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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枚巨大的运载火箭进入待发状态，它将把一颗试验卫星推入太空轨道。卫星控制系统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白拜尔，心里充满兴奋而紧张的期待。
此刻，他的老父高扬的心情和他很相仿。这一天，他起草的《省委一九八四年工作纲要》第二穗，在常委会上通过了。他们的十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处在某种“待发状态”，他们也要把它推上去……
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努力，河北的工作终于理顺了茬口，填平了坎坷。八三年八月，中央领导同志欣慰地宣布，河北的工作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进入了全国工作序列。接着又寄予更大的希望，要求河北应同江苏、山东、河南等省一样，在全国起“橱窗”作用。《瞭望》杂志和《文摘报》以热烈的笔调报道了河北省一九八三年的“五大成就”：大旱之年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超过“六五”汁划；棉花增产一倍，成为亩产百斤以上皮棉省，从后进行列跃居全国第二位；太行山开发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不久，《光明日报》连续发表十篇调查报告，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河北省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盛况……
“开展一九八四年工作的主客观条件比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好得多了，”高扬在《纲要》开头写道，“我省工作‘落后一大截’的被动局面已经改变，我们有可能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了。”《纲要》用“提高人的素质”这样一个总概念，贯穿八四年全省的工作重点，而首要的一条又是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发扬创新精神。
“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自觉克服政治迟钝、思想保守的一切表现，勇于探索各项工作的新途径，创造新经验，”“对新事物不要率意否定，经过观察研究，认为应该扶持的，要勇于负责，大胆扶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地市县委书记会议的讲台上一板一眼地宣讲《纲要》。
“——这里要插几句；看准了当然要扶持。你这不废话吗？不。有的同志看明白了也不敢扶持。违法乱纪，不上班．谁看不明白？怕得罪人哪！”（台下轻微的笑声）
“……随时向上级机关提出新主张新建议。——解释一下：有些干部就是不提建议。错了怎么办？闹个不好印织。当和尚不撞钟。”（笑声）
他象在私塾里背书那样，随着语调的抑扬顿挫，轻轻摇晃着身子，讲智力开发，讲建立灵敏的反馈系统，讲建设智囊团……他沉醉在上下呼应的会场气氛中，沉醉在即将开始的新的探索、改革和创造的乐趣之中……他进入了一种令人羡慕的自信的忘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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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会议的间隙，笔者访问了他。那天，他刚从会上回来不到二十分钟，我不期而至。他正拿着一本刚出版的文学杂志，读那篇四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于是，我们的闲聊式的谈话就从报告文学开始了……听他满有兴趣地谈论我们的本行，一个在心里藏了很久的问题不由浮上嘴边：他每天脑子里要装多少事情？
一个省委第一书记，按部就班地工作就够忙了，他还要下去调查，要改革，要亲自起草讲话和某些文件，还要随时留心国内外的经济信息，这一切之外，又给自己揽了许多杂事，比如报社记者的稿子，“本来忙得不可开交，但读了此文还是动手改了。改此稿的目的，除了希望读者看到这篇报道是好文章以外，也想帮助你们提高文字水平。我是从严要求。希望大家原谅我这个老头子爱直言，太唠叨。”一位青年农民业余作者写的故事《辣椒嫂》获奖，团省委请求把她转为干部，他批个“同意”就完了，却又嘱咐；请找一本《辣椒嫂》给我看。
我尤其想到了他主编的《河北经济文章选编》。那是他亲自发起的一次写作活动的成果。他说过，“有生产管理之权，而无相应的经济、技术管理知识，这是我们多年来生产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他对下面一些领导干部知识贫乏，眼界狭窄，靠“拍脑袋”指挥生产的状况十分忧虑。他想过许多办法：要求各级订购必备的书刊，开列必读书目，充实图书馆、资料室，以至推荐自己常看的读物等等，但收效总不明显。许多领导干部基础知识差，大部头的著作读不懂、钻不进，培养不起兴趣来。去年夏天，他到沧州调查研究，发现了沧州化工二厂“起死回生”的生动事例。这个厂八一年七月因亏损二十八万元而倒闭，工人放假去做小买卖。这时，县领导从天津请来一位叫王宏烈的工程师当厂长，王宏烈七弄八弄，没用国家投资一分钱，到八二年底创利润六十三万元。这在沧州地区引起轰动，都说这个人有“绝招儿”。王宏烈说：“这不是什么绝招儿，我就是运用了一些经济技术管理常识。”的确，他的经验介绍很能给人一些经济理论基础知识的启蒙。
“这很可能是推动干部学习的一个好办法！”高扬深有所悟。于是，六月十五日，他在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座谈会上发出了编辑经济管理知识活页文选的倡议。他设想选定一百个工农商各业基层单位，由各地领导、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三结合，各自写出四五千字的文章，经验与教训大体各占一半，并且都要上升到理论。一周之后他又召集省直机关各部门二十七位领导干部座谈这件事，从它的意义，到这一百篇文章的选题标准、文体、字数、完成期限，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并建议组成一个编辑部，他亲自担任主编。
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主编。编辑部头两个月内编发的四十篇经济文章，他篇篇都看过，绝大部分文章，他都有修改和批注，有的批改达二十处之多。他的批注和修改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篇生动感人的文章。
在一篇题为《周学贵的“学问”贵在哪里》的文章里，有一句“周学贵为什么能变化这样大，变得这样快”，他将两个“这样”划出，写道：“两个‘这样’用得都不通。原来如何，没有写，读者何以见得变化大且快呢？”文中原有几句写周学贵在什么什么路线方针指引下之类套话，他删去后改为：“同样是执行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为什么周学贵能快他人一步，胜他人…筹呢？”又如，原文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后写道：“周学贵是深通此理的。”他改为“周学贵实际上是深通此理的”，并批注，“不加‘实际上’，好象周学贵熟读《资本论》了。”——改了，又说明理由。
最后，他在文章前面批道：“此文在经济文章中具有自己颇大的特色。用经济学的语言来分析总结一个农民家庭的生产经验，而且写的很详细，我过去没有读到过。所以此文很重要。但是此文有缺点。一是有时用惊奇的口气写，这不对。多年前老农民中精明人就是象文中写的那样会经营的，不过是年轻人未看见过他们施展才能罢了。用重新调动积极性、鼓励赞扬的口气来写就对了。二是分析农业家庭有的可用马列主义经济科学语言，有的不可，因为有些语言是适用于现代化工业和大农业而不适用于家庭经济的。文中不但有的地方用语不当，经济科学语言用得也太多，显得不通俗。只要稍加修改，实在是一篇好文章。”
一位专职的书刊主编，也不过如此，甚至不一定如此用功吧！浏览这些文章的底稿，我们不仅为他精深的学问、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也不难想见这位古稀老人呕心沥血，于灯下“躬耕”的情景！
于是，插个空子，我忍不住问道：“您这样大年纪，一天工作下来，是否感到很疲劳？”我想他每天一定是咬牙坚持的。
高扬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他没想过这个问题？）摇摇头说：“……不明显。”
我吃了一惊。“那么，你年轻的时候很爱运动吗？”有这种可能，他读书时说不定是个运动健将，老底子厚实。
他的老伴、七十四岁的家庭妇女王纫兰同志忍不住接过话茬，用一口标准的东北口音说：“唉呀！可瘦了！还不到一百一十斤呢。还是老肺结核，这才好了没几年儿。”
高扬笑了，说：“也怪，我年轻时身体并不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文化大革命’十一年没工作，把精力攒下了？我没蹲监狱，除了挨批斗，就在家看书。我喜欢看历史书，历史上忠心耿耿被杀头的多了，比如岳飞、于谦……象我们这样的遭遇还算好的呢！另外，我那时还是有信心的：这么大一个民族，这么大的党，这么容易就折腾垮了？不可能嘛。”
听人说，重新工作后，他从不谈论“文革”那档子事，如今偶尔提及，却如此轻松，似乎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史无前例”运动“风起云涌”，化工部长高扬受中央委派，率领一个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出国访问。八月初回到北京，化工部大院里已经满是“揭批”他的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自忖没有什么“罪行”，泰然自若，住在香山静心写他的出国访问总结。“总结”交上去了，向中央汇报完了，在部长位置上上了一天班，即被宣布“停职反省”，押上了万人批斗大会。
他忘了，五九年他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前科”；他忘了，他在工作报告中划掉的套话此时正是划分忠奸的“铁证”。因此，据悉他是部长以上高级干部中第一个“停职反省”，第一个上万人大会批斗的“走资派”，一时远近闻名。
批斗大会连开三天，其场景令人不忍描述。会场与他的家只隔一条马路，大喇叭震耳欲聋，家人不忍听，又不忍不听，六神无主。
“小将”们来抄家了。按当时的标准，在这位当了多年部长的高干家里抄一点“奢侈腐化”的证据是不费事的，但他们还是失望了。这是一座与普通城市居民住宅一样的统建楼，共四个单元，其中一个单元（两间）是公家留给他办公、开会用的，另一个单元是炊事员、公务员的住室，其余两单元（每单元三十平方米），住着全家八口人。家具呢？一九八四年高扬的家里依然没有洗衣机，电冰箱，老两口的居室里只有一个小书架和两只旧木箱，其中一只是未经油漆的五十年代从东北带来的。可以想见六六年该是何等简陋。
“小将”们翻来翻去，从松木箱子里翻出一捆纳得密密实实的鞋底。生在城市的孩子，大概从来未穿过妈妈亲手做的鞋，不知这是什么物件，厉色质问王纫兰：“你们这是……想干什么？”那东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特务用的“密电码”之类。王纫兰被问愣了：“想干什么？想给孩子和他爸做鞋穿哪！”
“小将”们审度半晌，无从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实在找不到可以上纲的地方，只抱去了一堆古书了事。后来，“军管会”掌了权，新的当权者们又把房子里外察看一遍。大概想占用一下“部长公寓”吧？可是这样的地方谁瞧得起！所以高扬一家始终没有被“扫地出门”。他是属于那种不贪污、不腐化、不多吃多占的“清清白白的走资派”。这称号虽然也在“纲”上，但斗起来总不大提精神。比来比去，倒是当初揭竿而起指控高扬的那位领导干部，更象“修正主义”，于是七弄八弄，把他“运动”进了监狱。这当然也是不对的，其中的教训却不可不察。
接受批斗、散步、读书，三大实践。可是，越读书越叫人坐不住。苍凉心绪有肘让人懒步闲街，耿耿不平又使人忍不住疾走如飞。那时候，他早晨很早就起来走步，最远的从和平里走到农展馆，往返两个半钟头，约二十华里。胸中激愤，可见一斑。
革命生涯中，常有做自我鉴定的时候，他在“爱好”、“特长”之类栏下要么不填，要填便是“喜欢读书”，他觉得此外便没有“特长”了。他是有了革命理论的准备之后才投身于革命行列的。大学图书馆里英文版的介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小册子和进步文学作品，引起了青年高扬热烈的向往和追求。有几座活的“纪念碑”可资稽_考，这就是他的几个孩子的名字。
他的大女儿名叫“娜鎁”，大儿子叫“白拜尔”，三二儿子叫“白惠尔”，小女儿叫“丽达”。“文革”中这也是高扬一条罪状，叫“崇洋媚外”，却谁也说不清崇的是什么“洋”，什么“外”。
大女儿生于一九三O年，那时高扬正读大学一年级。他事先起了一男一女两个名字留给妻子。“娜娜”是南斯拉夫克鲁地亚作家雅尔斯基的一篇小说里的人物，一位率领农民起义的农村姑娘。“白拜尔”则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倍倍尔的谐音。“白惠尔”是高尔基《母亲》中的人物，“丽达”是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那个活泼、坚强的唯一活着出去的姑娘。共产党人不是“循名学”家，但它至少证明那些书籍和人物，在一个热血青年的心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迹。．要知道，那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厂这与“文革”期间起的“学青”“卫彪”之类不可同日而语。
“一二·九”运动后，高扬作为东北流亡学生里的一名中共党员，历经辗转，由北京而西安而太原，之后上了太行山。上山时他还背着…套英文版的《资本论》（袖珍本）呢。那是一位留学欧洲的同学送给他的。在山里，开始没有马，每天步行百十里，出入于东北军残部、红枪会和穷苦农民中间，睡长工屋，吃“糠炒面”，朝不保夕，再背着这本砖头厚的《资本论》，未免迂腐，他忍痛扔掉了。
扔掉了，不是不想读。稍有条件，他又读起来。一九七O年一个大雪迷天的寒夜，他在干校的草棚里读完了《资本论》第三卷，曾随笔以诗寄怀。此诗原有小序，一九七六年因惧文祸，手稿已焚毁。据其子女回忆，犹记大意是：
一九五O年予主政辽东，大军过江，安东被炸，工厂搬迁，家属疏散，夜间读《资本论》至第三卷之半而罢。二十年草草。今下放河南干校，劳动之暇，重读是书，竟尽三卷。适大雪迷天，春雷忽动，乃中州之奇景，非平生所经历。夜阑梦回，繁花满眼，感事伤怀，成诗四句。时一九七O年二月某日也。
一部《资本论》，伴随他北战南征、荣辱沉浮四十年。他曾对孩子们说：以前工作忙，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读书，这十年读着书，想了许多问题，得益匪浅……
人的精力是否可以用“水库”蓄积起来，留待日后使用，有待医学、人类学家考察；但这十年高扬确实积蓄了一些什么，使他复出之后，犹如江河出峡，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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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告辞了。他还有任务。我站起来，提了个要求。“参观一下你们的住室好吗？”
高扬愣了一下，摊开两手，指着我们谈话的房间说：“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就是这儿？”我大约脸红了……
有人告诉我，说高扬到河北后，老两口就住在办公室。我感叹着，脑子里出现的是招待所里常见的那种套间，里间住宿，外间办公……方才注意力被他的谈话所引，没仔细打量房间，如今一扭头才发现，他和老伴的床就放在这间方形办公室的一角！
高扬见我将信将疑，几次看里间那扇门，笑着解释说：“那里间是个厕所。”
再没有别的房间了。立刻，以前听到的许多事情，都改变了模样，不得不在脑子里重新结构画面：他就伏在那张桌前处理全省最重要的公文，写文章，读书，从早晨到深夜；他的老伴就坐在那张床上，守着他，陪着他，织她那永远织不完的毛衣，或是拿本小说翻翻（她读过五年书），或者给他熬点粥，洗洗衣服……
简直不可想象！他的那些广为传扬的政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陪伴下产生的？想当年，高扬二十五岁离家，辗转关内，小夫妻十年生死两茫茫，却能忠贞不渝。直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大雪天夫妻猝然相见，彼此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段往事，至今在太行老区的群众中有口皆碑；东北的老同事们则说：老高这一点，足可以立个牌坊……往事不必细提，单看他们晚年的这种和谐，便知这话是不错的。
他对生活的要求是苛刻的，又是淡泊的。他的鸭舌帽戴了将近二十年，洗过之后变小了，老伴给他买了个新的，他抱怨说：“旧的还能戴，凑合几年算了。”他的眼镜修过之后，戴着不适，公务员要拿去修修，他说：“别麻烦人家了，戴习惯了就好了。”无论什么人做的饭，食堂的也罢，女儿做的也罢，他都说好，吃得一样香。长子白拜尔被推荐出国考察，因是“高干子弟”，须比别人多一道手续——经中组部审批。这规定对于想借机出去逛一趟的人来说是太必要了，却拐带着我们这位真正的专家多等了一两个月。眼看日期迫近，妈妈替儿子着急了，她对高扬说：“你就不能给催催？”高扬说：“他有他的单位，要催也应该人家催，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没有心思在这些事情上动脑筋，他的精力都被他“攒”下了，于是工作起来就不知疲倦……
相比之下，那些为鼻子尖上的蝇头小利煞费苦心的人，就太痛苦了。他们体会不到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那种敞亮，感觉不到思想解放的轻松，品尝不到犹如纵马奔驰一般的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快感，更享受不到一个人摆脱了物欲的赘累和世俗的羁绊，象三级火箭脱落之后卫星进入运行轨道那样的自由！他们在自己营造的囚笼里不能自拔，他们是一些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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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的料峭而清新的早晨。
六点，他象往常一样，从省委大院的小门出来，穿过两条马路，步入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转一圈，回到办公室即宿舍，正好四十分钟。
陵园里肃穆、宽敞、幽静。他从白求恩和柯棣华——两位献身在华北土地上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塑像前走过，从华北烈士纪念碑前走过……
“华北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从一九三七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伟大事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在四年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在华北广大地区，滚滚的河流，巍巍的山岳，浩浩的平原，到处都曾洒过烈士们沸腾的热血。”
“我们永远记得，当年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破了古老的长城，炮声响遍了华北，八路军和华北人民在一起，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一切都是熟悉的——无论是陵园里冬青树夹峙的小路，还是它所纪念的那段历史。河北是从这里走向八十年代的，就象高扬从这里走进省委机关，走向大会讲坛一样。看来，高扬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不全是出于偶然，历史老人也在其中安排了某种必然。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可爱的河北》音像制品汇报会上，发表过一篇电视讲话。他说：
“同志们！方才听了、看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河北电视台播映的爱家乡、爱河北、爱祖国歌曲和电视片，很高兴。我四十年前曾在冀西工作过，现在又有机会参加可爱的河北的建设，感到也是一段光荣的经历，‘栖栖遑遑’的劲头应该更大。孔夫子是‘栖栖遑遑不知老之将至’，孔夫子我不敢比，但是做为孔夫子时代两千几百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事业的奋斗精神是应该超过伟大的历史前人的。”
的确，伟大的古人也还是古人。子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已经完成了学习修养的全过程，不再进取了。共产党人高扬行将七十有五，却还象“十有五”那样“有志于学”，时时吸吮着新的养料，更新自己的知识构成。就在他酝酿省委八四年工作《纲要》的过程中，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国新近翻译出版了一本叫作《第三次浪潮》的书，作者托夫勒预言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近几十年内科学技术要有重大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兴起，整个世界社会生产力将有一个新的飞跃。高扬几经周折，才买到此书，即刻早晚研读。书中的观点虽不尽可取，却可以开阔眼界，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不可不读。接着，他又看到报上介绍美国近年出版的预测未来社会的专著《大趋势》，立刻让秘书去买。书店里没有，经济情报研究所也没见过，到北京一打听，这本书的中译本还没出版呢。于是请人赶写了一个梗概给他看。毫无疑问，《大趋势》中译本一旦出版，他将是第一批读者。
的确，他老了，但又很年轻。
他的与其年龄几乎不成比例的旺盛的精力、昂奋的精神，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谜。他的工作节奏之快、效率之高，令人眼花缭乱。他同河北的广大干部和人民近两年来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和创造，令人目不暇接。
深知其人的老同志惊叹道：“到河北这两年，是高扬的学识和才华得到惊人的最大发挥的时期！”
高扬说：“这里有个大背景，这就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我现在常常觉得：我想办的事情，恰好是中央希望我办的；我不想办的，往往也是中央不希望我办的……”
这是否也是一种“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呢？是否就是一个革命者老而年轻的秘密所在呢？我想，一个政党，一种路线正确与否，除了别的标准之外，大约还可以看一看它是否使自己的战士有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脑袋去判断的权利和自由；看一看它的战士是否时时产生一种创造、探险的冲动而又步步踏着信心的路。
我们从高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迷人的境界，从我们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战士身上看到了这种境界。他们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而今走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他们是一批“现代化”的共产党人。
——1984年3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