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住在济南，十分骄傲可以与李清照、辛弃疾为邻。然而，张养浩却不敢让我生出骄傲为邻的心思——我骄傲，有一个张养浩在这座城市里，可以让我顶礼膜拜，早晚观照一种生命境界的超拔与澄明，接受他精神的温暖和照亮。

    是的，即便他走了这么久，他的气息仍大雾一样，在深秋里天气清明的早晨或黄昏，笼盖了一切。这座本就厚重的城市因为有他在，一直心里很有底气——即便人们不记得他的散曲，不记得他，他也是在的。

    作为一个一生效忠大元朝廷的汉人，为官40年，历任8朝君主，他可称一代名臣，可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注定是一个不会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们讴歌的人物。这也许可称是个小小的悲剧，但与他最后所做的那件事情比起来，世间一切名利、是非真都如浮云般轻忽——你去计较他的失不失节，真是你自己的耻辱，要左右抡圆了扇自己嘴巴子的。一个政府或政府官员，只要（也只有）回到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原点——即“为人民服务”上去，才有正面的价值。

    这都是因为，他简直就是一个活在元朝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有着一身好骨头，对人民有着不可磨灭的情感，死心塌地为人民服务，直到卒于任上，也同样是以脆弱的瓷器的样子摔了下去……现在比喻仍可以这样打，心里却很有些酸楚的潮涌。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巨大乌托邦精神的感召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这一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着。即便同他一个阵营的伙伴大都转身返回，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他也仍旧保持着道德坚守者的姿势，以悲壮的精神挣扎，支撑着那面大旗。总之，舍生忘死抛家舍业散尽家财一心为民呕心沥血……等等吧，这些自从发明出来基本上只被用来朝觐歌功颂德或死后镌刻碑文的词语用在他身上居然一个都不为过——平心而论，甚至尚有不及。他对人的大关怀和形而上的悲悯，是接近神性的。

    他从小就有德行和节义。有一次他出门，碰到一个人，那人把钞票遗失在路上，当他发现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走了，他就追上去把钱还给他。年仅十岁时，他就一天到晚不停地读书，白天默默地背诵，到了夜晚就关上房门，点上灯，偷偷地读书……有这样超拔不俗的童年，就有那样德行高洁的一生。用一句最通俗的套语来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评价对于他，再恰当不过。不过，我更愿意把这种品德叫做善良，而我一直相信：人要好看只有善良才是良方，而相信一直善良下去的人就能接近幸福。他一定是幸福的吧？在一生里？

    可是在从我们的童年开始、十余载的求学路上，我们对他又了解多少呢？

    不用怀疑，“张、养、浩”这三个字的确在课本里出现过。没记错的话，我那时应该是在高中课本（可惜啊，我们的童年被错过了，被最美好的德行教育给错过，直到几乎18岁）的阅读课文部分（前面加了星号，属于阅读课文，不用背。也就是说，考试考不到的，完全可以一眼都不看）看到的这支雄健峻刻的曲子：

    [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后面这两个叹号是我综合不同版本定下来的——想来他写这首散曲时的彼时彼刻，一定是这样一种心情才最对——在那样的时代，李白也会给逼成杜甫的。而我们对他的散曲的了解也仅止于此吧？不要同李、杜、白的绝句和苏、辛、李的好词相比——元曲的命运、他的曲子和他的命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看书不能看封面。人事渐长，现在的我不得不承认：现实主义往往比浪漫主义具有更深层次上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既牵挂还有所安放的力量——浪漫主义一旦浪漫不好就成了脂粉敷面的浅薄，变成张牙舞爪，热情也变成了热络，所以说，浪漫主义很难浪漫好，也所以，我们而今见的多是俗香满天也就不足为怪了。

    试想，如果那时有一个有一位瘦巴巴的老师有头有尾地讲一下他的故事，我相信这首小令的末两句会以一个更生动的形象印刻在很多学生（包括我）的脑袋里，而不只是因为顺口。可惜，一直以来，没有一位老师把他的故事完整地讲给我们听——我的孩子也没有听到过。我们一代代，都与和将与他擦肩而过了——如果不，不是这样，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也相信，无论在20年前还是20年后，都会有很多学生暗下决心做一个他那样的人，至少有很多官员和后来的官员会在念着他的那首散曲的、那个时候，生出贴近他的念头，在以后浊浪滔天的时光里能够保留一点清白；至少，为那个曾经随在队伍里用尚未变完声的半童音、铿锵有力齐声背诵《潼关怀古》的自己而暗自羞愧……羞愧太少见了，在这个时代。

    他的一生可分出仕、归田、复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出仕。开始时是不错的，他由才华盛大婉转入江湖，其间为官尽心、方正的自是不用说了——他先是被选授为了堂邑县尹。他带头捣毁了滥设的神祠三十多所，免除了有强盗前科的人每月初一、十五例行到官府接受审讯检查的规定，他说：“他们都是善良的百姓，因为生活困难，被饥寒所迫，不得已而去做了强盗。已经用刑法处罚了他们，还把他们当强盗看待，这就断绝了他们改过自新的路！”强盗们感动得流了眼泪，他们相互劝戒说；“不要对不起张公。”有一个叫李虎的人，曾经杀过人，他的同党也都是暴虐残忍，为害百姓，百姓不堪忍受，从前的县尹都不敢过问这件事。他到这里以后，将他们全部依法惩处，老百姓非常高兴。他调离堂邑十年，百姓仍然为他立碑，歌颂他的恩德。

    堂邑县任满后，他调任博平代理县令，不久被召回京师为司经，未及上任复改文学，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元仁宗)的老师，授监察御史之职。他为太子详授了儒家经典的要义，希望他将来以尧舜为榜样，做一位圣帝仁君。监察御史是朝中要职，主要负责考察时政与官吏政绩。张养浩力行职责、直言敢谏。他反对设尚书省，上《时政疏》十余万言，提出了当时的十大弊政：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要求改革吏治。由于直言不讳，触怒了武宗和当朝权贵，被降职为翰林待制。不久又被罢官为民。

    元英宗继承皇位后，他被重新起用，并一度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参与中书省的工作。适逢元宵节，皇帝打算在宫禁之内张挂花灯做成鳌山，他就上奏给左丞相拜住。拜住将奏疏藏在袖子里入宫谏阻，奏疏大概说：“元世祖执政三十多年，每当元宵佳节，民间尚且禁灯；威严的宫廷中更应当谨慎。现在皇帝打算在宫禁之内张挂花灯，我认为玩乐事小，影响很大；快乐得少，忧患很多。我希望（皇上）把崇尚节俭思虑深远作为准则，把喜好奢侈及时行乐作为警戒。皇帝大怒，看过奏疏之后又高兴地说：“不是张希孟不敢这样说。”于是取消了点燃花灯的计划。就赏赐给他钱财布匹，来表彰他的正直。另外，在此期间，他还与一干人等，恢复和主持了元代第一次和第二次进士科考，对元朝政治文化的发展贡献很大。他敢于直言犯谏——武宗时，曾因议立尚书省事，大违当政者意，被构罪罢官，他恐遭祸，变姓名逃去。英宗时又曾为内廷张灯为鳌山事上谏而险遭不测。他一生奔忙，为“百姓不苦”这个几乎不可以实现、也毫无功利可言的理想而呕心沥血。他“去官十年”，百姓“犹为立碑颂德”，这样的功德不是区区一介贪官乃至一般的清官可以配得到的。这的确是后人怀念他的双重理由：一方面是他关心国运民瘼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他淳朴自甘、幽居不名的淡定情怀。

    宦海沉浮，他看够了政治名利场的极度无耻，王朝专制机器的恐怖无情，更领教了人心的萧条黑暗，并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画像。同时，他也只能尽力劝告——在特殊的时候，散曲是他的枪呢。他作曲道：“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吃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篋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

    “萧墙外拥来抢去，筵席上似有如无。奏事处连忙的退了身躯。甫能都堂中妆样子，却早怯烈司里画招伏。知他那驼儿是荣贵处？”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无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

    我每读他这几首曲子，都酸酸苦苦笑个不已：贪官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曲子辑录进对干部们荣耻廉政教育的教材里呢？！心内疑叹后，又半明半白：六百八十年过去，历史的旷野上，星火，野火，烈焰，又燃烧过几轮回，原上草之根都成灰泥了吗？人呢，只怕几乎个个百炼成钢了。什么能动摇得了一颗贪污腐败的心呢？

    因此，他哪有时间去做一个专业作家呢？也没有独善其身的资格——也许别的散曲作家有，就算别的散曲作家都有，他也没有。文学的良心和政治的良心都不允许他这么做。他流传下来的一百六十多首散曲多是在、借口奉养老父、辞官归里后的八、九年间所作。归田之后，他轻松自如的心情跃然纸上：“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样看”（[双调·水仙子]），“挂冠，弃官，偷走下连云栈，湖山佳处屋两间，掩映垂杨岸。”（[中吕·朝天曲]），句子无不饱满湿润，轻灵如飞。在散曲[普天乐]？《辞参议还家》中写道：“昨日尚书，今朝参议，荣华休恋，归去来兮！”更是表达了毅然与官场决裂的决心和归田返乡的欣喜之情。他又酷爱“云”、“山”，多以二者入诗。[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里说：“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这支散曲总共才56字，却用了7个“云”字，9个“山”字。就这样，他醉心云山，专心写作，而自得天趣，成为了元朝山水散曲的第一人——喏，他不是被政治异化了的人，很会玩的，也是知道生活、休闲大趣味的，也许他得的趣味比你我更要多出许多，比自以为多么会玩的人，才成了描摹此间镜像的大家。

    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的山水诗人不同，他不是仕途不达之人，不是“酸葡萄”，而他最终选择山水，既非逃路，也不是附庸风雅，更不是走“终南捷径”，是扎扎实实的“功名意懒”——岁数也大了，在那险途上流连做什么？因此，他的山水情怀较之许多从没出仕、或出仕位置很低的人更为深挚和真实，毫不矫揉造作，首首都像一个半大的男孩子在山间撒开欢儿的赤足奔跑。那些好句子实在是他博通山水文化，吸纳传统山水审美意识，涵泳滋养而成，当然，也出于一种经历仕宦、对于穷通得失的彻悟之后、淡泊名利、淘洗澄明的人生境界，满蕴着对生命的悦爱。

    就这样，他十分满意自己既被动又情愿的选择，散曲中常写自己与鸥鹭为伍，与云山为友，法喜充满，六时吉祥，荡雄层云，了无挂碍，深味了与万物同一的大快乐。此刻，他的理想只是头顶草帽握一把锄，远离嚣尘去过田园生活，以远祸全身，看暮色下的飞鸟，听听它们的好嗓子坏嗓子，也许还可以看见赶着羊群的孩子，吹着短笛回家，然后，漫笔偶成，让自己散淡的曲子给花朵染一染香气。窗内窗外两重天……多好啊。这是他在最后一次出仕赈灾之前的真实想法，也好像，这一次的选择几乎就是一辈子，可以这么十年、几十年、一百年地过下去了。然而，也正是由于他归隐理想的坚定，我们才更加钦敬和心疼了他一生中倾命复出的咯血绝唱。那时，他刚刚六十岁——那本应是他颐养晚年的开端。

    说到底，无挂碍只是有挂碍之后的一个挂得高高的理想罢了，对于一名浮世中人来说，无挂碍真是奢侈至极。无论世事怎样，一名作家是不能堕落的——你是排头兵啊，你都堕落了，你笔下的文字影响的人不堕落才怪；一名作家更不能是冷漠的，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作家们冷漠起来——本来就是一个冷漠的现实世界了，在纸张搭建的世界中再没有温煦可言，干脆烧了这个世界取暖算了。而对一名良心未泯的官员来说，他更是觉得即便觉得自身安逸、温山软水可以消磨残生，那心也是放不下的——放不下那百姓苦厄。他在头发胡子都白了一半的时候复出了。在复出的短短4个月里，像太阳的聚焦，他把自己的心血精华热爱……凝聚成一点，点燃了。

    就像我喜欢的加谬的生存哲学：明知世界无情，也要尽力燃烧。他的生命在这燃烧里达到了顶峰。

    至此，插播一段——不能忽视的是，在他的从政经历中，留下了一部对从政的地方官员、监察官员、中央官员的真诚劝告：《三事忠告》。这似乎比他的散曲还要来得意义深远。据说，日本政要曾从中吸取营养，调整为政思路。可以说，这是凿向腐败政治坚冰的一把斧子。

    《三事忠告》的三板斧，即《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喳喳”地，在那冰封弱处砍得山响：“牧民”主要是从官员的德行和职事上来阐述，如何当好地方官员，管理和爱护百姓；“风宪”主要是官员的遵纪和守法上来阐述，如何当好监察官员，维护法纪，倡导良好道德；“庙堂”，也就是朝廷的意思，是指如何当好中央官员，恰当用人，忠于皇上，修身立德。客观地说，《三事忠告》虽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它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仍然有参考价值。日本人不笨，他们从中悟出了精髓，要把官僚一流、经济二流、政治三流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的价值标本中来，其用心之良苦，完全可以体会出来。

    好了，接着说他的燃烧……他人生中的第三阶段就是赈灾了，那搏命的复出。急流勇退的他在闲居家乡的八年时间里，朝廷多次召他出山，许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都坚辞不往，前后有七次之多。他已下定决心要“泯迹于民，甘老云庄”了。

    然而，事有意外：泰定至天历年间，陕西大旱，饥饿的老百姓人吃人，朝廷征召他任陕西行台中丞，专司赈灾事宜。过去的八年间，他已经七次拒绝了朝廷的如用，这次，他依然写下了《辞聘侍亲表》，准备坚辞不受。这应该是一个正常而英明的决定。他本已无意为官多年，更不要说干的是赈灾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

    但经过反复考虑，他把表文收好，毅然复出。他彻底抛弃了自身的利益乃至安危。他接到任命后，在略微的踌躇之后，便散尽家财，自己便登上车子向陕西进发，碰到饥饿的灾民就分送自己的粮食，赈济他们，看到饿死的灾民就赐以棺木，埋葬他们。路过华山，就到西岳庙去求雨，哭拜在地上都爬不起来。也许是诚心所至，也许是事有凑巧，这时，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一连下了两天雨；等到他到了官府，又到土地庙里去求雨，结果大雨如注，下了三尺深才停下来，庄稼由此长起来了，陕西的民众十分高兴。当时一斗米值十三贯钱，百姓拿着钞票出去买米，钞票稍有不清或破损就不能用，拿到府库中去调换，那些奸刁之徒营私舞弊，百姓换十贯只给五贯，而且等了好几天还是换不到，老百姓处境非常困难。于是他检查府库中那些没有损毁、图纹可以看得清的钞票，得到一千八百五十多万贯，全部在它的背面盖上印记，又刻十贯和五贯的小额钞票发给穷人，命令米商凭钞票上的印记把米卖给他们，到府库验明数目便可换取银两，于是那些贪官污吏和奸商再也不敢营私舞弊，从中作梗。随后，他又率领富人家出卖粮食，为此又向朝廷上奏章请求实行纳粮补官的法令。他听到民间有人为了奉养母亲而杀死自己儿子的事，为此大哭了一场，并拿出自己的钱救济了这户人家……他到任整整4个月未曾回家食宿，白天赈济灾民，晚上便筹略赈灾计划，终日不休……他像信仰一份宗教式的，爱着他们，恒久、默默地用心，从来不是冲动和作秀。无论如何都要爱啊，什么时候，多大的年龄，只有爱，才能让生命高贵和富有光辉。

    他写下诗作《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

    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

    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

    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

    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汝俱生存。

    唉，上天致他于死地，原来就是索要如此的千古绝句！……

    诗中一再慨叹“哀哉流民”，字字血泪地描述了灾民的苦难，并盼望“天雨粟”来拯救灾民的生命。全诗无一字谴责，却句句是控诉。字里行间明确地告诉读者：百姓挨饿当然不能怪老天不下米，而只能怪当时的统治者。高度的同情心和巨大的悲悯使作品朴素平实而又惊心动魄。

    罢罢，在那短暂的考虑时间里，他所想的是什么我们不去考量，他赴陕西那起了大雾的任上殚精竭虑一心赈灾的、具体的所作所为不用再提，他写了什么、抛弃了多么不易才得来的安逸快活、安度晚年的心情一时间有多矛盾我们也不去细究，我们只知道：他说“民之流亡，如己流亡”，不顾老迈之躯，“一命即驾”，“登车就道”……那样个搏命的忙碌法，怎能不死？又怎能不不朽？！

    他救活的灾民不计其数，而他却在任所病逝了。当地百姓听到噩耗，无不失声痛哭，立祠纪念他的功德。朝廷也追封他为演国公，谥文忠，令他的次子张引袭其官，扶柩归葬家乡，还建了祠堂———初名“张公祠”，为纪念他曾七聘而后起，后改名为“七聘堂”。到现在，那祠堂还在，年节时还有香火，以至鲜花果品……他那个人是不死的。

    我们只看一下《元史》中《列传六十二·张养浩传》的最后一段就什么都知道了：“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这短短的几十个字是一个多么强悍的存在，史书煌煌，德行、政绩能如此君者有几人？七聘而起祠堂的，又有几人当得起？

    纵然我们不记得他的人了，不记得他的成就；纵然我们可以忘了自己的姓名，忘了我们的职责、道义、忘了“羞愧”二字怎么写，也忘不了他在搏命复出、把牺牲当成最好的死（或者最好的生）的路上写下的、著名的、最后的曲子的结尾句——“百姓苦！”

    ……那斩钉截铁的预告断言，以及隆隆千里的雷霆震怒。

    作家小传：

    张养浩(1270—1329)，元代散曲作家。字希孟，山东济南人。幼有义行，好读书，初被荐为东平学正。后拜监察御史，历官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等职。

    张养浩为官方正，敢于直言犯谏。武宗时，曾因议立尚书省事，大违当政者意，被构罪罢官，他恐遭祸，变姓名逃去。英宗时又曾为内廷张灯为鳌山事上谏而险遭不测。他的散曲多是在辞官归里后所写。

    张养浩对人民疾苦也比较同情，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太和正音谱》评张养浩的散曲如“玉树临风”，指出他的作品格调高远。他的作品文字显白流畅，感情真朴醇厚，无论抒情或是写景，都能出自真情而较少雕镂。《潼关怀古》小令以及一些写退隐生活的作品可以代表他的艺术风格。然而他的写景的散曲中，也有一些工丽清逸的作品，如“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芰荷丛一段秋光淡”，“鹤立花边玉，莺啼树杪弦”等句，表明他的作品在总的艺术格调中还有所变化，散曲色调比较丰富。

    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很高，《归田类稿重刊序》中，清代学者周永年称他“各体之文，往往神施鬼设，自辟门庭”。他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已成千古绝唱。实际上，张养浩既是元代著名散曲家，也是著名诗人，他的诗风格清新，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张养浩著有散曲集《云□休居自适小乐府》传世。据《全元散曲》所辑，今存小令161首，套数2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