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那半句词——只有半句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而跟半行咬破中指、血写的情书似的惊心。

    他的散曲便是他的“词余”。

    他如此看重他的诗人身份，以至于在临终时给后人的遗言里都有这一句：在我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而他的另一个称谓自然还应该在“诗人”后面加上：“散曲作家”——他可是这种文体的创制者啊。

    或许，“词余”不“词余”，“散曲作家”不“散曲作家”，都不必去追寻了——散曲其实也就是诗——诗、词、散曲，本就是诗歌的粒粒种子，各各不同，又无一不同——站高一点，从这里看下去，这一切有什么区别？于他则更是如此——他的一生都在押着诗歌的韵脚前进，那些字符无论被他种在哪亩田，“哗啦啦”全都发了芽，直到坟墓里，也依然痴心不改，一刻不停，欢欢喜喜地，好像要依着性子和身份继续耕种下去——因了这份倔犟，我们更加钦敬了他，以及他的笔下诗歌。

    就说他和他的诗歌。

    这垄田可真长啊，好像怎么用力也耕不到头了。没办法，他只有将诗歌奉为自己生命的圭臬，圭臬雕成的明灯，远远地照着，指引着，鼓着劲，前进，前进，前进进。

    累肯定是累的，可就算身不由己，虽死犹赴。手下的活路却一畦一畦毫不含糊，怎样的山水阻隔和泥泞遍地也无法阻挡泼洒开来的怡红快绿；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如此重视与肯定，说过许多颇为自恃的话，“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这是有超出常人的勤奋垫底的，因此我们听怪不怪。

    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间江山易主，风云动荡，他愤世为诗，从来没有停止过吟诵之声，直到于1257年客死他乡。

    而就是这位少见的诗歌大家，遗珠累累，紫葡萄一样，压弯了枝条，却被代代子孙遗忘，烂在那藤架上。

    回过头来，历史却总是让人惦记：800年前的元遗山到底在简册中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和惆怅？……唉，说起来虽然我也没有见过他，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

    应该说，他是很沉得住气的人，尊重生活，尊重艺术，一切都依天时进行，不懈劳动，直到稼色遥看满眼绿也还没有停手。一辈子，纵然没有杀身或舍生，但他良心为王，还是有所秉持的，为官恤民、为士请愿、奔走存史的事情没少做，也没耽误他的诗歌创作——去看吧，一个人如果不想让某件事耽误，他一定就有耽误不了的办法，那办法其实就是专心和拼命。

    他多热爱大自然啊，爱得明澈热烈，像葵花：听说长江那边的风景好，他扶着拐杖，跋涉千里，虽然疲累却怀着愉悦的心情去看：“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听说黄华山那边的瀑布好看，他就骑个驴骑个马，长亭远了短亭近了不停歇地去看：“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一颗赤子之心活脱而出，阅读起来让人心里流淌出饱满的快乐。他心情自然明媚纯净，行走在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驿路上，身体与精神逐渐丰美——从来没有什么挡得住他向诗、向美的脚步。

    他是以“丧乱诗”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应该说是继杜甫之后的又一部“诗史”。实话讲，他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也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杜甫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却既绝望又不甘心，这样一来郁结成块的感情爆发为悲歌，乱石飞迸，就格外地惊心了。

    譬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譬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正可谓笔笔血泪，而笔笔开阔纵深，直奔了大江去。

    因此，我们就在他的直面丧乱中，尝试着一种可能性与可行性：一种理想的生存是不是可以在现实的土壤中生产出来。他的好处，在于不回避时代中种种难以启齿的烦难细节，在毁灭状态中一些晦暗的、疲扭的阶段——正是这些暗影，衬出了他想要描绘的“光”。并使这种光，不化为一种向上而下的神的光，而达成一种人间的，亮度与温度有限的、却是可以把握的光。这光就是“归真”二字：回到那最朴质、最初。“归真”将本性中新的品质归还于我们。

    转身说他说的爱情——他词里的爱情美得、绝对得都叫人生疑，如同向我们飞驰而来的星子——“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摸鱼儿》）”在他之前，爱情哪有这样毫不曲里拐弯、直接戳到人的心肺过？叫人乱七八糟地哭泣呢。这样的字句横空出世，写在那里，如同生在那里，死在那里——雪白的信笺上画着红丝格子，有些亮的墨迹发散出香气，美丽无比。悲哀和欢喜得都惊红骇绿。

    而一种美到了极致，总就有了超现实的气息，以及堪以微笑或泣哭的秘密。这样的美——外美和内美，都接近完美，美得都伤人心了，就对身外的事物产生了一种动摇——就像我们在如今已经很少能看到的、繁星密布的夜里，望向天际，感于宇宙之大真要叫人落泪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吟诵着这一句，手挽手，到崖边，又哭又笑地去殉了爱情，或是其他的什么，比爱情也不差的什么；也有很多人吟诵着这一句，止水般的心井就再浮上了一轮月影，眼里就饱含了热泪，满身力气，飞奔着去找了心上的那人，手挽手，一起游入茫茫墨色逃到了天边……他毁了很多人也救了很多人。他说了无定，也说了永恒。

    我们所知历史上的他并未介入这样的世界，这样至美至清的情感世界。甚至于，我们怀疑：他有过爱情么？史上并没有一个字诸如此类的记载，似乎至少他的私生活是平淡无奇的，是谁家的女子有这样的福报，可以凭空得他一段佳人佳话？不可能了。

    出乎很多读者意表的是，这首词是他16岁时写的，因了偶然看见天空中大雁飞过有感而作。还只是个少年，并没有经历过伤到骨头的爱情，因此，他对爱情和美的感情是质朴的，也是虚构的，然而他也只能以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的身份，偶然想到，充分想象，在45度角的山冈上，朝下看着纯洁、真、爱情和美在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中片片凋落的命运，发出最激烈、最朴质、最真切也最勇敢的质问和感叹……这也许是他的又一重成长和另外得了的成熟。

    但一个天才少年，他说的爱如此好，如此美，如此幸福，如此……伤感，叫他身后许多代的人为之唏嘘。

    读着他，我就起身来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北方的冬末春初，近处是一片新翻的地，远处是平林漠漠，洇出绿意。没事闲逛，走在路上，我就不由自主地要回想他说的爱情。像是我读过的、帕斯捷尔纳克初到马尔堡一样，魇住的时刻……这种时刻真仿佛偷来的，那么珍贵。

    该说他的散曲了——是他，像欧洲人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在古希腊的文明中发现了火种一样，他素袍逶迤，眼睛明亮，从民歌、俚语中获得了火种，获得了一种突然发现、按捺不住的惊喜，从而攒足批判性的力量，唱响了词曲转换的第一声，其后播撒开来，才引来了通俗文艺“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好看景色。

    探索者遇到的永远都是个人问题，因为他并不处在大众的人流中。他的自度诗歌新品种就是他遭遇了经验里的文人没有遇到过的创作瓶颈、到了不得不发、外化了重重内心的时候的杰作。他突然发现，用以前书上不曾见过的百姓语言写出来的句子很有意思，就动手试着涂抹起来……虽然而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区区九首，都平白如浅溪，却清润疏俊，迥出时作。择几个来看：

    “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

    “玄都观里桃千树，花落水空流。凭君莫问，清泾浊渭，去马来牛。谢公扶病，羊昙挥涕，一醉都休。古今几度，生存华屋，零落山丘。”

    “玉树后庭前，瑶华妆镜边。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圆。莫教偏，和花和月，大家长少年。”

    “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梅残玉靥香犹在，柳破金梢眼未开，东风和气满楼台。桃杏折，宜唱喜春来。梅擎残雪芳心奈，柳倚东风望眼开，温柔樽俎小楼台。红袖绕，低唱喜春来。携将玉友寻花寨，看褪梅妆等杏腮，休随刘阮到天台。仙洞窄，且唱喜春来。”

    自然还有这一首，无论文化向度还是美学向度，都多少有点“后现代”的风致在里面：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妖艳喷香罗。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珍珠乱糁，打遍新荷。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仔细去读，去听，哪里用得着什么解读？因为曲子本就如同听树上鸽子的咕哝，草丛中的虫声唧唧，还有海浪一波一波的含混表白，它们都平白地被投掷出来，一溜儿顺畅的浅弧线，刚好打中了心里头哪个地方的节拍……专属于他的节拍，柔弱地坚定。

    他不是悲观主义者（这很好，对于一名诗人来说，少受些人间风雨吹打就多一些宝贵寿限，就多一些好的诗歌陪伴我们陪伴他），就这么“出门一笑大江横”地过，一生笑笑地，专意学问，以至于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还成为了“诗中疏凿手（他对自己的称谓）”，成就卓绝，活成了一个插播在悬疑小说中的小童话——他在兵荒马乱之际，还不忘用诗歌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诗歌风格和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盖世。就这样，他“以诗论诗”，再续了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28岁。因此，在他的墓碑上添加“半神”二字也未尝不可。

    如此看来，他当然是个全才，将传统写作和新派写作结合得天衣无缝、才情学识是杜甫那样的诗坛泰斗都不逊色的人。然而，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如同一排排齐整的旧房子，上面用白颜色的黑体写着一个愤怒无比的字——拆，还给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我们用股票知识、求职窍门、管理才智、社交方式、化妆、香薰手法……我们用不着他，也就遗忘得理直气壮。

    人们仿佛只记得那一句我们一连说了三遍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而几乎完全不知道的是，他在历算、医学、书法、书画鉴赏、佛学哲理等学问上的造诣。不仅如此，他政治上的才华也表达得有声有色：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金朝时，他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难得的是，他还清廉，所以政治声誉是很高的。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政治“高压氧舱“里，他的仕途肯定寥落——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正是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泣哭着敬酒伤别。另据记载称，他交友四方，遍及三教九流，有文字可考的友人就有五百多人……人格和文格上近乎完美的他在当今时代却少有人知，至少没有杜甫等来得普及。

    唉，不得不低头叹息，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生错了时代。如你所知，唐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开阔的时期，世界几大古老的文明曾在那时奇妙融合，造就了文化繁荣以及风气的浪漫，而唐代的人从上到下生性烂漫多才，宋代的帝王也大都对文辞诗风倍加追捧。所以，唐诗宋词得以光华万丈。而后来，特别是元朝，外族统治时期，思想控制苛刻，被奴役生活下的人们连人类最基本的吃饱穿暖都难以实现，文化艺术就更成为了奢侈品。这是他的命运，也是元曲的命运。同样的，以后历代靡弱的封建统治者也没能有心力去拯救文化艺术，尤其是元曲——她基本上给厌弃成一蓬自强不息的野草了。没有谁有心思去认领一蓬野草做养女，更不会给她起一个动听的小名儿，朝朝暮暮呼唤她。

    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读书了——我们被很多其他的事情牵绊，走不到书籍的身边，走不到美的身边了。而唐诗宋词尤其是元曲那样的绝美的“闲书”离我们是多么远，远得跟我们的更年期提前了一样，非但对绝美的爱情失去了想法，简直对爱情都失去了想法。

    大地一派荒凉，荒凉如刀，刀刀逼人面门……我们多么需要藉一个符号作为盾牌——譬如元好问，譬如唐诗宋词元曲，对长疯了的大荒凉，你来砍、我去挡地，稍稍做些抵御。

    唉，不要说元朝，就是现在，像他这样真正砚田躬耕、缄默着奋力前进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当文学是一门事业而飞蛾扑火、以殉以赴的人更是所剩无几——剩下的，人们给他们起个共同的外号叫“傻子”。也因此，“元好问”三个字就像“宋玉”两个字一样，有其实而淹其名了——我们只知有一句“才过宋玉”的俗语来形容宋玉非凡的文采，他的诗歌却没有人记得几首。这是元好问、宋玉们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

    中华艺术最危险的时候到了，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时候到了……刀和盾咬着牙，冷冷对峙的时候，到了。

    作家小传：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

    他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散曲作家、诗人、词人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却代表了词曲演化时期的散曲创作的基本特征，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虽然他的这类作品还不具备曲的特有韵味，其由词向曲过渡的迹象是很明显的。但是以他的文坛领袖的地位来说，他对于曲的形成的巨大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元好问是散曲这种新诗体的开创者。

    在由词向曲的演化过程中，元好问无论是翻新或者创制都表现出他对这一新兴歌曲形式的极大热情，以他在当时文坛领袖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行为和兴趣必然为文人和民间唱曲者所关注，这对于提高这一通俗文艺形式的地位，吸引更多的文人雅士参加散曲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多才多艺，除诗词文曲的创作外，还长于书法，精于书画鉴赏。

    元好问著有《杜诗学》、《东坡诗雅》、《锦畿》、《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传世有《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现有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