运，国家视野决定国家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行程，而一个国家的视野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作为大清王朝和日本政府的重臣，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较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他们的视野大小直接决定了战略谋划水平高低和执
政能力优劣，并最终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作为日本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开创者，伊藤博文学贯中西，既学习中国儒学，又在英国留学过，长于谋略。公元1868年，伊藤博文建议统一兵权，次年日本成立兵部省，3年后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公元1873年，伊藤博文访问欧美回国，进入明治政府担任幕僚。2年后，他进入政府决策圈，开始成为日本事实上的首相，此后二十多年间，四次组阁，四任枢密院议长，长期居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地位，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伊藤博文大力推行“欧化政策”，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发展上“脱亚入欧”，
使日本身在亚洲，魂为欧洲。而且，伊藤博文强力招募
留学西方或者游历过西方的有识之士担任政府要职，极
大提升了日本政府的世界视野。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就伙同大山岩、川上操六一起制定了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先扶植朝鲜独立，再与清军作战图谋中国。甲午战争爆发后，大山岩被任命为侵华第二军司令。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一直觊觎台湾。公元1895年3月26日，日本正式派兵占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随后于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本正式割占两地，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经略亚洲的海上跳板。与之相反，作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掌门人，清廷重臣李鸿章成为大清王朝的“裱糊匠”，虽然他充分展现经世之才，赏爵封疆，最终位列阁首。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此时，作为大清重臣的李鸿章也清醒地认识到外忧内患中的清廷弊端，极力鼓吹改科举、兴洋学、改兵制，并为
此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才被迫出国主持谈判。足不出国门，运筹于封闭之中，使李鸿章难以清晰了解世界大势和未来走向，更是难以准确把握邻国日本的战略意图。同时，曾经游历过西方的有识之士和返国的“留**童”却被
清流视为异端排挤在外，更是难以进入清廷重要决策部
门担任要职，在李鸿章身边担任幕僚师爷的大都是擅长
于清谈却不务实的谋士，不但缺乏洞察全局的大战略视野，对军事上的大兵团特别是多兵种协同作战更是一窍不通。这些都最终导致清廷的视野狭小而又怪异，如井底之蛙，视野短浅，思想狭隘，处于“信息黑夜”的封闭状态，视方寸天地为整个世界，不了解世界，亦不愿去了解世界，更不愿意接受世界大势转变的残酷现实，从而洞悉世界风云变幻的玄机。历史表明，战略定力来源于敏锐的战略清醒，战略清醒来源于宏远的战略视野。否则，视野狭小封闭必然容易导致战略误判，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没有清醒的头脑，脚步迟早会走上歪路。对于后来者，永远是一个惨痛教训。此时，大清王朝虽然也不断进行改革自强，但终究难以改变没
落大势。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郞在深入侦察了解大清王朝情形后，刻薄而精确地形容为“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大雨，貌似华丽无比实则不堪一击。
生逢危局，回天无力，李鸿章的名字一次次与中华
民族的奇耻大辱绑定在一起。公元1895年，在经历平
壤、黄海、旅顺等战役，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大清军队
连连溃败之后，清朝派遣已经72岁高龄的李鸿章率团
赴日本议和。临行前，庆亲王奕劻对李鸿章说：“是你发动的战争，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你是否能结束这场战
争，而且不要在倭寇面前给国家丢脸。”在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在回驿馆途中遇刺，左颊中弹，血染官服，但他仍然在伤痛之中无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惨败，谁应负起这沉重的历史责任？李鸿章在朝廷清流的指责中度日如年，在日记中写道：“庆亲王的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比行刺者那颗肮脏的子弹还要深”。在李鸿章忙于与伊藤博文谈判的时候，康有为召集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清朝政府拒绝签订卖国条约，拉开了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李鸿章回国之后，更是骂声一片，甚至后来被义和团作为卖国贼，列为“一龙二虎”必杀之列中的二虎之一。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逃出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令李鸿章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勖一起主持议和，最终签订《辛丑条约》，国人无不指责：“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看得到多远，就有可能走多远。而有的时候，时势
不由人，看得越远越深，就会越痛苦。一如越是骄傲的雄鹰，越不能接受不能展翅飞翔的卑微，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他如同一只背负沉重的雄鹰，虽心有飞翔的壮志，却在帝后同僚的掣肘拉扯中难以展翅翱翔。国破家亡，心若寒冰。明知大厦之将倾却恨生逢乱世、回天无力，李鸿章等人也在痛苦中走到了生命尽头。公元1901年11月7日，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在整整一天瞠视不瞑后默然辞世，在离开这个为之四处缝补终生的国家时老泪纵横，凝聚其一生心血并且成为洋务运动标志性成果的北洋舰队的土崩瓦解，为之呕心沥血四处奔波的大清王朝的千疮百孔，都已经成为他难以医治的心病。历史往往在悲剧之中带给人一丝安慰，公元1909年10月26日，与李鸿章纠结大半生的对手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来自朝鲜半岛的安重根三枪毙命，也结束了他沾满战争血腥的风云一生。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剧的，苦苦奋斗过，书写出很多精彩亮点，也留下很多人生败笔，无不虞之誉，却有求全之毁，最终在自责和愤懑中无奈谢幕，甚至死去还背负着“卖国贼”的滚滚骂名。盖棺不能定论，毁誉集于一身。梁启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公元1905年3月28日，目光明炬却贬谪回乡的黄遵宪也在黯然魂伤中撒手人寰。岁月如刀，历史无情。他们作为一代人杰都曾经站在时代的潮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苦苦为多难的中国寻找出路，试图力挽狂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他们都曾经在彼时风云际会的世界潮流中，抖擞精神，奋发图强，处心竭虑企图去拯救民族危局，却最终在帝国的大裂变和大衰亡中一一抱恨而去。无论后人如何给他们盖棺定论，他们的人生都是在民族的巨大灾难中，以悲剧惨淡落幕。此时，回味他们晚年的心路历程，仍然令人不胜唏嘘，深感悲哀。或许，在他们最后的岁月里，深夜独坐书房时，会经常眼含热泪轻声吟诵苏东坡的诗：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自嘲中回顾风雨一生。史讲：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而这对于弥留之际的李鸿章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奢望！在悲苦绝望之中又心怀“多难兴邦”的强烈渴盼，李鸿章在遗诗中写道：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无尊严则民众更无尊严，民族蒙羞则个人遭受耻辱。甲午惨败之后，大清王朝在混乱中开始崩溃，面对大清王朝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翁同龢也在自责之中一次次检讨自己此前的行为，国难当头时被一时意气蒙蔽双眼，国破家亡时悔之万分。在日记中，翁同龢痛心疾首地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甲午惨败，大清王朝陷入国破家亡的险境，但无数的官史和民众却仍然沉醉于自己狭小的天地之中。此后，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不无痛心地写道：“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自咸丰帝之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王朝的黄昏也越来越近。公元1908年12月3日，幼小的溥仪在啼哭中登基，文武百官的三拜九叩没完没了，皇帝的哭声越来越响，挣扎着哭喊着要回家。侧身跪在宝座下面、急得满头大汗的大臣哄慰皇帝：“别哭别哭，快完了”。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大清帝国轰然倒塌，一个曾经辉煌耀目的王朝终于在风雨中走到了历史的终结，曲终人散，遍野狼烟，只留下一个王朝步履蹒跚的背影和挥之不去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