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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当地领导人大张旗鼓传达贯彻“十二大”的消息，全国热气腾腾。可是河北的报纸上，始终没见第一书记露面，就是从外地传来的高扬的讲话中，也没有在什么“指引下”、“照耀下”之类穿鞋戴帽的话。这使某些习惯于按常规思维的同志很不安：作为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事，连个态度也没有……合适吗？
态度是有的，它写在河北的大地上。
高扬并不一般地反对开会传达，他只知道目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开会表态。“十二大”文件已在报上公布，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已有要求，他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即召集本省代表做了布置。可是“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河北怎样实现？河北工农业“翻番”的路子在哪里？他必须迈开双脚，到河北的大地上去寻找。“十二大”之前，省农委曾建议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这样的会议，如果不是闹派性的耽搁，是早该开的。但是高扬发现关于会议的设想重心不明，路数不清。与其急急忙忙开一个不深不透的会，莫如晚一些，待准备充分之后，开一个卓有实效的会。于是“十二大”一结束，在返回石家庄的途中，他就沿路对易县、保定、定县进行了调查。之后又由石家庄南行，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河北省有五个地区二十四个县处在太行山的怀抱里；主要发源于太行山的海河水系横贯河北大地，左右着全省农业的命运。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视察河北时曾经预言：太行山的面貌不改变，河北要翻身是困难的。高扬决心先啃下这一砣。
太行山，母亲般的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人民的军队。“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从这里走出多少优秀儿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扬受党的派遣，由山西进入太行山，在穷苦农民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邢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冀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冀豫特委宣传部长，与太行人民甘苦与共，度过了整个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一九八二年六月，他到河北上任的第二天，一位老同志去看他时，他说：“快四十年了，走过多少地方，还是常常想到这儿……”现在，高扬象三十七年前告别太行打回东北老家去一样，重又踏上了这片热土……十月七日，当高扬一行十八乘坐的奶油色“面包车”驶出石家庄的那一刻，太行腹地簸箕楼峰脚下的槐疙瘩村上，六十七岁的李占林老汉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女儿李绪书刚才风风火火跑进门，说：“爹，省里高书记到赞皇来了！县里让我来接你哩！”
“他可是真来了？”前两个月，从省里回来的人捎信儿说，高书记有空要来“老家”看看，可他说来就能来吗？李占林口里问着，手早不知做什么好了，找衣服，找蝈子．没扣上扣子就跟女儿上车了。
赞皇县委的干部们都在招待所门前等着。人们间他，“老李，你还能认出高扬同志不？”“能……咋不能！”虽是这么说，心里可没底儿。四O年前后，槐疙瘩是冀西地委的驻地，他是村长，又是党员，他的家便成了地委和八路军的“公寓”，高扬和许多同志都在他家住过。四十年了，谁知还能不能认识呢？
下午四点钟，“面包车”到了。车门一开，一位身着灰色制服，蓄着雪白寸发，戴白边眼镜的老人探出身来。李占林不由叫了一声：“就是他！”说着蹒蹒跚跚地奔过去，拉住高扬的双手，问：“老高，你还认得我不？”高扬热烈地摇着李占林的双手，笑道：“我还能不认识你呀！”“你可老了……”“是呀，都老了。”两位老人四只手握在一起，走进会议室，坐下来了，还不忍松开……这天，除了和赞皇县委的同志谈工作以外，高扬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交给了李占林。老兄弟俩饭桌上边吃边说，吃过饭边走边说，晚上高扬听完县里的汇报，已经九点多了，李占林忍不住又去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两位老人还健在吗？”那是两位亲同父母的老人，当时有的年轻同志干脆在这儿认了干娘。
“都没了。”
“几个孩子？住的是老屋还是新屋？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不用结记，都比早年强了。”
“那棵黑枣树还在吗？”
“五八年砍了……你还记得哩？”
“啊……”高扬遗憾地说，“那棵树的枣没核儿。”它立在李占林家几亩薄地的中央，高扬闲时常在那里帮着干活儿。那年月，家有一棵枣树是能救命的呀，换盐吃，换布穿，没粮时，抓俩枣儿也能顶顿饭。
李占林越说越亲，恨不能把几十年的事儿都倒腾一遍。高扬问他以后都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退休的，一提这话，老汉眼圈红了。“文革”前他在县里当过畜牧局长、区委书记，七O年在干校，人家一句话就打发他回来了。临走那天，连个送的人也没有，离家几十里路呢！他夹着铺盖在路边发憨，幸亏有个熟人帮他拦了一辆山西拉煤的卡车，捎了他～段，这才摸黑赶到家。说着，老汉落泪了。
一旁，女儿李绪书忙制止说：“爹，别说这了！”高扬说：“让他说吧。说出来也好消消火，心里痛快点儿。这些年，老干部都受了不少委屈。”
该说的说了，该问的问了，第二天高扬进山去调查，还要亲眼看一看槐疙瘩，不然他心里总不踏实，仿佛他在那里失落了什么。
已是深秋时节，太行山敞开了丰饶的胸膛，慷慨地把财富赐给自己辛勤的儿女。地里的庄稼大半已经收割，路边的柿子也变黄了，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色。毕竟是变了。山沟里有了水库和电站，过去有马也只能牵着走的傍山栈道，如今通了汽车。曾经牺牲了我们几十名战士的长沙村，就在路坡下，如果不是李绪书指点，他已认不出来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希望多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以便唤起那深沉的记忆；又希望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奋斗了几十年，为的不就是这个变化吗？
望着山坡的杂树，他问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
高扬住槐疙瘩的时候，李绪书不过四、五岁。那时候地委和八路军干部们每天只有十二小两粮食，还要节余四两救济群众，即便这样，高扬每次从食堂领回的那一份儿，还要分给孩子们一些。如今留在李绪书记忆里的，只有“当当当，吃包包”这句童谣了，因为只要挂在树上的炮弹皮一敲响，她就有菜包包吃。这种亲如一家的感情，如今又被唤醒了，因此她已没有生分的感觉。她调皮地反问高扬：“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扬数点着：“杏叶能吃，杨叶能吃……”
李绪书接口说：“柳叶、柿叶也能吃。”
高扬说：“柿叶可涩呀！”
李绪书说：“是涩，可六O年也吃了。”
高扬没言语。六O年，他知道。那时他下放在贵州，和老百姓过的是一样的日子。他不想让后辈人都记得这件事，只愿老同志不要忘了那段教训。
他的目光在山坡上寻找着什么。“怎么看不见羊群啊……”他说。想必当年他是经常看见的，那里有送鸡毛信的孩子，有“王二小放牛郎”。
“‘文化大革命’把羊群都‘砍’了。”李绪书说。
高扬对这一类的回答似乎不大甘心。他仍在寻找。汽车转过一个弯儿，他忽然兴奋地指着前面：“看，我看见羊群了！”
李绪书看了看，对他说：“伯伯，你看花眼了，那哪儿是羊群呀，那是禁坡——封山育林，在石头上刷的白灰。”
“哦……”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槐疙瘩到了。他们下了车，踩着杂木棒子搭成的小桥，过了乱石滚滚的槐河。乡亲们从一家一户跑出来，高扬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好象“反扫荡”之后又回村时一样。仔细一打量，已经没有几个认识的人了。如今五十几岁的老汉，当年也不过是儿童团里的角色。拥挤在狭小山洼里的大部分还是老房子。顺着七高八低的小巷，他还能找到李占林的家。他住的那间只有三根椽子宽的小南屋去年已经拆了，其它三面的老房子还在。他抚摸着墙上的石头，在狭小的院子里端详了许久，“变化不大呀”他说。
周围的几座山，旮旮旯旯他都去过。当年山上的树就不多，如今更少了。“还是穷啊。”坐在门前的蒲墩上，他对社队的干部们说，“这么大的山场，总要发展点什么。种点酸枣总可以吧？干不了别的，用它闹个擀面杖、梳头栊子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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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有旅游的经历。作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我们可能会为雄险奇绝的山峰所倾倒；可能面对青碑占庙发一番思古幽情；可能被山区的变化引出一腔感叹，或者对山沟的落后和贫困发一通牢骚；此外，也可以利用山里人的闭塞和诚实，攫取一点廉价的山珍。之后，就可以扬长而去了。我们只是普通公民。可是，假如你是这一方土地的“衣食父母”，你是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呢？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面包车”继续南行。走到赞皇与临城县交界的地方，隔一架大山，那边就是著名的八路军后方基地蝎子沟了。当年，那里有我们的军械所、被服厂、医院，地委也在那儿住过。那是被许多革命者视为“家”的地方。“能过去吗？”高扬问。
“还没通公路呢。”前来迎接的邢台地委的同志答道。
“通电了没有？”
“也没有。”
闭塞，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年代，曾经是我们赖以坚持和发展的条件；今天看来却是那样难以忍受。在车上，人们讲了这样几件事：蝎子沟的农民卖一口猪，要八个人抬着，走一天才能送到公社。孩子上学要走十八里路。公社的干部去蹲点，采取抓阄的办法，不然谁都不肯去，因此那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生人。一九八一年地委新来的书记对县里的同志说，他要到蝎子沟去看看老百姓，蝎子沟的人们听到信儿，就整天盼。一天，果然来了个穿制服、提皮包的人，全村人象过节似的，好酒好菜招待，干部整天不离左右。过了两三天，总不见这人做指示，光打听皮毛行市。问他：你是不是地委书记？他说：“我是进山来买皮子的……”
这是个笑话，却谁也笑不出来。“解放三十多年了，老百姓还过这样的日子怎么行！”高扬有些激愤。他对邢台地委的两位同志说：“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去一趟，别让他们再失望了！公路、电，要限期解决！那里有两千多口人，也该有个学校、卫生所、商业点……”
（这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九、三十两天，地委副书记张玉美冒着寒风，翻山越岭进了蝎子沟。跟群众说起高扬同志的那些话，不少人都落泪了。第二年九月，蝎子沟通了公路，安上了电灯，学校、卫生所等也陆续建起来了。老百姓说：过了四十年，高政委没忘了我们，给我们办了几件好事。）高扬来到当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心——涉县。它曾是太行儿女深情敬仰的地方，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曾在这里生活、战斗五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等老革命家也先后到过这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就牺牲在涉县与山西交界的十字岭上。
高扬的日程本来很紧，原计划在涉县停留半天。来到之后，他走不动了。——这里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口粮不够，不得不吃糠；有七十个大队，将近五万人口居住的地方，人畜饮水困难。县里征集党史资料，邀请了一些从涉县出去的老同志回来座谈，他们问老房东有什么困难，老房东说：“没水吃……”老同志都掉泪了。
听了县委的汇报，高扬很不平静，他在汇报会上说：“省里王铮同志来过，说这里吃糠的现象很厉害。老同志谁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可是咱们不能得出这么个印象：涉县穷，是因为老天爷不照应。能不能有这么个答案：这里所以吃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点人祸？照过去的做法，大平原、高产地区也照样穷，叫高产穷队。所以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老天爷也冤枉。怨谁呢？怨我们，怨我们上面领导！”
下午，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帮助县里的干部详尽地研究了他们的发展规划，帮助他们认识本地的优势和劣势，寻找新的生产门路，话题涉及到工、商、农、林、牧、副各业，他的插话，仅县委追记整理出来的就有七千多字。
第二天下午，他到赤岸村看了一二九师师部旧址。当年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墙上一份保存完好的干部名册上，写有太行军区第一分区政委高扬的名字。看过之后，他没在县城落脚，就驱车直接赶往下一个地方了。他的脚步很急。一个在共产党的名册上写着名字，而又受命对这片土地负责的人，他必须时刻准备回答那名册上生者和死者的询问：老百姓还吃糠吗？
不错，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没有了战争和阶级剁削、阶级压迫，比照四十年前，的确变好了，变富了；可还是穷呵。我们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搞得更好些。在全国性的十年**之外，河北又经历了五年的曲折和延误，党的三巾全会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生产责任制在许多地方刚刚开始试行。一路上，他看见几乎每一道山坡都刻着历史的教训，残留着“左”的指导思想的痕迹，他也看见了被人的僵化和狭隘所掩盖的大自然的潜力。造物主原来在每一块土地上都安排了各自的“优势”，给每一条山沟都预留了发展的门路，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去开发。站在这里谈论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你将不再觉得“翻两番”只是印在纸上的字眼，而是古老地壳下岩浆奔突的声音，是江河和林涛的呼唤。你将产生一种奋斗甚至献身的冲动。
“我下来调查，就象牛吃草一样，尽量多吃，回去后再慢慢反刍、咀嚼。”当着地、县领导同志劝他安排一些休息时，高扬这样说，“你们知道，作为第一书记，我下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不要搞‘外交辞令’，不搞那些千篇一律的虚言俗套，实打实地来。”
让我们看看他在邢台县一天活动的日程。
十月十日上午九点钟，按照头一天的约定，高扬一行乘坐的“面包车”，由临城县来到邢台县野沟门水库的大桥上，与县委书记白少玉的吉普车会合了。吉普车引路，他们径直前往胡家楼大队的寺沟。当年，这是一条乱石滚滚的“光屁股沟”，从五五年开始综合治理，成功地经受了六三年特大洪水的考验，被省报赞为“暴雨摧残处，百花依然红”的奇迹。如今在这三里长沟行走，可以人不出树荫，脚不沾泥土，地表全被树木和海绵般的草皮所覆盖。高扬一边察看，一边兴致勃勃地同治山的带头人、当年边区的劳动模范马聚山老汉交谈……已经十点多了。县里的同志提议到公社去吃午饭，高扬说：“接着走。”于是沿山沟上行到了稻畦村。在供销社值班打更的小屋里，高扬邀请几位老党员开了座谈会。之后，顺着佛堂沟，察看了县社队合营的万亩林场，看望了当年的边区劳动模范郭爱妮老大娘。等他们赶到浆水公社吃午饭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
十月的天气还相当炎热，火暴暴的太阳晒得人们不住地沁出汗水。已经一上午没歇脚了，吃了午饭，高扬紧接着又驱车前往最边远的水门大队。他沿着盘旋山路，徒步登上山头，察看了他们在六三年洪灾之后重建的古城堡似的梯田。
离开水门，他们访问了抗大总校住过的前南峪大队。在这里，高扬走访了三户老干部、老烈属和十几户农民家庭；乘车察看了大队重点治理的三条“经济沟”。党支部书记郭成志是个能干的年轻人，他们以感人下泪的热忱和优厚的待遇，从唐山请来“板栗大师”王金章，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使本队果品产量连年大增。坐在果园的树荫下，高扬饶有兴致地听取了他的汇报，直到傍晚才罢。
头一天，县委书记白少玉曾请示高扬一行到邢台的食宿怎样安排，高扬让人答复：不要安排，走到哪儿住到哪儿。现在走到浆水公社了，怎么住呢？公社连个招待所也没有，只是供销社有几间供过往购销人员住的客房，实在太寒碜。白少玉说：“回县里住吧，汽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明天可以再来。”
高扬说：“时间都扔在路上了。就住这儿。”
保卫干部为难了：“这儿连个围墙也没有，不好安排警卫呀。”
高扬说：“别管那些。当年我在这儿，整天走沟过涧的，也没人害我，今天还有什么问题？”
他就在这儿住了两宿，利用晚上时间，开了两次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
供销社的食堂是个半面没墙的棚子，饭菜一端上来，苍蝇蜂拥而至，碰头碰脸。司机小陶一次就从醋瓶里倒出三只苍蝇。高扬在这里吃了六顿饭；四菜一汤，还特意按？高扬的嘱咐，捎带蒸了些山药蛋、胡萝卜和菜窝窝，他每‘样都尝了尝。由于连日奔走和饮食不善，秘书和一位随行人员病倒了，中途返回了邢台。七十二岁的第一书记却依然精神饱满，在太行山里越走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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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以来，经过三个地区近二十个县市的调查研究，他觉得心中有点“数”了，召开一次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开创农业生产新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农业部门提出要在会上讨论八个议题。高扬说，议题多了，就没有议题。回到省城，他根据自己的调查所得，会同调查回来的省长刘秉彦、常务书记张曙光等同志的意见，亲自拟定了“促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横宽纵深发展”等三个专题。经常委会讨论后，责成有关部门抽调得力干部，按三个专题分头下去调查。高扬同时又再次下去调查了十八天。三个文件起草出来后，又派调查组带上文件草稿分三路下去征求广大基层干部和重点户、专业户的意见。
这在当时还是三个新鲜的课题，是在河北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三棵新苗，其中有些提法在上头文件里是找不到的，有人担心会不会与中央精神不一致。会议开幕前夕，中央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下达了。大家一对照，省委的文件与中央文件的精神丝丝人扣，对上“口径”了！
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它不仅为河北农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了微妙的震动：省委的作风变了！河北的干部和群众开始有了自信，他们正走在中央指引的道路上。他们为此而感到踏实，感到自豪，不象前几年，只在大标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样，令人惴惴不安，啼笑皆非。
这次会议之前，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八二年十一月，高扬到邯郸市研究中小型工业企业问题。十天之内，他看了十个厂矿，听取了市委及下属四个部门的汇报。这天晚上，他同干部谈完话，已近十点了。他向秘书甄树声打招呼说：“晚上我要写稿了。”预定第三天他将在干部大会上讲话。
十二点，他房间的灯还亮着，秘书先睡了。第二天早晨，秘书走进他的房间，见他的灯仍亮着，不禁有些吃惊。高扬解释说：“啊，早晨起来我又写了一会儿。”上午他还要开会。小甄把他昨晚写的抄出来，共有三千五百字，这就是后来在全省中小工业整顿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五条意见”。
定稿之前，小甄提了条意见。稿中原有一句：“不要盲目提‘翻番”。小甄说：“这句话是否改一下，或者不要？”“为什么？”高扬问。小甄说：“十二大刚提出翻番的口号，现在叫得正响，这样提…一”不言而喻，有“唱反调”之嫌。高扬说：“我这个‘翻番’前面是加了限制词‘盲目’的嘛。中央提‘翻番’，是以一九八O年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起点的，是经过了计算的。可是具体到某个单位就不同了。比方说：刚生下来的孩子，五岁以前身高、体重可以翻一番，到了十八岁还能翻吗？那不是假、大、空吗？”
下午，他召集当地一些负责同志，念了稿子，征求了意见，之后又让随行的“秀才”们再推敲一下。不料省委副秘书长肖风又把这句话划掉了。高扬摇摇头说：“你们哪，就是怕我和中央不一致，怕我犯错误。好吧，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你们这个思想不对头。”
这里也许可以套用一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句老话。“大跃进”年代，高扬以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身分下去检查工作，曾对所谓“大炼钢铁”等违背科学的作法提出异议，而且诉诸文字，据理力争，他因此得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标杆”的帽子。下放两年之后，担任化工部长期间，仍不“改悔”，看到上送的报告中某些在什么“指引下”、“鼓舞下”、“照耀下”之类套话，他就说：“这是给中央看的工作报告，罗列这些干什么！”于是动笔划掉。这些时髦的“铁证”又使他戴了十一年“三反分子”的帽子。看来，五九年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两次被打倒，并没有教这位刚正的共产党员学会“见风使舵”，甚至没有学会起码的世故和圆滑。他是那么自信，就象农民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他坚信，实事求是的种子点进哪里的泥土都不会长出别的苗儿来，虽然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难怪肖风多次感慨：“高扬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和善于把中央精神和河北实际高度结合。”他说这话是经过对比的。他在省委机关工作几十年，可算是秘书班子里的历代元老。他曾亲见有的领导专靠揣摸上级喜好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上级喜欢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上面讲八分，他就讲十分，上面讲十分，他讲十二分。上面开个什么会，他也开个什么会，甚至到会人员的身份、会议程序都照套不变。他从这种“领导方法”中得到了不小的甜头，至于老百姓得到的是否也是甜头，那他就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