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当思危，临危须思变。成功难，失败易。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败，却不需太多理由，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盘点历史，成功之际争功领赏者如云，失败之后推诿掩过者众多。120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甲午战争，追问大清帝国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在反思中保持高度警醒。检讨120年前的甲午败局，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武断地把原因归咎于前人，毕竟他们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家国天下的梦想掣肘于荆棘密布的现实。回望历史，有很多人在名利关留下耻辱的背影，也有很多人在生死关刻下不朽丰碑。

    多年来，我曾数十次前往旅顺和威海，一次次重走当年甲午战争之际中日交战的地方，那山，依然残留着血色印记，那海，依然哽咽诉说战争创伤。我一次次乘船出海或登高望远，重温历史，凭吊忠魂，审视和反思甲午战争大败局。春暖花开，乍冷乍暖，当我又一次登上威海刘公岛，看到樱花遍岛，不由为之深感悲哀、痛彻心扉。岛上樱花怒放，白者如鬼魅，红者似鲜血。

    历史，不能淡忘，也不容淡忘。长歌当哭，刘公岛是中国的警世之岛。2013年5月，在甲午战争纪念馆前，偶遇威海青年作家鸿鸣在签名出售他的作品《英雄邓世昌》。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邓世昌，这位血性汉子用了3年多的时间，辗转数千公里，翻阅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完成了他的力作。刘公岛上那只锈迹斑斑的大铁锚，曾经是“镇远”舰上的巨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连同其他残存的舰船一并掳走，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才回到中国。铁锚无言，奇耻大辱，刻骨铭心。刻史铭记，扬鞭奋起。拂去历史的尘烟，刘公岛是一座用血和泪书写的历史座碑，承载着百年的巨大悲愤与伤痛，镌刻着民族的血性和耻辱，记录着一段改写中国命运并足以使后人为之悚然警醒的悲愤历史。

    从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公元1945年日军在沮丧中举白旗列队投降，无数中国同胞在日本狰狞的屠刀之下如草木待割，命如草芥，血流成河。日军铁蹄所过之处，山河易色，草木含悲。中华民族是坚韧的，历尽艰辛，在苦难中又重新崛起。在12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凝心聚气，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而奋斗。城头铁鼓声又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当前，危机依然四伏，亚太安全形势风云突变，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战略压力。美国在不断点燃中东战火把阿拉伯世界碎片化之后，又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在第一、二岛链上为中国量身定制围堵遏制发展的包围圈。日本右翼分子则蠢蠢欲动，日本政要频频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2013年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准航母即22DDH型直升机母舰在横滨下水，命名为曾作为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旗舰的“出云”号。数月后，日本自卫队陆海空三军集结，长途奔袭，在钓鱼岛100多海里处大搞“离岛自卫”军演。凡此种种，无不暴露出日本急于摆脱和平宪法限制、加快复辟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居安当思危，临危须思变。韩非子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成功难，失败易。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败，却不需太多理由，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回首甲午战争大败局，是一个日渐没落的大清王朝与一个冉冉上升的近代化民族国家日本之间的生死交锋，大清王朝的一败涂地，是制度之败、国体之败、精神之败，也是指挥之败、人才之败、谋略之败。那蠢笨透顶的清廷决策层，麻木漠然的民智未开，萎靡懈怠的精神状态，共同书写了国殇莫如甲午的大悲剧。当此历史重要关口，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甲午战争，在反思甲午大变局中保持高度警醒。此次审视，重在从失败中找出历史教训，从历史教训中深刻反思。有果必有因。甲午惨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战略、人才、精神、技术、训练、清流、吏治、谍报、指挥、谋略等十个方面。

    ▲其一：战略。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役。甲午战争败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败在战略。“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无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在皇权时代，君权与臣权之间的争夺制衡，是导致政权更迭、改朝换代的制度性原因。从历史上看，君权与臣权如制衡得当则兴，失衡则亡；君主睿智臣子无能亡，臣子能力突出君主昏庸也亡。开国之初，新上位的皇帝大都开明睿智，君臣一心，从善如流。三、四代之后，依靠血缘关系传承到天子之位的帝王却难免出现德才瑕疵者，甚至低能者也不鲜见。共苦易，同甘难。此时，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大臣之间也争权夺利，中枢之力难以制衡皇权，中枢之间又陷入内耗争斗，最终导致君臣一起走向毁灭，朝代土崩瓦解。因此讲，不能简单地把甲午惨败归罪于慈禧太后一人。纵使慈禧太后迷恋并控制君权，挪用北洋海军部分经费修缮颐和园，这也只是她人格上的瑕疵。而那些掌握中枢权力的臣子们，却在战略上出了大问题，则是能力上的极大瑕疵，何况甲午战争爆发前，前方吃紧，后方内斗。无论是帝党主战，还是后党主和，均非为国，只虑私利。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清廷帝后臣僚漠视外部逼近的巨大危险，还不停地内斗瞎折腾，焉能不亡？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支撑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陆军，同时也引起日本的坐立不安。为了确保在东亚海权上的战略优势，日本国内的主战派一再要求立即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中国欲强未强之际率先出手，其首要目标就是威胁其制海权的北洋海军。因此，日本在发展海军力量时注重的是战略进攻能力，以进攻取得制海权，进而取得东亚大陆的制陆权。与大清王朝君权相权争夺不休、广大官僚一盘散沙相对比，日本则是君权相权高度配合。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天皇亲自督战，大权在握的伊藤博文更是把办公地点搬到“军都”广岛，日本战争机器高效运转。而大清王朝对日本的战略图谋却没有丝毫警觉，依然画陆为牢，把发展海军力量仅仅定位为战略防御。甚至清醒如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建者和掌舵者，也天真地认为可以采取联合日本抗击西方列强的战略，在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间犹豫不决，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日本的战略欺诈所迷惑。一攻一防，清朝在战略上先失先机。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才是战略眼光。习惯于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的清朝大臣们，忽视了日本的战略企图。如果洞察日本的战略意图，可以在公元1894年之前尚保持战略优势之时先发制敌。即使坚持战略防御原则，那么也可以韬光养晦，避免过早刺激日本。祸莫大于轻敌。战略上的轻敌思想，在清廷上层官员中根深蒂固。早在公元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日本以朝军在事变中杀死日本军官为由，立即派出海陆军前往朝鲜兴师问罪，8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抵达朝鲜，迅速控制住局面，日军不战而退，进一步深化了清廷官员“弹丸小国不足为惧”的轻敌思想。因此说，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罪责主要在掌控中枢权力的臣子。因为，我们无法苛求没有经过科举考试的慈禧太后比浸淫学海数十载且深谙权谋之术的臣子们拥有更高超的战略洞察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大清王朝在战略上出现的重大误判，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直接导致甲午惨败。刘亚洲同志在《大战略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远没有认清过去，就急急忙忙地追赶未来；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摔倒，却又匆匆地赶路。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战略一旦失误，难以弥补。身处一个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却坚守着落伍而不合时宜的战略，又如何不头破血流？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战略。

    ▲其二：人才。政贵得人，不贵得官。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数千年来，选才历来是一个朝廷的头等大事。历史表明，英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脊梁。大才可以救国，中才可以治国，小才可以利国，而庸才误国，蠢才祸国。泱泱大清王朝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因，囿于满汉之分，有人才而不育、有英才而不用，对汉族精英人才进行排斥，是大清王朝吞下败战苦果的重要原因。扶大厦之将倾的安邦治国之才，必须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此时，要救大清，必须放手让良医一搏，如医治顽疾一般，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延续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越来越走向重视八股、归于清流的极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们终日穷经据典，两耳不闻窗外事，纵使学富五车，又有何益？不把真才实学用于国家和民族，为拯救中华民族施展才华，而是终日蝇营狗苟，为个人利益穷于算计。公元1864年，李鸿章就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出公开选才，以弥补科举制度之不足，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公元1875年和公元1877年，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先后奏请选送两批30多名学员赴英法留学。公元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所有的留学计划被迫取消，一大批留美学童被迫返国，错失培育英才改变国运的大好良机。有人才而不用，使人才无用武之地，是大清王朝失败的重要原因。在甲午战争中，即使李鸿章身边，也聚集了一批留学返国的人才和海军船政专业人才，但因派系林立，用人制度扭曲，都被排挤在外。此时大清王朝的人才被严重边缘化，他们进入不了重要岗位，参与不了重要决策，更不可能去研究并改革清廷制度，以此去改写中国命运。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军总兵以上将领平均年龄超过61岁，最大的已经74岁。而日本旅团以上将领平均年龄

    只有48.78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山县有朋也才只有56岁，而且日军大多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新式军人。在普通士兵中，作战清军年龄老化、幼化严重，既有胡须花白的老兵，也有身高不及兵器高的娃娃兵，受教育程度低，是一支名符其实的老弱病残幼之师，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如此的两军对峙决战，无疑如同鹰与鸡的

    对垒。“定远舰”作战参谋吴应科是返国“留**童”之一，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即英

    雄），但他在悲愤之中，把得到的勋章用军服包裹着扔入大海。国恨家仇，甲午惨败后国人莫不愤恨，回天无

    力的有识之士更是悲愤不已。哀莫大于心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在悲愤绝望之中杀身成仁。在国难当头之际，也有大批英才上忧社稷下忧黎庶，却欲报国保家而无门，庸才甚至蠢才却占居重要位置误国误已。因此，甲午惨败，败在人才。

    ▲其三：精神。古人云：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精神决定状态，精神决定成败。一个悲情的时代，必然有一个麻木混沌的精神状态。在痛陈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李鸿章曾讲“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纵观中国浩瀚历史，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蒙元帝国，一个属于英雄辈出的时代，必然有高昂向上争锋天下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民众，都无不心系社稷，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为君者心系天下苍生，为臣者舍我其谁，为将者冲锋陷阵。历史也表明，只有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民众爱国家，方能纵横寰宇无敌于天下。

    否则，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懈怠萎靡，贪图安逸享乐，自我麻痹大意，为将者贪生怕死，执政者互相拆台，则不打即垮，不战即败，误国误已，祸国殃民。在大清王朝晚期，皇室贵胄和官僚大臣虚骄奢糜，妄自尊大，信仰体系崩塌，精神支柱匮乏，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孔孟之道，却只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忙碌于为个人和家族谋取私利，上下钻营，明哲保身，已经失去了家国天下的强烈责任感，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沦落为谋身求利私器。公元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清朝军队，进驻通州，直逼京城，年仅31岁却沉溺于鸦片的咸丰帝带着近臣和后妃仓皇北上，避走热河，留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都和崩溃离散的人心。而当时的清廷衙门中抽鸦片之风盛行，甚至有些官僚不得不雇人代执公务。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此精神颓废的时代，又怎么能奢望产生登高望远、把栏杆拍遍的英雄情怀？又怎么能奢望拥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无畏精神？一支丧失斗志的军队，更是如同一只引颈待宰的羔羊。在世界丛林法则中，软弱可欺者必不自保。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大清王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软弱无能任人欺辱，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6月，西乡从道率军入侵台湾，总理衙门与日本理论，日本在理屈词穷之际竟然索要兵费，最后支付“恤银”50万两。此次试探性挑衅行为的胜利，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公元1879年，日本公然吞并硫球，随后又把侵略势力延伸至朝鲜半岛。甲午战争爆发后，京师绿营兵奉调山海关驻防，作为大清军队劲旅的绿营官兵精神萎靡不振，行军场面令路途围观者无不绝望至极：“人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汗如雨。有囊洋药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

    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曾先后两次派舰队出访日本，上岸官兵与日本民众发生冲突，舰上官兵居然在炮管上“凉晒衣物”，在作战室玩游戏，这些都令日本有心人观察到后纷纷窃喜不已，认为大清海军虽大不壮，不以为惧，日本海军将领更是由敬畏变成藐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道：驻守保定的清军听说要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军，官兵无不失神失色，恐慌万分，彻夜难眠，开拔之日鬼哭狼嚎，如同送丧出殡。

    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大清王朝十分重视东北的防御，清军甚至还在鸭绿江畔修筑了一条结构坚固、堡垒遍布的长垒，但纵使如此，日军枪炮一响，防守的清军贪生怕死，四处逃窜，不打而败。见侮而不斗，乃军人之大辱。大清军队军纪之松散，精神之懈怠，可窥一斑。与清军的精神萎靡不振相反，明治天皇驻守作为最高战争指挥机构的“战时大本营”，伊藤博文等极力为他打造“军人天皇”形象，建立起“战时体制”，大肆宣扬“天皇亲征”，以鼓舞士气。日军官兵无不是陷入战争的精神狂热中，甚至很多人抱着武士道精神一心以身殉国。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国内媒体浓墨重彩报道战况，给日本民众洗脑，鼓吹对大清之战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和“救亡之战”，驻外日本外交人员也纷纷在报刊上撰稿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投入战争是代表了文明进步等等，鼓动和渲染战争士气。

    大清的《点石斋画报》则常以天马行空般小说式的虚假新闻迎合大众，甚至连前线溃败都被报道成大捷，对于凝聚民心士气对抗日本有害无益。战争对峙的双方，清军是高而不大，萎靡退缩，日军是矮而不小，咄咄逼人。因此，甲午惨败，败在精神。

    ▲其四：技术。视技术为奇巧淫技，还是作为关系发展存亡的大事；单纯依靠引进技术，还是坚持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注重自主创新，是中日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重要差别，导致北洋海军在战争中快速惨败。事实上，大清王朝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技术革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必须坚持对外引进与自主研制并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重视对新技术在引进中创新。日本海军对购买的舰船、武器等在熟练掌握性能后，制定自主制造的时间表。早在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就在长崎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即长崎制铁厂，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等。公元1885年，北洋海军“定远舰”、“镇远舰”归国加入战斗序列后，对日本震动极大。公元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扩张舰队，其中，4278吨位的“桥立舰”在日本制造，标志着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重大突破。甲午战争中，虽然日本的军舰、大炮基本上是由英法制造，但士兵使用的步枪已经是国产的村田式步枪，后来成为日军在中国攻城掠地的利器。公元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日军“西京丸”、“松岛舰”等损毁较重的舰船，仅仅经过一周的快速修复就重新投入战斗，而北洋海军受创较轻的“靖远舰”、“济远舰”等舰船还尚未修复。弹药生产没能实现自主研制，受制于人，也是北洋海军惨败的重要原因。北洋海军的弹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供应，但是由于天津机器局技术力量不足，一直无法生产大口径开花弹，仅能制造填充沙土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即使是购买的舰艇、武器等，也出现大炮与炮弹不匹配的现象，甚至经常出现炸膛现象。甲午战争即将打响，北洋海军受户部以“停购外洋军火”上谕影响，舰队炮弹数量奇缺，甚至有药无弹，有弹无药，导致甲午海战中，战争尚在继续，舰上已经没有弹药。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军舰桅杆上的观测人员还在手持仪器进行远观测量敌舰距离，后装炮每分钟才能发射1发炮弹；日本舰队则装备着先进的测距仪，拥有大量每分钟可发射5至6发炮弹的速射炮，两军对垒，高下立现，技术决定输赢。令人悲愤的是，北洋舰队盛名之下，徒有其表，清军陆军装备则更是一塌糊涂，大半的清军士兵还在使用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和长矛。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技术。

    ▲其五：训练。老子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平时不训练备战，战时必被动挨打。一支军队，只有注重日常训练，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才能在战争来临时迅速投入战斗并夺取胜利。否则，平时训练中松松垮垮，在战争来临时只能以失败告终。用金钱可以买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买不到战斗力，擅长于指挥的军官和纪律严明的士兵只能在训练中养成。北洋海军后期疏于训练，甚至视训练为儿戏，最终只能自吞恶果。在北洋海军建立之初，清廷聘请了大批英国、德国和法国顾问人员帮助训练，包括高级顾问、教官、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等。这些外国雇员承担了舰队训练、部门训练、技术兵种专业操练等，甚至有的直接担任某些部门的操作主管。公元1882年，李鸿章经过考核审定，决定聘请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担当北洋水师总查，为副提督衔。中法战争后，英国宣布中立，琅威理为避嫌去职。公元1886年，李鸿章再次邀请琅威理重返中国任职，并在合同中规定5年内将北洋水师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并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当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水师，看到琅威理训练得力，操练精严，给予重奖，赏提督衔，封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琅威理任内，北洋海军训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此时投入战斗，北洋海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涨，战斗力不可小觑。遗憾的是，公元1890年，琅威理因被排挤愤而出走回国，北洋海军训练从此一落千丈，操练荒废，军纪松驰。甚至停止实战训练，视训练为表演。如在炮术训练中“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使。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甚至因贪污腐败，出现舰船机器因保养不及时过度磨损，机器零件缺失，夜晚大部分舰船官兵违反军纪上岸居住的荒唐现象。薛福成对此忧心忡忡：“海军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技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弗可逭”。对训练视同儿戏，对待武器装备更是敝帚不自珍。平壤清军的克虏伯大炮竟然锈蚀的拉不开炮栓，自天津运往山海关的大炮和弹药堆积在海边沙地上，数十天无人收管受潮。清军如此训练水准，舰队形同虚设，遇战必败。反观日本海军训练，日本海军大尉岛村速雄早在1876年就制订了日本军舰与北洋水师对战的演练计划，并反复修改战法进行训练。如此反差巨大的训练水准，导致战争打响后已经成为一场非对称作战，一方咄咄逼人，一方被动挨打。因此，甲午惨败，败在训练。

    ▲其六：清流。外战未打，内战先行，本应是抗敌御侮的北洋海军，却在清流的指责非难下成为派系争斗的靶子。前方忙于对日本开战，后方忙于对前线将领开战，清流官史声色犬马，沽名钓誉，却对前方将领横加指摘斥责，孟子讲：“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真正的雄辩在于说出所有应该说的，而不是说出所有可以说的”。而对于清流而言，他们信奉的却是：说出可以不负责任的，而不是说出需要负责任的。清流误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人热火朝天地干，清流在边上指指点点，甚至吹毛求疵、冷言恶语，表面上慷慨激昂，嘴上讲的是家国天下和民族大义，背后却置家国利益和民族命运于不顾，争的是个人利益和小群体的利益，各有所图，各执一词。甲午战争前夕，相对于日本“举国一战”的狂妄情绪，大清王朝上下则“一盘散沙”。甲午战争之初，就有清廷官员提出立即抽调南洋、广东、福建水师投入战争，全力对抗日本，但这一极具战略价值的建议却在官员内斗和相互倾轧中终未得到实行。无论是上至朝廷，下至普通百姓，对战争危险漠然视之，即使是在战争之中，也是麻木不仁，李鸿章感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甚至经历过甲午战争的外国人感叹：甲午海战几乎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整个日本的决斗。对日开战一个月内，丁汝昌就遭受到来自朝廷多达12次的弹劾和严饬。公元1894年11月27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等人：“旅失威亦吃紧，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同日，御使安维峻等60多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等，称“如果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甲午惨败，朝廷清流纷纷怒骂海军误国，公元1895年3月12日，海军衙门就被裁撤。清流误国，只因是专长于内斗，甚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同为清廷重臣，翁同龢却处处刁难李鸿章。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原本预订购买300箱炮，因军费不到位，只能购入3发炮弹。因为对主政海军的李鸿章心存不满，翁同龢等清流主持下的户部对海军经费挪用短缺，不但连购舰购炮的银两卡住，就连舰船用煤都不能保证，致使海军用劣质煤作燃料，导致管路堵塞，燃烧不足，航速滞后。理论航速18节的“致远舰”和“靖远舰”跑不到16节，“扬威舰”航速甚至只有7节。反观日本，“吉野舰”航速达23节。甲午海战中，日舰很远就能发现北洋舰队的踪迹，因为北洋舰队使用劣质煤，不但速度慢，而且烟雾大，日舰使用无烟煤，令北洋舰队很难发现。清流一派对北洋海军经费百般卡扣挪留，在朝鲜危机爆发时又纷纷上书，不顾中日实力悬殊，鼓动早日开战。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要求大清配合其必敛“烈士”遗骨，在日本本土大肆树立纪念碑。面对被日本放回的被俘清军官兵，清流不但不宽慰安抚，反而严厉质问他们为何不杀身成仁。于甲午战争而言，清流破坏性十足，建设性全无。国难当前，行为可耻。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平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标榜自己，危机面前却不以民族大局为重，在重大历史关头做着偷鸡摸狗的勾当，处中枢之地，却行鬼魅伎俩。把事关国家安危的朝堂当作自己的名利场，只算自己的小账，不算国家的大账，令亲者痛、仇者快。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清流。

    ▲其七：吏治。仕者为已，则无善政。吏治之乱，祸国殃民。韩非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作风虚浮，迟早要输；用人不慎，满盘皆输。“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清朝后期史治混乱，腐败不堪，帮派林立，尔虞我诈，互相倾轧，重要岗位误用贪生怕死和无能平庸之辈，是导致甲午惨败的重要原因。史载，大清王朝晚期史治混乱不堪，大清军队腐败现象严重，有的利用舰船载客跑运输，有的利用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等，有的甚至为争抢一个歌妓而争风吃醋。清人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南洋兵船到专供兵船物料铺家买煤，账上记100吨，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其余皆被管带贪污。”不但清军官员想方设法发国难财，从舰艇装备采购中捞油水，克扣士兵的薪水，就是连老兵也抢夺或克扣新兵口粮。甲午战争爆发后，卫汝贵奉旨率盛军马步十三营增援平壤，六千余人的队伍一路上“遇物即掳，毫无顾忌”，军纪之败坏，令人发指。吏治腐败，如虫蚀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以90岁高龄寿终正寝，不几天嗣皇帝嘉庆即颁发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坤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同时，对和坤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抄家。诛和坤，反贪腐，亲政后的嘉庆开始对漫延帝国上下的官僚腐化现象进行刀削斧砍，纵使如此，也未能从根本上医治帝国腐化堕落的顽疾，大清王朝依然一日日地跌落腐败不堪的泥坑。唐代吴兢盘点历代兴亡史后感慨地讲：“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派去欧洲购买武器的官员，请各专业人员评判武器性能，力争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武器。而大清官员计较于拿多少回扣，对武器性能却漠不关心。强烈对比之下，让欧洲武器制造商也为之感叹不已。从历史上看，李鸿章识人不明、用人不慎，选择丁汝昌节制北洋海军，是吏治败笔，直接导致北洋海军惨败。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部下，后随程归降曾国藩。公元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汝昌也一并归属淮军体系，并逐渐为李鸿章所赏识。但丁汝昌为人懦弱多疑，优柔寡断，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但李鸿章出于更好地控制北洋海军考虑，拒绝了丁日昌关于起用福州船政堂海军专业官员的建议。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先是临战不前，后又错失战机，最终甲午惨败后自杀，误国误已。公元1894年8月4日，清朝大军聚集平壤达万余人，装备行营火炮32门，机关炮6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团。而清朝廷委为“总派总统诸军”节制所有入朝陆军的居然是牙山败将叶志超，后来更是在对日作战中，如惊弓之鸟，战心全无，仓皇逃跑，贻误战机。危机，是检验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验金石；战争，则是检验一个军人忠诚与否的验金石。风起云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中枢重臣和清流派系，还是地方大员和带兵将领，除如李鸿章、邓世昌、左宝贵等人外，大部分官史和将领都麻木不仁、腐败无能，无不偷生苟安、爵以贿成，甚至在危机来临之时，还在拉帮结派、排除异已，清军中湘军、淮军、福建帮等帮派林立，互相挚肘，导致大清王朝在战争危局之中破绽百出。今日回顾历史，依然令人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争。历史表明，如果让自私自利和平庸无能之徒治国，致使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弱任重，小人因罪恶而升迁，君子因德行而没落，必然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内忧外患，积弊重重，最终祸国殃民。因此，甲午惨败，败在吏治。

    ▲其八：谍报。孙子讲：“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战争有偶然性，胜负有必然性。傲慢自大，不了解日本底牌，又疏于防范对手刺探，被日本充分摸清底细，致使大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迅速惨败。日本间谍潜入中国刺探情报，时日已久，间谍或伪装为乞丐，或伪装为商贩，或剃发伪装为和尚，潜伏于大清各地，大肆收集情报。早在公元1872年9月，日本就派遣间谍化妆成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收集情报，在发回的谍报中断言大清王朝军队“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公元1873年，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伪装潜入台湾绘制军事地图，第二年日军就据此图侵台。公元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尉荒尾精化妆为平民，秘密潜入上海，后到汉口开办了名为乐善堂分店的间谍机关。同年，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系退学，开始潜入中国刺探海防情报，后来他又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公元1890年9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大批间谍人才，并多次派员进入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等军事要地收集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清贸易研究所停办，学员大都征召入伍，在大本营集训之后分配至各军中。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甲午战争前一年，日本海军少校井上敏夫甚至购买了一艘中国渔船，雇佣中国船夫，从烟台港口出发，经旅顺沿辽东半岛东海岸直达鸭绿江出口，后又沿朝鲜西海岸到大同江，沿途大肆收集北洋海军情报。日清宣战后，日本参谋本部召见了向野坚一、猪田正吉等六名“中国通”，日军参谋总长亲自为他们训话，让他们荣幸拜谒天皇，随后派往中国执行间谍任务。与此同时，清廷对日本的战略动向和海军实力却没有丝毫关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既不知已，亦不知彼，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可笑自信，对日本的实力却持无知蔑视。公元1894年6月，日本破译了中方电报密码，潜伏在烟台的间谍宗方小太郞更是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掌握了清军行动，日本舰队设伏发起偷袭，导致北洋水师惨败。早在公元1882年，日军少佐神尾光臣就奉命潜伏到中国从事情报收集工作，甚至买通清廷军机处官员收集重要情报，后来奉命监视清廷重臣李鸿章的一举一动。因此，甲午惨败，败在谍报。

    ▲其九：指挥。善战者，求之于势。指挥混乱，任务模糊，互相推捼，是导致甲午失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制定了统筹海陆军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全面作战计划，在战争进程中，战时大本营对前线军队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反观大清军队，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官僚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杂乱无章，时常变更，指挥混乱。公元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刘公岛在日军联合舰队的攻击下即将陷落，岛上战争惨烈，形势迫在眉睫。此时，坐镇天津指挥的李鸿章已经五内俱焚、几乎晕厥，却也无可奈何。威海卫附近驻军多达18营2哨，但派系复杂，指挥混乱。烟台以东的清军和南方调来的援军归山东巡抚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由李鸿章的淮军负责，彼此各不相干，谁也指挥不了谁。就在威海清军拼力血战之际，周边清军却视若无睹。同日，节制多方军队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甚至由烟台移师莱州，同胞在厮杀，他非但不出手援助，反而冷漠地率军远离战场。更有甚者，在日军登陆花园口时，清朝的附近驻军没有采取任何阻击行动，放任日军泊舰靠岸，一路杀戮。翻阅甲午战争时的史料，令人悲愤难平。公平地讲，这场战争对于大清军队来讲，有天时地利之优势。据甲午战争时日军随军记者报道，公元1894年7月，酷热难当，日军在涉海远行中出现严重中暑。11月25日草家岭战役中下起了大雪，日军大批士兵在大雪中严重冻伤。大清军队在本土作战，即使是在朝鲜也经营多年拥有很多优势，而日军不得不远离本土长途跋涉，在此种情况下，大清军队依然惨败，不得不说，关键是败在“人”上。公元1894年11月，日军进攻旅顺，驻守旅顺的六支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甚至有五支清军的将领逃回天津，只有总兵徐邦道统领的一支爱国官兵进行英勇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远东第一要塞”旅顺失陷，日军屠城，数万居民仅存36人。遇到野狼一样的劲敌，又有蠢猪一样的友军，大敌当前，同床异梦，推捼扯皮，袖手旁观，如此指挥之下，大清军队又如何能与日军抗衡，又焉能不败？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指挥。

    ▲其十：谋略。上兵伐谋。兵贵于奇。没有长远谋略就没有正确的策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只有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在战争较量中占据主动。目光短浅，闭塞言路，对于治国治军良策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顾，是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曾几何时，施琅率领的大清水师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但此后的100多年间，大清王朝的掌门人没有海权意识，忽视了海上的长远威胁，大清水师几乎无用武之地，技术落后，人员松散，战斗力跌至低谷。公元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阿美士德”沿中国沿海至朝鲜航行，对中国水师的评价甚低，甚至说：“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1艘英国战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已经认识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也不得不先事筹维”。林则徐委托魏源编印《海国图志》，首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公元1875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他在寄给总理衙门的《使西纪程》中，洞幽烛微，抽丝剥茧，指出了中国要抓紧向西方学习，应改革政体，抓紧兴办实学，却被朝野视为异端，肺腑之言被当作危言耸听，不到一年时间，郭嵩焘即被免职。此时，大部分清朝官僚大臣，仍然抱着泱泱华夏世界中心的自大心态，对世界大势和清朝实力无知无觉，谋不长远，略不保身，更谈不上“知其雄，守其雌”。在鸦片战争中，作为东亚帝国的中国被小股英军打翻在地，让日本上下震惊。公元1842年，日本武士佐久间象山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被幕府立即采纳并付诸实施。公元1880年起，日本全力以赴加快扩充军备，以赶超中国为目标，酝酿一场国运相赌、称雄亚洲的战争。至公元1894年甲午战争打响前，日本已经拥有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陆军常备兵规模达6.3万多名，陆军预备役达23万。公元1891年，户部奏准停购舰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在加紧增修武备，成为威胁大清安全的重大隐患，恳请李鸿章奏请朝廷按年添购铁甲船2艘，以防不测，但李章没有应允。刘步蟾气愤难平：“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在朝鲜聚集了优势兵力，呈狮子搏兔之势，对清军步步紧逼，此时，李鸿章还对通过国际列强干涉与日本和谈抱有希望，多次电示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屈，切记勿忘！”这种绝不打第一枪、消极防御、誓不进攻的战争谋略，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公元1894年9月7日，协助李鸿章参赞军机的周馥、盛怀宣联名致电丁汝昌，发出趁日本国内空虚，突袭长崎，得胜后再回击仁川的战略进攻建议，李鸿章也郑重给丁汝昌发电让其考虑进袭日本本土。这是甲午战争中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北洋舰队联合南海舰队共同出击，从南北两个方向出其不意猛烈攻击日本本土，将一举改写甲午战争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大战略建议却被丁汝昌置之不理，最终使大清王朝失去了最重要的翻盘机会。因此，甲午惨败，败在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