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写《省委第一书记》的两个月内，在它送审、定稿直到发表这段时间里，我常常是在诚惶诚恐中度过的。
我曾担心我的采访对象拒绝我的自以为是的要求；我担心由于思想水平、见识和笔力不足而驾驭不了这样重大而敏感的题材；我担心送审通不过，因为据说象这样专写一位现职高级干部的报告文学还没有过；……作品终于发表了，我又担心读者对什么地方提出指责，惹出麻烦并且累及作品主人公……
我是一个怯懦的、自卑的、没出息的作者；它是一个公认的难写的题材。可是，我要写它——这决心却从未动摇过！而且事实证明，这件看起来困难重重的事情，居然办成了。就是说，作品付诸铅字，迄今尚未惹出什么大的麻烦和不良后果。
这不是很奇怪吗？
于是我就时常回过头去，想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初决定要写这样一篇东西，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读者需要它，非常需要！尤其在当前。
没有谁不想了解一位现职高级干部工作与生活的内情。只是出于好奇心吗？不，即便是好奇，当今时代中国的百姓也在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内容——他们是想从中寻找希望和信心。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四化的宏伟目标，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燃起了一束希望之火。若干年来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教人们不能不加倍珍视这个希望。于是，一个与希望同等分量的担心出现了：真能实现吗？整党会不会走过场？党风能不能尽快根本好转？改革之风能不能吹得开，能不能坚持和贯彻下去？四化建设，能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不约而同地，人们都把眼睛盯向自己的领导者，特别是手执大权的高级干部。“上边放，下边望”，人们最担心“中间有个顶门杠”。
十年“大民主”，似乎给每个中国人都开辟了获得上层秘闻的“胡志明小道”，口头文学空前发达起来。这几年，随着党内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情况有了改变，街谈巷议的中心，也由前几年的上层人物隐私，特殊化、“走后门”的劣迹，转到了另一些问题上：哪里上来一个年轻干部，哪里出了个大能人，某领导思想多么保守或是多么解放，哪里又搞了什么惊人的改革……如果哪一天能听到一个关于我们的领导人的令人振奋的故事，无疑这一天就会过得快活，干活也有劲。可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小道”毕竟不如“大道”来得方便，而我们的“大道新闻”常常是“官样文章”，（这在许多情况下是必要的）不象外国记者那样喜欢披露细节，人们很不满足。勿庸讳言，关于某些高级干部的令人泄气的故事仍然不少，而且人们听了，一般“上纲”都很高：“唉，中国的事，没法说……”
这可是需要调动千军万马奔赴四化的时候，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开拓前进的时候！我们的进军可以暂时缺少许多东西，唯独不能缺少信心，不能缺少对领导者的信任。当人们揣着一颗怦怦跳的心，攥着拳头准备一头扎进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业中去的时候，不能不比任何时候都渴望了解自己的领导人，不只是了解他们的品质，而且要了解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胆识、气魄、才学和能力，甚至也包括精力和体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看到真实、具体地，而不是空洞地更不是神化地反映领导者风貌的作品。
一种巨大的社会需要，必然引得一些不安本分的人想入非非，引得某些不自量力的角色“蠢蠢欲动”。于是我们《昆仑》编辑部——一群男女军人几乎全员出动，为获得题材线索、打通关节而奔波。当我和同志们一起四处物色作者的时候，“螳螂摘蝉，黄雀在后”，领导选定了我。一激之下，我也就贸然地接受了。
对于文学，社会需要可真是个好东西。它不但沟通了作者和读者，在此之前，它首先沟通了报告文学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送审者与审查者，沟通了与此有关的许许多多素昧生平的人们。
我们的高级领导机关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们，显然是深深懂得这种需要的。于是我破例地得到了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支持和赞助，于是许多看起来不大可能办到的事情变得可能了。
并没有人拒绝我的“自以为是”的要求。秘书长白石是第一个接受我采访的省委领导同志。他当然很忙，那时省委正在筹备一个大型会议，他将是大会秘书长。写字台上摞满了文件，不到一个小时的谈话，至少被公文和电话打断了三次以上。按照我们双方的愿望，一小时是太短了，但他已经把他的热情支持和最深刻的感受表达出来了。“高扬同志没有老年人的保守、世故和圆滑。”这句话，后来曾千百次在我耳畔重现。
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肖风同志，即作品提到的那位省委秘书行里的“元老”，曾同我仔细探讨高扬同志“最大的持点”和在河北“成功的秘诀”。他调动了建国以来跟随河北省历任第一书记的感受，谈得非常坦诚和深入。他的确是在“研究”，在同我一起构思。我们不只在下班以后的办公室，有时还在马路边的寒风里邂逅的时候，一谈就是半小时。
两位秘书长都曾帮我推敲过作品的初稿。他们对作品的珍惜和希望顺利发表的殷切心情不亚于作者。“无独有偶”，当我离开石家庄以后，两位秘书长又都亲自打电话到北京，仅为了补充一个小小细节，订正一个容易误解的时间概念。
地（市）县委书记们到省里来开会，这使我省去好多跑路的时间，不出招待处大楼即可拜会众多的地方官们。记得那天，我同邯郸市委书记岳岐峰同志谈完话，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回到住室，刚躺下，有人敲门。是市委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岳书记又想起高扬同志一件事，让我看看你睡了没有……”这样晚了，本不该再上楼去打扰他，但如不马上去听，他肯定睡不着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满头花发的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汪钦同志。五O年高扬同志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就在他属下办小报，这种上下级关系，三十年后又意外地重现。他不仅向我提供了有关高扬同志的全套文件资料，连笔记本和记忆仓库中的积累也一古脑儿翻出来，唯恐有所遗漏。那时分社正在进行年终总结，要开各种会，又要写稿（他的“稿必躬亲”精神很有点高扬作风），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我们的谈话只能在会议间隙、外出途中或是深夜之后的深夜进行。有次已经下一点了，他还在读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声音已不由自主地渐渐弱下去……当我过后不得不把录音机喇叭贴在耳朵上整理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巳不在意他讲些什么，只是被他那疲惫的渐缓渐弱的声音感动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他和分社的同志们还为我提供了食宿、用车、联络采访单位等等方便，甚至春节前会餐也没忘记给我留一个席位。他们真正是这篇报告文学的“赞助单位”。
河北各地的负责同志、秘书、工作人员们，工厂、农村、学校以至在旅馆里火车上萍水相逢的人们，一旦得知我的使命，便无一例外地显出非凡的热情，罄其所知，向我提供有关高扬的一切，同时又急切地想从我口里得到他们所不知道的故事。我想这不但证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第一书记的崇敬和拥戴，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心理需要。“要是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象高扬这样就好了！”他们每每这样说。
处在这样一种热情的包围之中，我的创作激情不断地、时不时地膨胀起来，于是，那些有害的怯懦心理就被粗暴地挤到一边去了。
我实际上是被改革的浪头卷到这条船上来。
对于文学艺术，最好的题材往往也就是最难的题材。报告文学尤其如此，因为在文学形式的分工中，它注定是一只破冰船，是一支探险队。因此，在认定的好题材面前，有时是需要一点“傻大胆儿”和“二杆子”精神的。
一月二十四日，离春节还有七天，我暂时放弃了一个刚开头的稿子，匆匆登上火车，去叩河北省委的大门。我不准备回来过春节了。这一切看上去很有点唐吉诃德式的“义无反顾”的味道。回想起来，我当时并未仔细检点自己究竟有什么条件去采写省委第一书记。
说来也偶然，在此之前，我居然没到过河北省的省会。我在省委机关不认识一个人，当然也不认识高扬同志。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当兵，当干事，当编辑，始终生活在“平民”的圈子里。在我的家族和亲属中，卑副团职“文官”已经是“最高阶层”了。就是说，我对高级干部的了解实在不比普通群众多。我的“本钱”，只有编辑部开的一纸介绍信、一摞空白笔记本和一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侥幸心理。
可这究竟是不是“侥幸”呢？
比如，高扬同志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高级干部那样凛然难近。起初，为了同他的第一次交谈，我曾煞费苦心。我先打外围，由远及近，最后才直接采访他。这天下午，我知道他正在大会会场，于是我去找他的老伴王纫兰同志。我同“王大娘”在会议室亲热、随和地唠了两小时家常，之后请求说：“我看看你们的住室好吗？”“好啊，怎么不好！”当她把我领进门时，突然发现高书记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一～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回来了。猝然相见，使得我事先准备好的“开幕词”完全派不上用场，我顿生紧张。然而我立刻就感觉到：他的握手是主动、有力的，他的平和亲切的眼神和坦诚的谈吐使你感到平等和信赖。我坐着，他却时不时地站起来，在地毯上来回走动，打着手势，讲《史记》，讲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和他的艺术见解（因为刚才他正在读一篇报告文学）。显然，他并没有把我视作外人，视作无知小辈，甚至也没把我当作来写他的人。我先前的顾虑和胆怯，真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与他在思想政治水平、知识、阅历等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这是不消说的。但这也迫使我不敢自以为是和想当然。而且因为差距大，索性不自卑了。我并不指望从他口中得到什么关于他的“事迹”，这是不可能也不恰当的。但他并不拒绝我就某些认识问题讨教，或者干脆说“讨论”。谈到整党、改革、建设、学习……他似乎就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完全象同前来请示工作或反映情况的下属于部那样，象同上访的人那样，象同秘书和别的工作人员那样同我交谈。的确不是他谈的都可以写进作品，甚至大部分不能。我却可以从他无论什么题目的谈话中体会他的思路、感情和气质，正是这些感受将帮助我理解他，构成作品的灵魂。
高级干部的思维与普通人很不同吗？采访的感受告诉我：不。高扬同志熟悉普通群众的状况、心理和需要，他与他们的思想感情、待人处事的逻辑是相通的。他喜欢接触下层。我曾窃喜：说不定，由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普通一兵来采访他，反倒使他感到方便、放心和痛快呢。相反，把高级干部看得处处与众不同，写出来便是挺胸腆肚、哼哼哈哈、拿五做六的势派，才是他们所反感和愤怒的。高扬同志赞赏这样的话：革命党人也不是一看见西瓜就想到日本鬼子的脑袋。高级干部、政治家难道就满脑子原则、大道理？他甚至扛比方说：一个农民，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没有更高的理想，就是想日子过好一点。他攒下了地，成了地主，吃穿不愁了，还是干，还舍不得吃。什么道理？习惯。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个“行当”（革命），只要不死，不关起来，他就是这样干。无非想把局面弄好一点，更好一点，没别的。
一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说：高扬同志好象没有什么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这个概括完全准确。他的内心是对世界敞开的，他的灵魂是透明的。除非事关工作机密，他不喜欢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要我们自己是诚实、正直、不怀偏见的，就可以一直走进他的心灵中去。
应该说，首先不是他的作为和业绩，而是他的品格折服了我，使我不由在心里欢呼：这正是我理想中的人物！于是我落笔时手腕没有犹豫，心里没有阴影。我从未感到需要替他夸张或者遮掩什么，只需要照实描画，我运用艺术手段的目的只是为了再现或接近“生活的真实”。这种坦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我的胆气。
材料不敷应用，需要作者搜肠刮肚加以扩充和演化，固然是痛苦的事；面对一大堆生动的素材，件件舍不得丢，“老虎啃天，无从下口”，也是一种痛苦。
从头至尾，我写得最省力也最得意的是六个字：《省委第一书记》。这题目我采访之初就定下了。它不但名副其实，不但有魅力，而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无论怎样写，都是“省委第一书记”。然而这个题目也带来了“威胁”。要写得真象个省委第一书记，“实副其名”也不容易呀。
主人公几十年的经历，丰富、曲折而富有典型性，就此可以透视中国革命的半部历史。我却不能耽迷于他那传奇式的过去，因为读者要看的是今天的省委第一书记。
高级干部的生活轶事向来很有读者，而且不乏教育意义。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细节，好读、好写，又能出性格、出人物。初稿，关于高扬与爱人的离别与重逢，我曾一口气写下一千五百字，写得我眼含泪花，如果顺着气写下去，或许能写一本书。但我回头一笔勾掉了。因为这样的故事，我从别的老干部那里也能找到。换言之，这样写出的固然可以是无愧于称号的共产党员，却不一定是称职的省委第一书记。
党风问题按说是读者所关注的（一般认为，党风=特殊化和走后门）。关于高扬同志如何俭朴、廉洁，如何抵制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故事，我有一大把。但我只想略带几笔，且用意不在于此。因为写这些，不如去采访一位管理科长或仓库保管员，那要容易些。
写一个人、一件事，可以有各种角度和写法，都能自成一统。然而对特定的读者来说，最好的角度只有一个。其它至多只能算“次好”。看来，我势必要做谁都不情愿的“正面强攻”了——时间；高扬同志上任以来的一年零八个月；背景：整个河北省的巨大变迁，内容应涉及到高扬亦即省委这一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是不是要写一本流水帐，一份鉴定表？怎样才能“形散神不散”，怎样才能找到一束“追光”，让读者从宽大、纷乱的舞台上始终看见最有光彩的细节？这是我在构思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别林斯基说过：“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报告文学是紧紧依赖客观真实这个舞台的，但作者“强有力的主观冲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但决定了作者写还是不写，决定了写什么，也制约着怎样写。
“他老了，但还很年轻。”这就是我的“追光”。我要写出一个“实副其名”的省委第一书记形象，实际上竟是只写了这样一句平淡而轻巧的话。这就是我提出和回答的全部问题。全篇七章二十一节，无一不是这一矛盾的展开、深化和延伸。“年轻”，在这里当然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它的内涵是探索、改革、创新、开拓精神，是“现代化的共产党人”所具备的一种宝贵素质。这正是高扬同志的突出特征和他在河北成功的秘密所在。“他老了，但还很年轻”这句话，是高扬同志给我的全部印象酿成的，是我在河北各地采访过程中无数次的惊讶、感叹、兴奋和惭愧所熔铸成的。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早在认识高扬同志之前，我已从改革浪潮中别的领导者身上零星地得到这种印象，并且知道广大群众无不希望事情真是这样。我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朦胧的愿望开始寻找《省委第一书记》，寻找“高扬”的。
因此我相信：这一束“追光”照亮的肯定是读者所期待于第一书记的。读者的心理和题材本身的魅力将弥补我的浅薄和愚钝。于是我下决心舍弃了其它容易出“效果”的材料，沿着这条路一气呵成。
报告文学必须真实。写省委第一书记的报告文学尤其要真实。写高扬同志，则须在前面再加一个“更”字。
前头说过，我同他第一次交谈，是一场关于报告文学的讨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报告文学应该象“史记”那样写。他的意思是：只报告事实；人物的思想感情只能从他的言行中流露出来，而不能象小说那样去刻划他的心理活动和一些本人与别人都不可能提供的“细节”。
我是从心里拥护他的主张的。我正是努力照着这个主张来写的。其它题材、其他人物的报告文学尽可以有种种写法，种种尝试，我认为我这一篇只能这样写。确有束缚，确有局限，但报告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戴着“真实性”的“镣铐”跳舞的艺术。其实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的“镣铐”，大概唯其如此，才成其为艺术。
当然，无论在真实性的要求前面加多少“更”字，都不可能是“绝对真实”，因为任何人复述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将经过大脑不自觉的加工，都不可能“绝对真实”。报告文学作者由于采访条件的局限和理解上的偏差，由于被采访者记忆、表达和倾向性等等的影响，发生错、漏现象是会有的。真实只能是相对的“尽可能”的真实。但作者应有一个尺度，即绝不有意虚构，有意造假。写进作品的，只能是有根有据、在现有条件下认定无误的事实。我把这称为摸着石头过河。
高扬同志一贯反对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卖弄造作、“拿五做六”的文风。这又是我从心里拥护并努力照着去做的。也许由于才气不足，让我花哨些还花不起来呢。我信奉朴素为美的最高规范，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看不出技巧。报告文学作者的任务是把读者领进门，然后尽快闪开，让读者自己去观察他感兴趣的事实。倘能使读者在阅读时根本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那便是作品的理想境界了。
这里绝无妄称“朴素的美”之意，读者看到的可能是粗糙、干瘪和拉杂。但我信奉它，即便永远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就象永远够不到北斗星一样，我还是盯着它走，我相信我是在走向北边去。
怯懦而又斗胆，自卑却又自信。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这样形成的。现在，我仍然处在矛盾心情之中：坦白地说，我希望多听到赞扬而少听到批评。前头罗列的种种担心就是这种卑微心理的反映。但是理智告诉我：你必须多昕批评，因为只有这样，下一次你的担心才会少一点，勇气才会足一些。因此我等待着批评。
——1984年9月于北京